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年（入党后改名刘迪刚），生于十九世纪初，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教书。 事变后同刘青山组织抗日动员会，参加抗日活动。初任中共安国县委组织部长，在延安抗大学习后，在中共北方局社会部（城工部）平西联络站工作，在北平的地下密战中牺牲。

    刘吉年的父亲刘洛寒，是安国南章村里有名的财主。因家中有钱清末捐了个贡生，其实是花钱买了个名声。他为人尖酸刻薄，儿孙们都怕他。但他思想比较开通，生活作风上也不像视财如命的土地主、守财奴。他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三个儿子都供他们读完了高中。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决策，他原想以此让儿子光宗耀祖，实际上是给儿子们打下了接受马列主义的基础，为共产党培养了人才。实践证明正是如此：他的三个儿子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革命。

    刘吉年的母亲胡氏，出身大家闺秀，粗通文墨，说话轻声细语，从不暴怒，是农村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一生善待他人，在家中反对虐待长工，经年过节看到邻里的穷苦人家吃不上饭，她常常叫子女们背着丈夫偷偷地去送点吃食，因此在村内群众中口碑很好。

    刘家的大儿子刘彭年（刘韧）和老二刘吉年高中毕业后都在乡下教书。老二吉年与众不同，他年少时长过天花，臉上留有浅白麻子，因兄弟间行二村民都称他二麻子。

    因家庭经济状况富裕，吃穿不愁，吉年有条件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但他不愿过寄生的太平日子。作为农村少有的知识分子，他整天下地劳动，和长工一起，起五更、睡半夜，春种秋收。夏天，头顶烈日耪地锄草；寒冬，风雪呼号，铡草喂马，整日不闲，完全不像财主家的阔少。由于他勤劳，不怕脏，不怕累，赢得了父母及众乡邻的夸奖与好评。

    高中毕业后，吉年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上，徘徊了二、三年：是务农、经商、办厂、还是办教育，茫茫然无所适从。一九三○年，刘吉年开始在本村小学任教，两年之后到庞各庄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三四年因工作需要，又回本村学校教书。在这期间他坚持教育救国，他认为：要想抵御外来侵略，必须富国强民；要想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就应该首先办教育，教育国人用知识武装青年人。

    一九三二年，高蠡暴动失败后，刘吉年的邻居来了一位避难客人（邻居家的姑爷），参加高蠡暴动的通缉犯，博野县南白沙的共产党员徐云甫。他看到刘吉年与众不同，就对刘顺山（刘青山的原名）说：“吉年是个富家子弟，高中毕业生，不像洋学生，倒像个贫苦农民。”从此，雇工出身的徐云甫就经常找刘吉年聊天，谈古论今，讲述中外时局，探讨人生之路，对刘吉年进行正确人生观的引导。特别是谈到日寇霸占东北三省，国民党不抵抗，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以激发吉年的民族自尊心和报效国家的精神。时间一长，一个文盲雇工与一个农村知识分子成了莫逆之交。

    刘顺山在高蠡暴动中，是唯一一个未杀的被俘人员，回到南章后，他也经常到学校与吉年交谈，向吉年请教。一次，吉年对顺山说：“顺山、顺水、逆来顺受，这个‘顺’字不符合你的性格，青山、绿水、蓝天，青山比顺山好。”刘顺山心里想：高蠡暴动，自己成了通缉犯，改为“青山”也好，省得今后让人抓把柄。从此，刘顺山改叫了刘青山，他也成了刘吉年形影不离的密友。

    吉年从事教育工作后，国民政府的教育局办了一期师资训练班，吉年有幸参加了训练班，在训练班吉年结识了以教书为掩护的共产党早期党员王学楼。在和王老师接触后，吉年又得到王老师的关怀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使刘吉年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腐败制度、人民受奴役、受压迫、受剥削等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意识到教育救国行不通，从此他与王老师建立了亲密的来往关系，吉年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三二年，由于刘吉年思想进步，时时处处表现出了对家庭的背叛，经徐云甫、刘青山两同志介绍，吉年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以教书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活动，并改名为刘迪刚。为了活动更加方便，经党支部批准，刘吉年同志与本村党员韩福元合伙经营一家木货厂。这样，走东村、串西乡，以买树木为由，便利了传递党的文件和开展活动。

