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揭秘世界上最大的细菌战

    馆陶县城向北5公里的卫河岸边，有一个村庄叫社里堡村。汉明帝封其妹刘红福为馆陶公主，公主在此修筑黄花台以示纪念。明代迁民定居，始称黄花台村，曾称黄花头。因为台筑卫河滩上，汛期不能居住，所以迁到卫河堤外，重建家园，取设立堡垒之意，起名社里堡村。有谁知，1943年日寇在堡垒旁，制造一场惨绝人寰的细菌战争。

    赤地千里，饿蝗遮天。暴雨倾泻，卫河哀怨。1943年8月连续7天7夜大雨。8月29日驻南馆陶（今馆陶县城）据点第四十四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福田武志率小队长岩田和夫等30人，由驻地南馆陶出发，抵达南馆陶以北社里堡村，将卫河北（西）堤决开4米长的口子，洪水淹没了南馆陶方向长16公里、宽4公里的地方，有48800多名老百姓罹病，其中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4500多人。随后，日军又先后在县城附近的小焦家庄卫河西岸、临清县尖冢镇附近的卫河北堤等处掘堤。同时，也在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河流决堤放水。决堤后，日寇向卫河及鲁西、冀南各县，撒放了大量的霍乱菌。采用飞机撒陶罐的方式，陶罐炸开之后，就出来老鼠，老鼠身上带着跳蚤，跳蚤身上带着霍乱菌。汹涌的河水裹夹着霍乱菌，大水冲到哪里死亡就带到哪里。为了最大程度地传播霍乱菌，日军又乘机开展了霍乱作战的第二步，对疫区进行“讨伐”。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追逐感染的老百姓四处逃亡。老百姓跑到哪儿，霍乱就到哪儿。至此霍乱在冀南、鲁西地区大面积爆发。1943年这场大灾难，共造成馆陶、冠县、邱县、大名、广平、曲周、永年、临西、威县、清河、临清、聊城、武城等等24个县的42.76万中国平民死亡。社里堡村村民井富贵回忆起当年全家8口死了5人，全村在半个月里因霍乱病死了近200人。据不完全统计，馆陶县因霍乱直接死亡10329人。

    然而，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绝大多数人当时并不知道，霍乱竟是日军实施的一场细菌战。史志揭秘，原来，这次细菌战以沿卫河馆陶(即现馆陶县)、临清为中心，作战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日本昭和十八年），简称“十八秋”细菌战。为掩人耳目，侵华日军将“十八秋”细菌战对外宣称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部队一律称代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参战的日军有两大类:一类是近万人的细菌战部队,主要任务是散发细菌；另一类是3万多人的扫荡部队，主要是残杀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人员,驱逐细菌疫区的人员为躲兵乱而外逃，以迅速扩大疫区。整个战役动用了日伪军、空军部队近4万人。

    据统计，日军在侵华期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细菌战。1939年，中苏蒙边境的诺门罕细菌战，导致1300多人死亡；1940年发生在浙江的鼠疫战，造成约10万人死亡；1940年，发生在湖南常德的鼠疫战，有名姓的共死亡7643人；1942年发生在内蒙临河，五原鼠疫战，586人；1943年，山东、河北卫河流域“霍乱作战”42.76万人死亡。据日俘交待“十八秋”细菌战是五次侵华细菌战中规模最大，造成国人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细菌战，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南京大屠杀。　　

    2015年5月16日，第三次“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省常德市湖南文理学院拉开序幕。4月29日常德东方红博物馆“细菌战”实物展首次亮相。2012年9月17日,鲁西细菌战陈列馆在临清市刘垓子镇开馆。其他细菌战发生地都建起了有关构筑物。2007年11月在教授徐畅倡导下，山东大学鲁西细菌战调查协会成立。最早揭秘细菌战的山东省临沂文史学者崔维志、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王选（荣获2002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女士曾先后来馆陶县调研，我曾陪同调查。他们使得尘封半个世纪的真相大白天下，还在以民间的微力，不断推动着正义、和平的能量。

    五、冀中军区在冀南的漂亮伏击战和“小延安”的来历

    宋任穷领神兵，搭救老百姓；来时枣红马，走时一阵风•••这是抗战期间流传在馆陶县的一首歌谣。它说的是馆陶县境内一场伏击战。在我小时候，父亲告诉我，那一年他才11岁，枪炮声如鞭炮齐鸣，狂风呼啸，响了整整一天。1988年5月25日中顾委委员、铁道兵原政委旷伏兆将军旧地重游，原来这是冀中军区在冀南的漂亮伏击战。

