兴安由于地处楚越之交的特殊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是中原汉文化和岭南百越文化的交汇之地。尤其是灵渠修通以后，成了连接中原与岭南的重要纽带，对促进中原与岭南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兴安，这块神奇的土地因而也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古往今来，兴安这块土地上曾发生了无数的重大历史事件，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历史大剧。秦始皇从这里统一岭南，红军在这里转危为安。兴安，堪称“济治之都”和“兴盛之邦，安国之都”。

    盛夏时节，七月流火。第二次从成都来到桂林，我便直奔兴安县。

    界首，是一座古圩，位于广西桂林市兴安县临近全州县的交界处，是桂北水陆交通枢纽、湘江的重要渡口，也是中央红军过湘江时最重要的渡河点。

    三官堂是红军长征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指挥部旧址，为道教供奉天官、地官、水官三位官神的庙，固得名三官堂。它位于兴安县北30里的界首镇街北头，据史料记载，建于1912年，座西朝东，分前后两厅，中有天井，建筑总面积134平方米。

    我到达界首镇时，向居民打听三官堂在哪里。殊不知，男女老少，人尽皆知。摩托车四季载着我驶过横跨于湘江之上的界首大桥到老城区，经过一条窄窄的古街，行数十米即到一幢独立的建筑前，看见铁艺围墙前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碑“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旧址　红军堂”，就是三官堂了。三官堂坐西面东，门前临湘江，距离界首镇湘江渡口不到100米。红军战略转移（后来叫长征）时，两个中央纵队就是从这里通过浮桥渡过湘江的。

    红军中央纵队进驻界首镇后，把总指挥部设在三官堂，彭德怀在这里亲自指挥光华铺阻击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朱德和周恩来都赶到了这里指挥渡江，在这里向全体红军下达了命令，要求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在这个界首通道的两侧坚决阻击住敌人，掩护中央纵队从界首渡口渡过湘江。在11月29日的战斗中，红十团两任团长沈述清和杜宗美相继牺牲。

    解放后，当地群众称三官堂为“红军堂”。现在走进红军堂，仍然能看到大厅正面毛泽东、朱德的头像。在墙壁的周围，整齐的贴有广西几大战役的介绍以及历史图片。

    据长征史料记载，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下旬进抵湘桂边境。这时，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在湘江以东地区（兴安、全州、灌阳一带）布下了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试图将中央红军全歼在此。面对生死存亡的危境，红军将士浴血奋战7昼夜，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分别由兴安县的界首、全州县的大坪、凤凰咀等主要渡江点突破湘江。

    当时，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红军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用血肉之躯抵挡国民党军队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响彻在阵地上空。

    觉山铺，是关系了红军命运的阻击战，湘军突破了觉山铺，一下封锁了渡口，中央红军两千多人血染湘江，红军的尸体飘满了湘江。

    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得耳鼻出血，但是“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然响彻阵地上空。战士是这样，干部也是这样。

    红34师师长陈树湘负伤之后，被敌人活捉，放在当地装小猪崽的猪笼子里。他负伤昏过去了，腹部有一个大口子。敌人为了防止他死去，就用绷带将他紧紧地扎上了。醒来后敌人对他说，如果他能投降，就能得到更高的待遇，更好的生活条件。

    宁愿集体牺牲也不溃散，陈树湘，这位年仅29岁的红军师长扯开包伤的纱布，扯断受伤的肠子，用生命捍卫了胜利的信念和红军首领的尊严。作为后卫中的后卫，陈树湘率领的34师有6000余人全部牺牲，为幸存的3万红军铺就了突破湘江的生路。这是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第一次成建制的覆没。当时红军的条件非常艰苦，他在敌人开出条件之后，却能放弃生命，让我非常震撼……

    当地，当地老百姓用 “一年不喝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祭奠那些年轻的生命。

    湘江边的老百姓不喝江水，而在灌阳新圩的酒海井村民，则不喝井水。1934年，在新圩阻击战结束后，有一百多名来不及撤退的红军伤病员，全部被当地民团填进了酒海井。直到今天，当地老百姓似乎还隐约听见里面的喊声。