    这个时期，刘吉年的思想比较活跃，他经常组织一些社会青年，在他的厂里开会、聊天，给他们讲时局，讲未来，讲人生的意义，如何做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等。并要求青年们多为贫苦农民做好事。他说到做到，一九三四年夏天，本村一乡民，死后无力埋葬。吉年同志看到这一凄惨景象，毅然决定周济一口价值十块大洋的棺木。他以身作则的行动，为青年人树立了榜样，也在村民中有了好的名声，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中国共产党七月八日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在党的号召下国共两党逐渐形成了统一战线，在全国迅速掀起了抗日热潮。

    十月八日日寇占领正定，几天时间就在城内及近郊十三个村庄杀害群众1506人，烧毁房屋106间。十二月日寇在定县，在大、小王褥庄杀害群众220人，杀绝十七户（引自中共河北党史）。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激发了民族的觉醒，迫使河北人民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迅速奔向抗日疆场，掀起了抗日热潮。

    在日军大举进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提出：“各地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的、切实的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在建立战地动员会的同时，各村也在建立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宣传抗日的经济政策：没收汉奸的财产，进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不战而逃，日寇步步进逼华北。看到日寇的疯狂，看到国民政府的腐败，刘吉年同志胸中怒火燃烧，痛骂国军无能。他约集一帮小青年抨击国民党的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共产党、压制抗日。他动员热血青年，要为祖国、为抗日贡献力量。

    一九三七年冬，安国县动员会建立，南章村得到这一消息，刘青山、刘吉年积极响应县动员会的号召，在县动员会的领导下，挺身而出，发动本村农民，成立本村动员会。动员会成立后，大牌子挂在村公所，高高树起的大红旗，迎风飘扬。乡民们敲锣打鼓、集会游行、印发传单，积极宣传抗日。刘青山、刘吉年为发动民众抗日，在民众大会上带头宣誓：“宁做断头鬼、不当亡国奴”。他们不但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不抗日，还声讨日本强盗的侵略罪行。就在这时，他们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经过党内外全面发动，时间不长，南章村就涌现了二十余名抗日积极分子，先后参加了区、县各级抗日组织。由于刘吉年同志工作积极，工作中又表现出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一九三七年十月，由区动员会调他到县动员会（实际是抗日政府）工作。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为了担负抗日重担，发展强大的共产党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当时中共安国县委研究，书记张逢时决定调刘吉年同志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刘吉年上任后积极抓扩建党的工作。他工作扎实，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各区、村干部，了解他们的思想、工作、家庭出身。他不但要求各级组织大力发展党员，而且还自己动员了一批有知识的青年，投入抗日队伍。如：北羊村的田道南，胞弟刘丰年，南羊村的孟繁仓、孟小根，南章村的刘东藏、刘然等。这些同志，后来都为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吉年从三八年七月任组织部长到年终，经过全党的积极努力，全县党员由不足五百名一跃发展到两千多人。全县一百九十六个自然村，村村建立了党支部。吉年同志在安国县建党工作上做出了贡献。“他是安国县发展党、巩固党、完善各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中共安国县委在《安国县英烈传》中的评价)。”

    刘吉年同志为人随和，平易近人，群众关系很好。在革命队伍大发展时期，从学校、农村吸收了一批十六、七岁的男、女青年，吉年同志对这些从幼小年龄就离开父母的小同志十分爱护，关心他们的学习，关心他们的成长，将他们的吃、穿都挂在心上。刚刚参加工作的女青年刘守璞，远离家乡，年仅十六岁，感冒发烧，昏迷不醒。吉年同志昼夜守候在她身旁，煎汤、喂药，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由于吉年同志对这些孩子们倍加爱护，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们都称他为“刘妈妈”。

    为了壮大革命队伍，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合理负担，党号召“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枪出枪”，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刘吉年同志以身作则，他回到家中，给父母讲：“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了抗日”。并向家人反复宣传：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全家男女老幼，都要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在他的说服动员下，父亲主动给佃户减租减息。并表态：如抗日需要既可出钱, 也可出粮。                 

    大哥刘彭年(刘韧)小弟刘丰年（又名刘辰子）都积极报名，愿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大哥入党后担任了抗日政府的区长。小弟刘丰年人党后改名刘吟庆，给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当秘书。更使人佩服的是吉年同志把年仅十五岁的大女儿刘青艳，十三岁的长子刘泽民，动员到县参加了工作；还把年仅八岁的次子刘泽欣，交给刘青山送到了部队当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