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即使在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三线建设”也没有完全停下来，可见这个建设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史无前例的“三线建设”，不仅极大地改善了西部交通条件和工业体系，而且促进了巴蜀城市化进程。据统计，除1964年国家对四川省三线建设投入7.44亿元外，1965～1980年国家累计向四川省三线建设投资达414.03亿元，分别占全国三线建设总投资2052.68亿元、全国同期基本建设总投资5261.76亿元的20.17%和7.87%。（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三线建设》，1991年，第32页。）

    “三线建设”问题的提出及其背景

    “三线建设”是完全根据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开始的。1964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已取得很大成绩，“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已基本克服，而国际形势却异常紧张，这时毛主席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

    “三线”的具体划分大致是这样的：从黑龙江到广西沿海各省、市、区是一线，一线就是前线。西南三省，西北除新疆、内蒙部分地区外大部分地区，湘西、鄂西、豫西山西等地区是三线，中间地带是二线。三线又称“大三线”，这是因为沿海各省在自己的省区内，也划一片地区为“小三线”。可以说，“三线建设”是我国工业建设的重中之重，从两弹一星、航空航天，到常规武器和普通军用物资的生产，无不和三线建设有关。

    “三线建设”的决策依据是：我们仍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要时刻准备打仗，时刻防止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入侵。毛泽东当年曾说过，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好觉，因此，“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就成了鼓舞三线建设工人的一句口号，在三线建设工地上到处可见。

    本来“大跃进”期间，已经在西南和西北开始建设钢铁企业、军工企业，修建铁路，但在调整期间由于资金困难，全部下马了。毛主席首先从恢复这些企业的建设入手，提出了建设二线问题。他在1964年5月就明确指出：攀枝花钢铁厂还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又说：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9月，他又提出批评，说把川黔、滇黔两条铁路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11月，毛主席在听取西南地区钢铁产量增长情况的汇报时又指出：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都搞起来；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毛主席还说，你们再不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还说，没有钱，可以用我的稿费。
 
    三线建设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选址

    三线建设之所以艰难，不仅是因为西部地区缺乏工业交通基础，也因为当时为了备战，刻意追求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选址的原则。

    1964年7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国家计委副主任阮昆时说：工业布局问题，从战争观点看，要设想一、二、三线，不但要摆在平原，也要摆在丘陵地区、山区和后方。工业太集中了，发生战争就不利，分散就比较好。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在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当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

    “两点一线”是川、贵、云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两点指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一线指连贯四川和云南的成昆铁路。邓小平将其形象地比喻为“钟摆式摆动”，即以攀枝花为中心，向北和东形成一个扇面三角区域，攀枝花的钢材运往成都、重庆，六盘水的煤炭运往攀枝花，成都、重庆的机器运往攀枝花、六盘水。1964年11月，邓小平率领李富春，薄一波等亲自赴两点一线考察。　　成昆铁路途经四川西南和云南北部的崇山峻岭，70%的地段地势险恶，地质结构复杂，既有钢铁般坚硬的岩层，也有一炸即坍塌的松软泥石，素称“露天地质博物馆”。干线跨越的大渡河、金沙江等河流两岸分布着高达几百米的悬崖峭壁，人都难以立足。铁路建设条件之艰险恶劣，是中国铁路史上罕见的。全线修建桥梁991座，总延长92.7公里，相当于56座武汉长江大桥；修凿隧道、明洞427座，总延长341公里。桥梁和隧道相加的总长度，竟占全线总长度的39.4%。

    这是世界铁路史上的一个奇迹。因地势险恶，全线有三分之一的车站找不到适宜建站的地方，只好建在桥梁上和隧道里。承建的解放军铁道兵部队，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有关史料记载，全长1100多公里的成昆铁路沿线，共有1000多座烈士坟茔。