    1942年5月，日军集中5万人的兵力对冀中正规军抗日根据地进行“五一大扫荡”，冀中一带八路军主力跳出日伪军的包围，转移作战。他们从冀中深州、衡水出发，路过馆陶，拟过卫河，准备到山东阳谷、范县一带休整。警备旅和机关部门大约1000余人，非作战人员一半以上，还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夫人刘莎，正在怀孕，临近分娩。他们昼伏夜行，向南挺进。

    大地烤得像火鏊子，青纱帐里透着杀机。有一天，躲在高粱地里的侦查员报告，一支日伪军正在这一带扫荡，于是决定伏击他们。7月6日，八路军冀中警备旅旅长王长江、政委旷伏兆率警备旅一部在馆陶县北阳堡村与“扫荡”的日军遭遇。在日伪军未形成包围之前，已构筑好工事，做好了战斗准备。战斗一打响，从村西口故意放过伪军一个尖兵排，待日军上来后，机枪、手榴弹一顿猛打，日军即刻被击毙70余人，伪军尖兵排20多人举手投降。日军以为是土八路，不知道是八路军正规军，恼羞成怒，对准村内猛烈炮轰，重机枪疯狂地扫射。村内一营利用工事和地形，严阵以待，弹无虚发，电唱机哇哇唱着，气得日军毫无办法。日军从北馆陶调来100多人的自行车队，把车子放在村北地里，骄横地向村里冲来。当冲到村边时，两挺重机枪一阵猛扫，日伪军纷纷倒下去，剩下的几个爬了回去，富士山自行车也让增援的游击队骑跑了，后来武装了馆陶县的敌后武工队。激烈的战斗从拂晓打到傍晚，日军的多次进攻被击退，日军伤亡惨重。晚上他们不得不向济南求援。深夜，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群众在八路军的安排下悄悄撤出了村子，待到旭日东升时，部队已集结在北阳堡以南三十多里的卫河之滨了。第二天早晨，日军首先炮轰一顿，然后才战战兢兢进了村，结果连八路军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残暴的日伪军气急败坏，将留村的老幼妇孺25人全部杀害。这次战斗八路军牺牲11人，伤70多人，日伪军兵力陆续增到2000多人，警备旅毙伤日伪军630人，仅拉回去的尸首在县城焚烧就好几天，臭气熏天。

    这场战斗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少胜多的出色战例。当时《解放日报》出版号外，《晋察冀日报》进行了报道。这场战斗也是馆陶县被称为抗战时期的“小延安”的证据之一。

    1983年9月抗日老干部会议座谈期间，许多老干部说当时馆陶县被许多干部叫做“抗日小延安”、“老丈人县”。其原因大概有：当时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像邓小平、宋任穷、陈再道、陈赓、杨易辰、任仲夷、彭雪枫、焦善民、鲁大东、张维翰、雁翼等等曾在这里工作战斗；全国最大的抗日游击队在此成立，中共鲁西北地委在馆陶县成立；一大批共产党员、青年学生来到这里参加抗日游击队成为骨干，馆陶人王化云任冠县抗日县长，毁家纾难，把妻子的家私变卖，换成十几挺机枪，装配了十支队机枪营，把自家库存的麦子磨面蒸馍，从馆陶运到冠县，供给县委、政府工作人员，每天一趟，持续一年；有十几万抗日队伍从这里穿插、休整、路过、补充；有一年就有3万人渡过卫河；有许多干部在这里结婚、养子，被称为“老丈人县”，冠县更有“七大闺女，七大女婿”之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杨易辰1941年8月在馆陶县河寨与馆陶县妇女救国会主任肖塞结婚，一个婚礼被鬼子追的三个村才典礼完，90年代来时称馆陶县为第二故乡；1941年冀南三分区干部林楠，把生下的孩子交给拐渠刘大嫂养育，1983年回到馆陶写道：馆陶—我的母亲。

