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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探源 |
2011-03-02 16:1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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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东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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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扣人心弦的《春天的故事》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唱出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声。一位世纪老人、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用近百年的奋斗与探索，终于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条改革开放、强国富民的道路。回眸往事，历史之所以选择邓小平为当代中国人民意志和集体智慧的杰出代表，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行动指南，是与他独具特色的抗日根据地时期历史建树密切相关、一脉相承的。光辉的抗战历史雄辩地证明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发轫在抗日根据地时期号称“红色特区”的太行山上。
重视经济建设 打开太行山严峻局面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年，日军把进攻的目标集中转向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且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施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严峻的敌情加上了严重的旱灾，使得太行抗日根据地军需民用出现了严重的困难。面对险恶的形势，当时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和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的邓小平审时度势，及时依据当时的形势果断地提出应变方针。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黎城高干会议，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发展生产是坚持根据地的重要保障”的重要论断。翌年3月，他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委托，相继在一系列会议上提出注重经济建设的主张。这些观点形成了新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努力经济建设，增加边区财富》的施政纲领。根据这一努力目标，抗日当年边区政府规定：“一切抗日人民，不分党派阶层，均有营业、营利、从事工农业生产之自由;奖励私人企业，发展农村生产合作事业;欢迎海内外人士和敌占区同胞投资于边区生产事业，政府保障安全，并提供帮助”。这些观点，正是今天邓小平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思想的最早胚胎和雏形。
邓小平在他的光辉著作《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就曾精辟地指出：“敌后的经济建设和尖锐程度，绝不减于军事战线”。在日军疯狂的“扫荡”、“蚕食”和“清剿”面前，如果不加强经济建设，“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可设想的”。他还明确指出：“发展生产时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日军封锁、建设根据地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邓小平在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时期，就对经济工作给予了特别重视。特别是“发展生产是坚持根据地的重要保障”、“敌后的经济建设的尖锐程度，绝不减于军事战线”等历史论断，均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建设与整个抗日根据地发展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提出的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思想，便寻找到了它的历史源头。
主持制定《滕杨方案》 促进商品经济迅猛发展
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杨立三和滕代远等2位总部首长着手制定了著名的《滕杨方案》。在这一纲领性文献里面讲到：“把共产主义的远景当作现实的实际，把共产党骨干的思想观点当作群众的意识，认为以劳动所得而积蓄起来的是经济主义、金钱观点;或名之曰：‘富民思想’、发财观念”等等。针对上述倾向，邓小平早在1940年的黎城会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商人、富农经济都可让其发展，而且都要奖励。”后来又在1944年12月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上指出：“要把扶助贫困，奖励富农在反对封建剥削上结合起来，目的是要使贫的变富，富得更富，通过富民政策促进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经济富民思想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时期就已经萌生了。
与此同时，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邓小平坚持执行照顾个人利益、实行公私两利的原则。在1943年9月129师和边区大生产动员大会上，邓小平强调在大生产中要赏罚分明，建立触及个人利益的赏罚制度，提出要给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至200元的奖金。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导思想，八路军前方总部制定了具体的《滕杨方案》，鼓励根据地军民按劳动贡献分成和私人积蓄。通过公私两利的《滕杨方案》的实施，太行根据地大生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而且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解决了抗日根据地的军需民用，而且军队民众也在勤劳中有了自己的积蓄。这样，大大促进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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