    虽然这些选址原则是基于当时特定的环境，但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却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万源一个厂的车间建在远离交通干线的深山溶洞中，一到冬季，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群众感慨道：“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四川（含原重庆在内）新建的400多个三线项目，将近90%远离城市，分散在川东北、川西北、川西南和川南山区的50多个县、450多个点上，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数点，被群众称之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布局。这些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日新月异的尖端科学技术行业，例如电子、航空工业，因为信息闭塞，不能掌握世界新技术潮流，造成技术改造落后。还有的企业选址时没有考虑到本行业的特点，造成实验困难。再比如川东一家潜艇厂建在长江三峡上游，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潜艇不能下水，入海试航要用驳船装载通过三峡急流险滩，运到几千公里之外的东部沿海，十分不便。

    艰难困苦中孕育而成的“三线精神”

    “三线建设”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参加三线建设的工人至少有几百万，他们为共和国的国防工业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献出了青春，献出了子女，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不少人牺牲在那里，还有很多人终老在黄土高原上。没有他们，就没有共和国的今天。

    在历时１７年的大三线建设中，数百万建设者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成我国的战略后方基地。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和价值追求。“祖国江山无限好，襄阳一行豪情增”，“革命友谊深过海，五湖四海奔拢来。

    为了革命同目标，人亲难比阶级爱。”正是当时“三线建设”豪情万丈的真实写照。意义深远的三线建设，是一首气吞山河、感天动地的伟大历史史诗，是一曲改天换地、慷慨激扬的宏伟乐章，对中国西部，乃至全中国都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与三线建设有关的，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词汇，一个是“五湖四海”，一个是“四海为家”。参加三线建设的队伍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来的，他们来自北京、上海、青岛、淄博、哈尔滨、马鞍山、南昌……大部分来自大城市，但是很少听到有人抱怨生活艰苦，支撑他们的有精神方面的信念，也有物质方面的实际考虑。精神方面的有“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哪里需要的哪里去”、“我是一块砖、任党挪来任党搬”等思想和理念，抱着这种信念来的大多是初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老一代实际的考虑更多一些，主要是工资比大城市高、物价比大城市低。这两条对于日日柴米油盐的百姓来说非常重要。

    “四海为家”不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词汇，建筑工人真的是以四海为家，建一个工厂往往需要三到五年时间，他们建完一处就要搬家，有些工种和岗位不停地调来调去，今天在这里，几个月后就不知被派到哪里去了。所以总是居无定所，孩子们的教育因此大受影响，妇女们则不得不把家里家外的事情全部承担起来。小说中的母亲为六个孩子操碎了心，顾了这个顾那个，心中唯独没有自己，工人的母亲哪一个不是这样呢！小说的主题歌《四海为家走天涯》非常形象地道出了三线建设工人的生活状况：
    三月里黄河冰不化，
    高原上搭起脚手架，
    干打垒安下老娘亲，
    建设三线建设我的家。
    ……
    腊月里黄河结冰茬，
    锤子、斧头肩上挎，
    上面派来了新任务，
    四海为家走天涯。

    这是当时三线工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不说小说的情节，单是“干打垒安下老娘亲，建设三线建设我的家”一句歌词，就足以使人潸然泪下。

    除了“让毛主席睡好觉”这样经典的口号，还有一个词叫“干打垒”，这个词对现在的人们来说也是陌生的。干打垒不只是一种简易住房的名称，而是一种精神，三线建设就是靠这种干打垒精神完成的。那时的物质条件十分匮乏，双职工的家庭很少，大部分是一个男人养活一大家子人，几乎家家都有五六个孩子，而一个七级工的工资只有113块钱，(能够达七、八级工的很少)如果取中值按平均四级工计算，一个四级工的工资才六十七八块钱，这六十七八块钱通常要养活六到八口人，平均一个人的生活费不到十块钱。还有不少二级工，只有四十多块钱的工资，也要养活家属和三四个孩子。

    但是工人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就是这种干打垒的精神，这种当家做主的豪情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的美好憧憬支撑着他们，在那些荒凉得寸草不生的山沟沟里建起了一座座现代化工厂。他们得到的比起他们所贡献的可以说九牛一毛、微乎其微。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不管生活有多么艰难，他们始终是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体谅国家的困难，相信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他们相信党，相信国家。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是真的，不像今天有些人那样是假的。他们身上始终充满着一种豪迈的、十分大气的精神，就连到市场上买菜都很少斤斤计较地去和人讲价钱，讲得太苛刻了怕伤人家卖菜的，也嫌丢人。这种精神也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主体格调。