    六、民族的伤痛

    “汉奸”，顾名思义得从汉朝讲起。那个和“金屋藏娇”典故有关的馆陶公主刘嫖，无意间造就了汉武大帝，改变了历史进程。“汉”成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帝国形式的稳定实体，于是，就有了“汉人”、“汉族”、“汉字”、“汉语”等称呼，背叛汉族就叫“汉奸”。按照《辞海》定义，汉奸原指汉族之变节败类，后演变为“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解放军报》2015年7月13日整版刊文透视和反思抗战期间“汉奸现象”文化，文中指出，整个抗战期间，中国伪军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

    馆陶县抗战期间，有日军据点、炮楼38个，修筑封锁沟墙20多华里。其中沿卫河两岸炮楼15个，借以封锁两岸交通。全县日军最多时500余人，最少时仅仅100余人，而伪军始终保持在2000人左右。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危难中的中华民族，除了要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外，还要分出相当大的力量，与背叛祖国和民族的败类作斗争。抗战期间，全县武装人员约6000余人，土匪蜂起，司令如毛。有的土匪和地方武装自称是“抗日、联皇、荣匪、通共”游击队；有的打着两面旗子，一面是红色白字“馆陶县王久正抗日游击队”， 一面是白旗黑字“馆陶县王久正爱日游击队”。（《鲁西良文集》第338页）

    在南彦寺惨案中，十几条生命的血液，煞时涂满整个坑沿，蒸气腾腾，血腥浓烈，直呛鼻喉……村民张廷俊吓得浑身筛糠，屈服了。村长范树奇，民兵武进安、范树伍、范成发和范成普等人被一一指认出来。这些人都是硬汉子啊，日本人拷问无果，全部砍杀。张寿山先生也被指认出来，最后为国捐躯。日寇挖地三尺，最终也没有找到粮食和枪支弹药，撤出之前，把寿山先生的房子全部点燃了，也把叛徒张廷俊的头砍了下来。

    李尚达虽然身任筑先纵队独立团副团长，但是他生性贪财好色，追求享乐，从不抗日。对作政工的共产党员横加指责，不同意给士兵上政治课，不同意教唱抗日歌曲，而向士兵宣讲国民党升官发财、吃喝玩乐那一套。拥有三房妻妾，生活腐化堕落，吸食毒品。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共产党对他一直采取争取教育的作法。1939年4月，县委得知他与大名汉奸勾结，企图策划部队投靠日伪军，县委立即决定除掉李尚达。经过周密安排，搜出日本太阳旗和枪支，抓住了李尚达妄图投靠日伪军的铁证，将李尚达处决。

    王来贤，馆陶路桥北榆林人。自小游手好闲，为害一方。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来贤与王金甲、吴作修共同盘据在馆陶四区和曲周东目寨一带，自称华北抗日义勇军。29军撤退时王截获机枪120挺，大炮和掷弹筒10余门及其他武器。1937年11月，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争取帮助下，范筑先派人多次做工作，终于说服王，至1938年1月收编为民军第一路，走上抗日道路。因王来贤号称万人，应区别于支队，经政治部建议，给以民军第一路番号，并委以王来贤中将司令。但到春天，王接受邢台皇军委任，编为皇协军第一旅，领了军旗和公章。1938年11月15日，日寇进攻聊城，王在家为母亲祝寿，其部队临阵脱逃。 聊城失守后,王来贤部队被国民党改编为山东保安22旅，王任旅长。后来，企图联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十支队，被八路军陈赓六八八团歼灭大部，王仅带200人冲出重围向北逃窜，投靠国民党39集团军石友三部。1940年，石友三被逐出鲁西北，王投靠馆陶日军，当了馆陶伪警备队大队长，所部编为伪警备队，1943年任馆陶县长。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逃往临清，最后投靠济南王耀武，济南解放前夕，逃亡北京，做生意谋生，后王在北京被解放军活捉。1951年3月22日在馆陶县城被人民政府枪毙。

    同时，敌工战线干部加紧伪军策反工作，1939年秋，馆陶伪四区100多名伪军起义，编入卫西支队，短训后，奔赴抗日前线。1945年8月，肖竹亭带领伪七中队100名伪军起义。抗战时期，馆陶县先后有伪军400余人弃暗投明。

    我们不仅要问：假如，今天我们再遇到强敌入侵，会不会还有汉奸？刘新如说，“汉奸现象”就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最大的“痛点”。 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为汉奸“翻案”的奇谈怪论，仍在挑战我们的价值和道德底线。一个非常现实的严峻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应该怎样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

