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石榴根水?”我很惊奇，煎石榴根水是当地群众用来治绦虫病的偏方，他怎么会知道?

　　“是我刚刚学到的、我还知道十几种偏方呢!”他语气里带着几分自豪。

　　石榴根水还没有发挥效力，柯棣华同志却要上前线了，1940 年9 月中旬，交通破击战(以后称百团大战)第2 阶段战斗开始打响了。柯棣华和巴苏华坚决要求到前边去。我不同意柯棣华去，理由很充足：不是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而是因为他是个绦虫病患者。他不听，一连几天缠着我，不急不慢，慢条斯理地说服我。有一回，他还端杯水放在我面前：“我还没参加过大战斗呢，不到前线去，还能算是八路军军医吗?" “白求恩怎么说来?医生要到前线去，要和伤员在一起。我们不是用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吗?我们得象他那样工作呀!”我“粘”他不过，只好有条件地同意了。这条件是：不直接参加火线救护，不能连续工作10 小时以上。又交代随去的同志注意他的工作不要过于劳累，尤其要注意关照他的疾病的治疗。临行前我去送他，义把这些话强调了一遍，他向我挤挤眼笑了，我隐约感到，他也并不如我原来想象那样“随和”。

　　柯棣华和巴苏华被分别派到3 军分区和4 军分区工作。临行前，他俩提出挑战，看谁治疗伤员又快又好并节约医药材料.10 月中旬，他们回来了。我发现柯棣华黝黑的脸膛透出了黄色，眼窝更深了。随去的同志告诉我，柯棣华在前线工作了13 天，共接受了800 余名伤员，为其中585 人施行了手术。似乎在他脑子里不存在什么苦和累，也不存在什么危险，只有千方百计抢救伤员。有一次，他连续3 天3 夜不离开工作岗位。我埋怨随去的同志，怎么让他这样干!这同志委屈地说：“你试试看，他那辈劲，你能说服得了吗?”我转身想问柯棣华，可是这个在前线是那样勇敢倔强的人却偷偷溜走了。我这才感到，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并不正确.他也和白求恩一样地翠。不同的是，白求恩不同意你的意见时大声争吵，而柯棣华是笑嘻嘻地把他的意见变成你的。

　　(二)

　　还是柯棣华和巴苏华在前线时，我就接到军区转来一封毛主席给他们的电报，要他俩立即取道延安回印度。待他们回来时，我把电报交给他们，柯棣华很惊讶，怀疑电文译错了，一再说：“这是为什么呀?战斗正在进行而要离开，我不能理解。”巴苏华比他冷静，分析是印度方面来电报催他们，他们出国已两年多，超过了原定l 年的期限。我建议他和巴苏华讨论讨论，尽快上路，抢在敌人采取新的战役行动之前。

　　没过多会儿，他俩又来了，说讨论有了结果：由巴苏华返回延安弄清情况.柯棣华则留下来在学校或医院工作，因为这里需要医生。我感到为难，毛主席要他俩一起回去，我怎好改变?柯棣华见我面呈难色，主动说：“我留下的原因由巴苏华向毛主席解释吧，我是自愿的。”巴苏华瞥了他一眼说：“我走可不是自愿的。”我又何尝不希望他俩全留下!我们不仅十分需要他们这样，敌人变本加厉地把策反、暗杀等各种手段都对八路军用上了为了巩固晋察冀杭日根据地，各部队和地方政府一起联合召开军民誓师大会，决心同日伪军和顽军斗争到底。在自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驻地张各庄召开的大会上，柯棣华庄严地走上讲台，用中文宣誓，同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迎接最险峻的局势接着，他和大家一起唱起他最喜爱的《义勇军进行曲》。悲愤激昂的誓词和歌声，把这个来自异国的年轻大夫的感情，同中国抗日军民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一位同志为会场同仇敌汽的气氛所感动，歌声未停就喊起口号来：“中印人民团结万岁!" “打败日本法西斯!”这时，我见柯棣华两眼含着泪水，双手微微颤抖，他太激动了，也就是在这一天，柯棣华正式参加了了又路军。

　　散会后，我俩相对而坐，他的感情还不能平静。我点起一支烟，又给他倒了一杯水。这样过了一会儿，他才冷静下来，告诉我：他在中国的时间越长，越发现中印两国在历史上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也渐渐理解为什么在支持中国这件事上，印度各党派、各阶层是那样的一致所以每逢听到中印团结的口号，便无法控制白己的感情。他说：“在我离开家乡时，父亲曾对我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他不希望看到一个在中国一事无成的儿子;另一句是只要印度和中国团结起来，就没有人可以在亚洲任意摆布人民的命运。后一句不仅是父亲个人的意思，这是印度人民的声音，在每次欢送我们的会议上，我都听到过类似的话。”