    广元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在4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为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建功立业,创造了历史的辉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艰苦创业、敢打硬拼,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爱国奉献、不怕牺牲的“三线文化”。

    在华蓥山区，“三线”军工企业的工人发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国际主义、国家利益至上、创新自强、奋力争先的军工精神，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辛劳汗水，创造了“当年设计施工、当年竣工投产、当年出精密产品”的建厂奇迹；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激光观测技术产品—航天观测仪、弹道相机、激光观测瞄准仪（器）和天象仪等高科技产品；生产出了照相机、农用车、运动气枪弹等民用产品。他们用刚强的军工精神不懈奋斗，战胜了一次又一次困难，谱写了华蓥山工业文明的不朽赞歌。彭德怀、李井泉等老一辈革命家亲临华蓥三线企业视察，李先念、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为三线建设题词勉励。

    特别是当年华光人在建设中表现出来的革命加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艰难险阻,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精神，为华蓥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华蓥人树立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战胜艰难险阻，争先创优，不断创造新业绩,做出新贡献。华蓥山军工人创造的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核心竞争力为着力点，以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为核心，以领导率先垂范和职工广泛参与建设为目标的工业文明价值体系，更为华蓥人发展工业提供了精神力量。

    “三线建设”改善巴蜀落后交通状况

    “三线”建设是战备时期的“西部大开发”，也是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

     1964～1980年，中央政府集全国之力在内地11个省区进行了一场以备战为目标、以国防科技工业为核心、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三线建设。

    早在1964年6月，中央就已经在四川省展开了规模庞大的省级三线建设。四川省由此成为全国三线建设的核心和经济建设的重点。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从1965年初起，四川省三线建设的大部分项目主要沿成渝、宝成、川黔、成昆等铁路干线和长江、嘉陵江、渠江两岸展开布点。

    “三线建设”并没有白搞，几百万工人的血汗没有白流，三线建设使巴蜀地区的工业体系基本形成了规模，特别是为我国的国防军事工业做出重大贡献。当年，专门为三线单位建起的铁路、公路、桥梁、隧道、电网等等基础设施，也使三线地区变得更加适合于建工厂，改善了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以后解决东西部发展差异，进行西部大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六十年代中期，华蓥山被西南建设委员会选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先后在今天的华蓥市禄市镇、天池镇、双河街道和高兴镇、观音溪镇、庆华镇分别建起了红光仪器厂、华光仪器厂、明光仪器厂、兴光机械厂、金光仪器厂、江华机器厂等9个以“光”字命名的“三线”军工企业，华蓥山区因此成为川东工业基地。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这些工厂形成了从基础加工到精密光学仪器配套成龙的生产格局，多种工艺水平和加工手段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部分产品质量达到或超过当时国际同行业水平。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加之华蓥当时的交通和信息不畅，驻华蓥山市的军工企业除兴光机械厂于1991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郫县境内外，其于8个军工企业分别于1997～2002年先后外迁到南充、成都和重庆市境内。

    重庆作为地处西南重镇，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城市。1964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小组。同年10月，规划小组编制出《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该《规划》提出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有200多个，仅重庆地区的投资即达42亿元。1965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任主任，下设朱光、鲁大东等组成的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负责指挥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

    随后，沿海大批企事业单位开始内迁。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到1966年，涉及中央15个部的企事业单位从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等12个省市内迁到重庆，内迁职工达43488人。10余年间，来自全国各地的16万人参加过重庆的“三线”建设，其中技术人员达13000人。

    田学良，曾任原重庆铸钢厂厂长。为支援“三线”建设，他与大山为伍30春秋。他曾对媒体记者说，历时10余年的“三线”建设，对重庆的工业经济、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较大程度上加快了重庆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当年的大规模建设改善了西部的工业、交通和科技基础状况，今天中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别将更加悬殊，西部大开发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和困难。”

