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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友人与八路军抗战 |
2011-03-02 15:0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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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东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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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2月30日，延安各界召开追悼柯棣华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挽联：“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战，在延安、华北工作5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不忘记的。”周恩来同志为柯棣华的逝世，给柯棣华在印度的亲属写了信，高度赞扬了他永不磨灭的崇高精神。朱德总司令在会上致悼词并宣读祭文，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柯棣华大夫》一文。文中说：“柯棣华大夫不避艰险，坚持在中国战争最剧烈最残酷的敌后，执行印度人民的委托，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是印度民族精神的伟大表现，是值得一切反法西斯人民、一切殖民地半殖民人民珍重与发扬的。”稍后，朱总司令为柯棣华陵墓题词：“生长在恒河之滨，战斗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德国医生汉斯·库尔特·米勒从1939年来到驻山西武乡王家峪的八路军总部，一直到总部医院迁往麻田等地，在太行抗日前线工作战斗了5个年头，多次受到彭德怀、左权和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领导人的表彰。特别是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他从正太路突击战开始，在榆(社)辽(县)线拔据点，一直在炮楼下、火网中抢救八路军伤员，后来还穿越白晋封锁线到太岳区进行战地医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战斗在中国卫生战线上，曾担任北京医学院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还有一支曾在晋东南活动过的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疗队，是1939年从欧洲出发，绕道非洲、南亚、后经香港，由宋庆龄同志介绍，来到晋东南决死三纵队的。医疗队长是江晴恩，成员有捷克著名外科大夫费里德利赫·基希、奥地利医生杜汉和德国的派赫尔。1939年10月，他们到达西安，因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无法直接去延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子健等同志的建议下，这支医疗队决定通过统战关系，利用牺盟会和决死队在山西打开的抗日新局面，转到晋东南决死三纵队。在当时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医生，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和司令戎子和等领导十分高兴。医疗队的朋友们，为了方便医护工作，不分昼夜地学习汉语和中国医护习惯，很快投入了救护决死队指战员的工作。后来，他们又回到重庆，经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等人介绍，又分头奔赴贵州、安徽、江苏、山东等地，为中国抗战做战地服务工作去了。
此外，抗日当年还有战斗在革命圣地延安的苏联医生阿洛夫、朝鲜医生方禹镛，以及华北根据地的美国医生海德姆、加拿大医生包立德、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和傅莱等，他们同样为救治八路军伤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声援华北抗战奔走呼号
抗战初期，最拥护和支持八路军的外国记者，要数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了。她于1928年底踏上中国土地，与鲁迅和宋庆龄等革命活动家交往甚密。早在1933年，她就写成了第一本宣传中国的书——《今日中国特写：中国人民的命运》，向全世界披露了旧中国的黑暗统治和被压迫人民的斑斑血泪。紧接着她又根据从苏区来的同志们的口述，和中共地下工作者提供的各种资料，在1934年又写成了第二本宣传中国革命的书——《中国红军在前进》，把中国红军的英勇战斗和中国苏区的实况介绍给了全世界人民，引起了各国正义社团对中国共产党的声援和支持。1937年抗战开始，正在采写《朱德传》的史沫特莱，一听到朱总司令要率领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去，就去问毛主席她是留在延安继续写朱德传记呢，还是到前线去写有关战争的报道。毛主席当即回答说：“这次战争比过去历史更为重要。”因此，她就决定到前线去。这年8月她离开延安，辗转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在10月23日到达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五台县南茹村。
当总部由五台南下经过盂县、寿阳闯过正太封锁线，又横穿昔阳、和顺、榆社、武乡、沁县，由太行腹地进到太岳区的沁源县，大都绕着山沟小道走，有时连马都不能骑。可是史沫特莱除进一步深访朱德之外，还要代作随军记者，把朱德沿途活动详细记录下来。1937年11月17日这天，在倾盆大雨中，八路军总部机关人员进了沁源城。朱总司令不顾旅途的疲劳，趁民众观看八路军之机，立刻站在一座古老的庙宇前，对手持大刀长矛的游击队员和在街头宣传的救亡工作者讲演。史沫特莱还未放下身上背的行李，马上掏出笔记本，绘声绘色地记下了朱德这段生动事迹：
“我从来没有见过朱德象今天这样讲话，也许他是被群众欢迎他的旗帜、口号和那种全神贯注的谛听所感动。他的声音、讲话的姿态，都表现出对人民浓厚的爱。他的话是发自内心的。群众面向着他，眼睛注视着他，不放过他说的每一个字。……这样事也经常引起我的回忆，但我无法用文字去描述。文字还不够美好，不够细致，不够微妙。这样的情景只有亲眼看见，亲自感受，才能够理解。这时，雨水还飘泼在朱德脸上呢。”
史沫特莱在总部住了近3个月。用日记体的报告文学写成了一本书《中国在回击》，副标题为《一个美国妇女和八路军在一起》。这本书于1938年在美国出版后，同她30年代初在中国写的《红色的中国》一书一样，在国际上影响颇大。武汉沦陷后，她经过长沙、南昌等地去参加新四军的战地医疗工作。1940年受周恩来同志邀请又到了重庆。1941年9月因病回美国治疗。回国后她把在中国12年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中国的战歌》，于1943年在美国出版，还孜孜不倦地写出了《伟大的道路》这部朱德传记。史沫特莱女士，从1928年踏上中国的土地，到19950年5月不幸逝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发展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史沫特莱一样是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她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早在1927年，当大革命的风暴席卷长江流域，她就从上海第一次来到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采访，深入湖南农村，对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调查。她写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这本书，就是向国内外宣传和歌颂武汉与湖南的革命运动的。1937年底，当斯特朗由意大利转道进入中国，第二次来到武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在这里蓬勃兴起。她来到这里，就和史沫特莱一起，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她们以实际行动寻求国际援助，为支持中国抗战奔走呼号。1938年1月2日，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一起参加了中国妇女团体联合会召开的国际妇女茶话会。她以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批评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片面抗战，面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的正确主张大加赞扬。同年1月25日斯特朗又应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在广播电台以《马德里是怎样保卫的?》为题，发表了慷慨激昂而富有战斗性的演说，鼓动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日寇的疯狂进犯。也就是在这期间，斯特朗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到华北敌后八路军那里采访的要求。不久，在八路军办事处的精心安排下，她乘坐阎锡山回山西的专车，从武汉到了山西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和彭德怀、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并深入到战士和农民中间去体验战地生活。正象她后来回忆的那样，她看到了“那里的共产党军队在朱德总司令领导之下，已经在实行现在所说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们正在取胜。共产党使农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士兵，他们从不奸淫抢劫，而尊敬农民，帮助农民收割庄稼，而且教育农民，使农民相信自己的力量，教他们怎样进行战争以取得胜利。”斯特朗从华北前线返回武汉之后，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生动流畅的文字，接连不断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华北军民进行的伟大抗日游击战争。后来她辑成《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大大地声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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