　　听柯棣华发自肺腑的一席话，我对他、对他的父亲、对印度这个伟大民族，肃然起敬。我望着身材并不魁伟的柯棣华，仿佛觉得他正把中印两国人民的苦难一并担在自己的肩上，虽然吃力，却照直前去，一步不停。

　　(三)

　　1 941 年11 月，柯棣华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

　　我和政委几经踌躇，才提名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我们完全相信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赤诚以及他的领导能力，只是在这个斗争最严酷的时候要他担任院长，是不是难为了他，同时也担心他不肯接受任命。在他留校工作的

　　最初一段日子里，他曾经交给我一份改善手术室的设想，我认为不错，即交代厌院照办。几天后，他又提出改变外科换药太勤的建议，认为每天换不利于创口愈合他建议我向伤员讲清这个道理。我请他讲，因为伤员信任他。就在这次，我对他说：“老柯(他年长我4 岁，我这样称呼他)，我看你能当院长啦!”我是有意放一只测试气球，他脸红了，说我开他的玩笑我隐约感到他对做行政工作很少兴趣。

　　几经踌躇和讨论，最后还是报经军区领导批准由柯棣华担任院长出乎我的意料，他没有拒绝.只是问了一句：“我行吗?”我说：“你行，聂司令员希望你成为第2 个白求恩。”他“哦”了一声，陷人沉思。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显然，聂司令员的希望使他受到启发.柯棣华收集起白求恩的全部遗文，还再三要我介绍和白求恩一起工作的感受。他钦佩白求恩的科学态度。一次，他指着白求恩的最后一篇著作《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对我说：“这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好就好在把西方现代医学手段运用到中国的战争实际。”

　　没想到素来文弱的柯棣华竟有偌大魄力!上任之初，他便领导制定了不少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象伤病员班排组织、领导干部轮流查房、医生护士每周一次工作汇报会等等。他言必行、行必果，雷厉风行。在一次征求意见的会上，有位同志提出在平时就应该组成战地救护医疗组，以便适应战时需要。散会后，柯棣华立即召集医院领导开会，决定采纳这条意见并付诸实施，他自己也担任了一个救护组的负责人，在他领导下，医院工作迅速改善。来医院参观的一位英国教授感慨地写道：‘在如此之艰难的环境中能创造出第一流的成就，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柯棣华的回答是：“只要我们争取进步，我们就能进步!"

　　为英国教授所赞扬的第一流成就当然不只是医疗工作。在当时的环境里，作为一个医院院长，远远不能只潜心于医学，使柯棣华犯难的事多着呢。上山砍柴，到平原区去背粮，他得过问，以至亲自参加。他的身体不好，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他参加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但都被他一次又一次地笑着拒绝了。有一次，我们奉命去背粮，来回要走40 多公里山路，还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我告诉柯棣华不要参加。谁想临出发时发现他也在队列里，手中还握着l 条做粮袋用的裤子。我请他出列，他不听;我提醒他执行命令，他倒笑嘻嘻地反问我：“我们不是奉命背粮吗，”队列前我不便多说，只好由他。待返回时过了封锁线，他不顾自己身体还带着病.又别出心裁，要和高他一头的奥地利籍教员傅莱搞“马拉松”竞赛。没等我制止，他抢先跑起来.这下子运粮队活跃了，你追我赶，个个身上象带了风。尽管我佩服他这种顽强的毅力，但回到驻地，我还是不客气地批评了他。他不以为然：‘这有什么错?”几天后他见我还提此事，便诚恳地向我解释说：“我本来打算和战士们一样背背包、吃小米、爬山行军，只是因为健康状况不能如愿，但我愿意过集体生活，不愿有任何特殊。否则，我怎么能理直气壮地说，我这个院长不是挂名的?”听了他这番剖白，我仿佛看到了他那热爱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赤诚之心。除了感动和敬佩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在柯棣华担任院长期间，发生过这么一件事：1941 年冬，战士任远在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时，左脚腕受伤，因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伤口感染，整条腿不能动弹了。医生们为他作了检查，认为如不将膝部以下锯掉，可能会引起大腿糜烂，决定次日给他动手术。次日早晨，柯棣华带医疗队来到这个部队。他仔细地为任远作了检查，井果断地决定“要保住这条腿”，要求由他亲自负责。他每天3 次为任远洗伤换药。上药时他极其细心、耐心，每换次都要花费很长时间。风雨无阻，从没间断。l 个月过去了，任远的腿奇迹般地治好了。4D 多年后，任远怀着思念亲人的深情说：“我真没有想到人间还有这样的神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