    听当地村民说，当时红军被迫撤退以后，这里的伤病员被一起绑来，投进井里。20年前，当地组织群众把井水抽干。抽干后红军战士的遗骨很多，排得满满的。由于百姓的心理作用，好多人觉得到现在晚上还能听到“冲啊、杀啊”的声音。

    其实，酒海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井，而是一个被凿开的溶洞——地下暗河。当时被投入井中的战士，最小的才14、15岁。几乎每一个到酒海井的人，都会对着井口深深地鞠躬，忍不住掉泪。而经常陪同客人前来参观的当地村委会主任蒋济源，每一次都会陪着鞠躬，落泪。不仅仅因为心底的敬佩和感动，更因为直到今天，还有些红军的尸骨还浸在冰冷的地下河里,没有安葬。

    九天的激烈战斗，留下了82年的久远感动。1934年11月25日，红军在广西打响了长征以来最关键、最壮烈、牺牲最大的一仗。红军和5倍于自己的优势之敌血战湘江，在兴安县光华铺、全州县觉山铺和灌阳县新圩的三个阻击战中，红军浴血奋战九天，用鲜血和生命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12月1日，中央纵队胜利渡江，继续西进。

    在兴安县，一直流传有“湘江之战，损失过半”的说法。过湘江之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经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不足3万人。其中，牺牲和失踪3万1千余人，被俘6千余人，殿后的红八军团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军团六师18团和红五军团34师全军覆灭。血的教训，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从界首渡江的领导人有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秦邦宪)、李德、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刘伯承、叶剑英、陈云、董振堂、李卓然、李维汉、邓颖超、康克清等。

    多少年后，当地老人提起那场血战，还心有余悸：“死的人那个多啊，满江都是。几十架飞机不停地轰炸，炸完了就飞得低低的，用机枪扫射，两岸和江中密密的全是人。”湘江之战后，老百姓说，他们在江边掩埋了3天的红军战士尸体，而更多的红军战士尸体则沉没在江底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这是湘江战役之后当地流传的民谣。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中央红军以重大代价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全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

    播下忠诚，收获民心。当时红军冲破三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已经是疲惫之师。觉山铺村的村民们还清楚地记得，红军在寒冷的天气里，还赤脚穿着草鞋，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即使这样，战斗间隙，他们都睡在村口。吃一块红薯，都要坚持付钱。

    在兴安界首镇，铜匠刘发祥至今记得，红军饿着肚子,冒着战火，帮助劳苦大众开仓放粮，分猪肉的事。刘发祥主动为红军当翻译，带路，征集门板，搭建浮桥。在兴安界首镇的红军堂，讲解员介绍这些时特别自豪。

    红军到这里以后，老百姓开始对红军不了解。红军宣传队到这里来演出，贴标语，分各种东西给老百姓。老百姓自愿捐出门板、木料，为红军租船，在湘江边架了三座浮桥，红军从那边过了桥。

    红军用鲜血，用生命，用真诚，竖起了自己仁义之师的大旗。那些离开家乡长眠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被当地百姓当作自己的亲人祭祀着。

    当年的硝烟，如今已弥漫成安详的炊烟；当年湘江一带的战场，如今也成了青青稻田。八十二年的岁月，就这样静静地流淌，红军长征播下的种子，成为一种精神的力量，支撑着这里的未来发展。三个阻击战的所在县（兴安、全州、灌阳）都在规划红色旅游。

    界首镇既有当时湘江战役临时指挥部的界首红军堂界首渡口渡江遗址、光华铺阻击战遗址，还有光华铺红军烈士墓、界首红军烈士墓等红色资源。今天的界首镇是兴安县有名的柑橘大镇，柑桔示范基地带动全镇柑桔种植面积达4.65万亩。其中，以种植柑桔为主的界首镇新田自然村，被广西区政府命名为“广西名桔村”荣誉称号。此外，觉山铺阻击战的山上已经种上了丰水梨，山下的五千亩的特种提子，出口越南和东南亚，在镇里的规划图上，这里将是未来的“南方吐鲁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