    读史手记：1，冀南《人山报》载：1943年5月25日夜，驻馆陶县护法寺据点，两名日军因为厌战上吊自杀，未敢实行火葬。2，至今海峡对岸的某知名人物还公开叫嚣“钓鱼岛是日本的”，还希望课纲中把“日据”时期称为“日治”时代。3，我建议所有史志资料中，应该把“日伪军”中有关的“日”、“伪”数字分开。4，鲁西良，原名张凝，馆陶县西马兰人，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主任，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副总编。中国大学国学系毕业，1936年发表作品，参与创办敌后第一张抗战报纸《抗战日报》，是抗战初期纪实文学代表人物。

    七、全部阵亡的惨烈战斗

    走进馆陶县赵官寨村，很远就会香气扑鼻，原来这里是香瓜种植专业村。邯郸市人大代表、村党支部书记王风亮接待了我们，来到文化广场，一幅赵官寨战斗的图画，仿佛把我们带到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战场。

    1939年，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一方面，八路军要抵抗日寇；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和投降派掀起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年6月，张荫梧等率部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干部、战士400余人。为了粉碎张荫梧、石友三的进攻，八路军对其进行了讨伐。卫河支队奉命转战南宫参加了讨逆之战。经过十几天激战，1940年春节刚过，张荫梧、石友三勾结日军及伪军3000余人，在邱县县城以南地区围歼我军。我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分散转移，但辗转数日，始终未能摆脱尾追之敌。

    农历正月十二至十三日，临清、威县、邱县、馆陶四县敌人先后出动，配合宿营于东目寨、香城固一带之敌主力数千人合围临西下堡寺地区。卫河支队恰巧于十二日夜间转移至该地区。待翌日拂晓查明敌情后，我军急转移至仓上，又正遇由临清出动之敌。我军继续避敌向南挺进至馆陶王草厂一带。历经十几个日夜的奔波战斗，战士们筋疲力尽，故略事休整。是时，西侧邱县、东目寨一线敌人主力由西北向东南扑来，馆陶之敌由东南方赶来截击，我军已处于三面强敌一面卫河的包围之中，于是决定兵分两路向南突围。

    正月十三日十时许，为掩护其他部队顺利突围，在教导员孙树声、十连连长王德林的率领下，被迫转移至赵官寨村，坚守相邻的两座民楼。对我合击的千余敌人，随后将我军据守的民楼团团包围。一场激战开始了。机枪、大炮吼叫起来，喷射着火舌，子弹像一道道流火向村里射去，整个村子硝烟弥漫。六十二位勇士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打死打伤敌人500余人。62位同志忍饥挨饿，奋勇抗击敌人，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坚守阵地一天半之久。

    在弥漫的硝烟中，敌人不知道村里到底有多少我们的部队。两个小时后敌人又继续增兵。相持到中午，日寇又派来两架飞机，对整个村子狂轰滥炸。十四日下午，灭绝人性的敌人见强攻不下，竟丧心病狂地纵火烧楼。在熊熊大火中，我军战士同仇敌忾，视死如归。连长王德林在战斗中身中数弹，不幸牺牲。在生与死的紧要关头，教导员孙树声对大家说：“同志们，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宁肯粉身碎骨也决不做敌人的俘虏！”随即举枪自戕，倒身火海中。英雄战士人人热血沸腾，怒目圆睁，在向敌人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后，纷纷持枪纵身跳入火海，全部壮烈殉国。残阳如血，浴火重生。

    烈士殉难后，冀南军区的宋任穷政委很快来到赵官寨，满怀悲愤地指挥乡亲们把烈士的忠骨从灰烬中找出来，可再也分不清哪位是张姓班长，哪位是李姓战士，在那特殊的环境下，只能把六十二位烈士的遗骸聚拢在一起，在赵官寨村南挖了一个坑同穴埋葬。对六十二烈士的英雄壮举，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曾高度表彰，《新华日报》当时也发表了纪念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在冀南军区七分区司令员白云的批示下，又把六十二烈士的忠骨装进两个上好棺材迁葬于十连的诞生地，连长王德林的家乡——后田庄村（今山东冠县东古城镇）。今天，一座圆形墓葬矗立在翠柏环绕中已有69年之久，墓前树立的石碑上镌刻着“六十二烈士之墓”几个大字，苍遒有力，凝重庄严，仿佛向前来拜祭的人们一遍遍地讲述着当年烈士们英勇抗日的悲壮故事。遗憾的是至今还有18位烈士没查到姓名。