    他进而分析称，“三线”建设还大大改善了重庆的交通状况，使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水陆交通枢纽。便利的交通还带动了沿线经济和小城镇的发展，使重庆初步形成了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的城镇体系，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线建设”加速促进川渝两地城镇化进程

    “三线建设”在四川省的全力推进下，不仅使我省城市借此跃入国家工业化的主流进程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使城市体系得以重塑。重工业城市快速崛起，成为全省城市现代化的显著特征。这一城市新体系，既对国防安全和国家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又对四川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

    1958年通车的四川第一条出川要道宝成铁路，背倚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远离东部沿海，铁路沿线有广元、江油、绵阳、德阳、成都等城市，使得宝成铁路沿线成为三线建设布局的重点地区。从二五期间的1958年开始建设的涪江机器厂、涪江有限电厂、长虹机器厂、华丰无线电器材厂初步奠定了绵阳电子工业基础。

    从1964年毛泽东提出“靠山、分散、隐蔽布点”的大三线建设开始，绵阳专区陆续布局了以西南重机厂（二重，德阳）、东方电机厂（德阳）、东方汽轮机厂（绵竹）、长城钢厂（江油）、朝阳机械厂（绵阳）、西南金属制品厂（江油，后改制为国营857厂，已破产）为主的重型工业企业，以081基地（广元）、东方绝缘材料厂（绵阳）为主的电子工业企业，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梓潼、剑阁、绵阳）、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绵阳）、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安县）、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江油）、西南自动化研究所（绵阳）为主的国防科研院所，以3536厂（射洪，现迁绵阳）、江油发电厂（江油）、东河印刷公司（旺苍，后迁成都为成都印钞厂）为主的后勤服务工业企业。奠定了绵阳、德阳、广元三地的工业基础和工业体系。

    由于许多工程迅速开建，三线建设人口增势很猛。据绵阳专区“支重办”统计，至1965年6月末全区就新增6万多人,1966年则达15万多人,以后随新建项目陆续开工和施工规模逐步扩大，逐年又有所增加，加大了城镇蔬菜副食品供应的压力。全区迅即开始扩大蔬菜种植面积，1965年安排蔬菜种植计划8000多亩,比原规划净增5000亩，增播1.5倍。同时在绵阳、德阳等八县建立专业蔬菜队68个。1966年和1967年实播面积又逐年大幅增加，分别达到1.5万亩和2.15万亩，才基本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这些措施对于稳定“三线”建设队伍,保障工程建设进展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绵阳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建设者们的共同努力，“三线建设”开局顺利。机用雷达厂、航空无线电仪表厂在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困难情况下，改由国家自行建设，终于1965年竣工投产，涪江有线电厂也于1966年5月建成。绵阳跃进路上的四个大型国防电子工业企业初建任务顺利完成。1966年末,广元0821系统的华昌机械厂和德阳东方电机厂初步建成投产,长城钢厂、西南重机厂等部分项目也开始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长钢部分车间开始小批量生产。与此同时，一批物理、化学、电子、磁学、气动力等多学科高中级科研设计机构陆续内迁绵阳。1965年5月，中央批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绵阳建设科研基地，分布在安县、梓潼、剑阁共有15个项目；这年冬，四机部十一设计院内迁绵阳。稍后，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喷气发动机研究所（现名“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商业部四川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等研究设计机构先后在绵阳开始建设；1965年中央在部署三线建设时，北京清华大学也计划内迁绵阳，并在绵阳城郊开始建设，到70年代初改建分校。这批研究设计机构在绵阳的建立，使绵阳成为了全国重要的高科技研究基地。

    “三线建设”是中国国防工业和经济建设布局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防能力，并推进了内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时，“三线建设”也是中国城市现代化布局、结构与功能的一次全局性重构。

    国家一方面在非城市地区投入巨资集中兴建了全国最大三线新城——渡口（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是全国最大的三线建设项目，因之而生的渡口市是全国最大的新建三线城市。相关资料显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从1964~1985年，国家共投资35.27亿元（含技术改造投资6.72亿元），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4.92亿元（其中，仅攀枝花钢铁公司同期国家投资达17.55亿元）。据估计，从1964~1980年，国家对渡口市的总投资达26亿元，占全国三线建设总投资的1.21%以上。”与此同时，“工业基地建设推动了渡口城市的迅猛发展，1978年，渡口由1964年的山区发展成为33.4万人的新兴中等城市。”；另一方面，为保证依托于既有城市、城镇布点的项目尽快投产，国家还对项目布点较多的城市、城镇作了一定程度的改扩建，不仅促进了重庆、成都两个大型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而且迅速建成了10余个新兴城市。

    三线建设对于重庆、成都两大综合性工业城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重庆已经形成了冶金、机械、化工、纺织、食品五大支柱产业和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其中，国防工业、机械工业以及工业合理布局都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78年，重庆市的工业总产值达62.16亿元，占四川全省的28%”。与此同时，三线建设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成都的性质和发展方向，1956年国务院规划成都为精密仪器、机械制造及轻工业城市，但因三线建设的启动，成都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科学文化中心，以机械、冶金、电子、化工、纺织、食品为主导产业的重工业占主体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成都市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至41.19亿元，已经占到全省的18.3%”。

    在核心城市迅速发展的同时，三线建设还为四川省其他城市及城镇的建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工业基础，工业项目所在的城镇均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64～1980年，新设渡口、绵阳、乐山、西昌、达县5个建制市，全国同期新设56个建制市，四川省约占全国的9%；全国城市总数由167个增加到223个，增长33.5%，年均增长率约2个百分点。其中，全省城市总数由8个增加到13个，增长62.5%，年均增长率近4个百分点，约为全国年均增长率的2倍。此外，德阳、江油、广元、峨眉、雅安、遂宁、华蓥、涪陵等8个城市，虽然分别在1983年、1988年、1985年、1988年、1983年、1985年、1985年、1983年才建市，但从客观上讲，这些城镇在1980年底前已经初步达到建市的基本条件。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上述城镇建市工作推迟到1985年前后才得以完成。例如，全国三线重镇德阳的建市，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于1975年、1978年两次实地调研后，就提出了“要尽快建立省辖市”的建议。同期，在三线建设“大分散”布局的推动下，全省60余个城镇也获得较大规模的改造，城镇规模迅速扩大。到1986年末，四川省建制镇达687个，其中人口5万以上的镇30余个，另有未设镇的工业点60余个，城镇平均密度高于全国，成都平原已成为全国5大城镇集聚群之一。

    由此足见，三线建设对作为四川省城市发展基础的工业城镇完成了一次再造。四川省在三线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工业门类在省内各地区的综合性或专业化配置，不但培育出重庆、成都两个处于核心位置的大型、综合性工业城市和一大批配套的专业化的重要工业市镇，而且通过城市、城镇之间的分工协作、相互联系和共同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兴工业城市群体。

    “三线建设”使巴渝城市群发挥重要战略作用

    在三线建设中，全国工业总投资的1/8注入四川省，迅速将四川省培育成中国内地完整而重要的新兴工业基地。从工业门类来看，全国38个主要工业部门四川省均完整配套建设，全国主要工业行业约有160个，四川省有95%。到1976年底，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已达211.08亿元，仅次于辽宁，居全国第二位。通过三线建设，四川省工业生产能力获得飞跃式增长，1979年与1964年相比，钢产量由占全国总产量的4.7%上升到8.5%，成品钢材产量由5.3%上升到7.6%，原煤由4.7%上升到6%，发电量由4.1%上升到5.5%，天然气和化肥产量居全国第一。四川省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电站成套设备及冶金、建材生产基地之一、四大航空与电子工业及化学工业基地之一和五大航天、钢铁及船舶制造基地之一。1980年，四川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22亿元，名列全国第一。

    与此同时，基于四川省三线城市工业建设首要目的是“面向打仗、面向全国、面向基本建设”，催生出四川省各城市的基本功能即外向型功能极为突出的新特点，再加之各城市兴建的不同工业部门均配置着国内最先进的人才、技术、设备及制度等，而成为这一时期全国城市现代化的“示范中心”，推动着巴蜀城市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对此，经济学家林凌曾在深入研究后指出，四川省三线建设所带动的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水平跨越了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