    2013年11月11日，北京军区原司令员李来柱上将，在河北省军区政委、少将李光聚等陪同下，专程到馆陶县赵官寨寻觅战斗遗址，并挥毫题词“抗日英雄村赵官寨”。后又到后田庄村瞻仰了六十二烈士墓和纪念碑，敬献了花篮，两省、两个县的有关领导陪同，我也在其中。王风亮盼望能够早日建设一座赵官寨战斗纪念馆。

    八、轰动冀南的房寨群英会

    焦善民（1919—2010.02.08），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馆陶县东古城镇焦圈村（今属山东聊城市冠县）。原劳动人事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部长级待遇）。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先后担任北平精业中学民先队队长，中共安泽县委书记、太岳四地委书记、冀南三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在回忆录《风雨七十载》中见证了抗战时期，冀南大地的一场狂欢。

    四月之初，春意正浓，牡丹含苞，迎春花开。1945年4月1日至13日，冀南三地委、专署、军分区在馆陶县房儿寨，召开了一次历时13天的全区群英会，并唱大戏祝贺。这次隆重的群英大会，在根据地的馆(陶)、大(名)、广(平)、曲(周)一带引起轰动。每天到房儿寨参加会议和观光的群众，成千上万，川流不息，这种盛况自抗战以来是极少见的。

    在房儿寨一座教堂大房里，正前方挂着马、恩、列、斯、毛、朱等伟人画像，左右两边墙壁上贴满了全区各县英模的事迹介绍、画像和图片等。《人山报》报社为大会送上的贺幛，上写“红花要有绿叶衬托、英雄要与群众结合”的两行大字，在红花丛中显得格外醒目。主持这次会的负责人是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福尧，参加会的有各县经层层选举出来的英模代表，连同各级干部共80余人。

    会前，由李福尧主持首先选举了有十多人组成的主席团，其中有专署宣传科长窦洪年、卫西大队的王万春、分区武委会副主任郭俊之，劳动英雄王尚魁、杀敌英雄赵贵山等。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后，大会主席首先报告召开这次大会的意义。他说，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和政府通过扑蝗灭蝻、生产救灾和大生产运动，终于使我们战胜了灾荒，度过了难关。在这些斗争中，涌现了不少劳动英雄人物，他们不但自己干得很好，而且还把群众组织起来，利用麻雀战、地道战等各种形式同敌人斗争，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奇迹。他的讲话给与会同志极大鼓舞，迎来了热烈的掌声。

    与此同时，冀南三分区所属正规部队也在房儿寨另一处召开着群英大会。这里的群英会规模盛大，每天同时开唱三台大戏，有河北梆子、泽州柳子地方戏，话剧和曲艺，另外还有常儿寨等村的高跷队、文艺队也来为大会演出。周围村庄来观看盛况的群众人山人海，每天不下万人。馆陶群众还为大会送贺幛、祝词及食用物品等，以表达对英雄们的敬慕之情。为保障大会安全和顺利进行，军分区进行了周密部署，除在房儿寨布岗外，还在周围村庄驻扎了部队，派出岗哨，监视敌人。

    大会期间，英雄们讲述了自己的事迹，交流了生产、杀敌的经验，气氛热烈。4月12日，分区劳动英雄和杀敌英雄正式选举大会开始。大名、馆陶、广平、曲周等县前来观光的群众约有七千余人。在选举会场上，台上高悬“群众先锋”的金字大匾，左右台柱上贴了一幅“树立全区文武旗帜，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大红对联，还有红红绿绿的彩色标语和各界群众送来的贺幛等。大会开始，先是“咚咚咚”三声炮响，而后全体肃立，一面红旗冉冉升起。经过选举，评委主任宣布选举结果：劳动模范第一名卜文俊(广平)、第二名荣林娘(鸡泽)、第三名赵贵山(大名)，民兵英雄第一名韩朝举(馆陶)、第二名王思令(馆陶)、第三名刘书明(曲周)。随后，大会向英雄们发了奖。中午，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设宴招待文武英雄。分区副司令员高厚良和地委代表先后在招待会上讲话，勉励英雄们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