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身先士卒指挥盐城保卫战

    1941年6月，日军一万七千多人进攻盐城，企图消灭重组后的新四军主力，刘少奇与陈毅一道成功地指挥了上百次华中地区军民反日寇“扫荡”斗争。

    ６月中旬，日军迅速攻占兴化、东台、泰州水网地区，气势汹汹向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所在地盐城扑来。刘少奇同陈毅一道，成功指挥了反“扫荡”战役并取得重要胜利。作战前，刘少奇、陈毅因地制宜制订了作战方案：主力部队分散，避免正面决战，选择敌之间隙，予敌以致命打击；地方部队采取小部队动作，分散作战，就地游击。战斗打响后，为避敌强攻锋芒，刘少奇、陈毅“决定将盐城部队疏散各村，军部拟就近转移至湖垛东北、上冈以西地区”。7月20日，日军出动17000兵力分４路大举进攻盐城，寻歼新四军主力。刘少奇、陈毅下达“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日军进攻”的作战命令。

    各部队按照刘少奇、陈毅的要求，“采用河道伏击战及村落夜袭战。河道伏击战应以连为单位，广泛布置层层阻拦，以击沉敌之汽艇为主。村落夜袭战应以捕捉敌之步哨并歼灭敌之薄弱据点为主”。同时，刘少奇、陈毅命令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跳出敌人包围圈，南下苏中，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据点，迫使日军背动回援。在新四军南北两路夹击下，日军于８月21日停止“扫荡”、退回原地。在一天一夜的反“扫荡”战役中，新四军参战135次，打死打伤日军1932人，击沉日军汽艇13艘，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新四军按照刘少奇、陈毅的战略思想，将华中战略重点放在在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根据地，巩固苏南和鄂豫边区，坚守皖南、浙东，伺机向浙西、浙南发展。

    仅1941年底，新四军各师共作战2391次，缴获枪支2.6万支，打死打伤日寇3.3万多人，俘敌2万多人，迅速形成了以华中东北为中心，包括苏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和浙东等广大地区在内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从根本上扭转了“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困难局面，到1941年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已扩大到18万平方公里，另加游击区共25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人口达1500万人，给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提供了雄厚的物资基础和军力保障。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就是发生在江苏常熟新四军抗日时期一部军民鱼水情的真实故事。

    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开辟山东抗日新局面

    从1941年开始，党中央酝酿在全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重点检查领导路线问题，为召开党的“七大”作准备。毛泽东迫切需要刘少奇回中央帮助工作。一封封加急电报雪片似的从延安飞向抗日前线盐城，催促刘少奇火速赶回延安，筹备召开党的七大会议。这时，刘少奇离开延安已经四年多了，党中央交给他“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已基本完成。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刘少奇在江苏阜宁单家港主持召开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华中局委员、各根据地党、政、军及新四军1、2、3、4、6师负责人70人参加，刘少奇作了《目前形势与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报告，系统总结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九条工作经验，明确了以后工作任务：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今后的任务，就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日，完全巩固抗日根据地，加强和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期反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在会上，刘少奇宣布：中央决定他回延安，在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分会书记。

    刘少奇从1938年底开始主政中原，战功卓著、威震华夏，正如陈毅元帅评价：“少奇在华中工作虽然只有三年，但这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以他的 雄韬伟略，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华中局一百多干部战士，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毛泽东电令沿途各交通站重点警卫，还特批了一支手枪队随行。经过九个多月的“小长征”，途经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六省，行程3000多里，穿越103道封锁线，于1943年1月到达延安。

    山东沂蒙的临沭、营南山区是刘少奇回延安的必经之路，也是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部、山东纵队和山东省政府所在地。刘少奇按照中央要求，顺道解决了山东党政军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统一了山东分局、山东省委、八路军115师、山东抗日挺进纵队的思想认识，开创了山东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日新局面。

    1、日夜兼程突破封锁回延安

    1942年11月下旬，刘少奇一行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稍作休息后向延安进发，越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白晋铁路和公路，到达129师所在地太岳军区司令部。从太岳区到晋西北，中间有100多公里宽的大平原。这里是敌占区，日军沿同蒲铁路和汾河、太汾公路，布置了三道封锁线，用来分割晋东南和晋西北两大抗日根据地，企图以此来隔断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越过这道封锁线，只能夜行昼伏。为护送刘少奇过封锁线，平遥县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在敌占区设置了两个地下秘密交通联络点：大良庄和上贤庄。

    当时正值日军集中六万兵力“扫荡”太岳根据地，刘少奇一行随同太岳军区部队参加了反“扫荡”斗争。在反“扫荡”斗争中，刘少奇听取了军区参谋长毕占云的汇报后说：“趁敌人仍在大举‘扫荡’的时候，从他们后面穿插过去。这是个有利的空子，把我们送出去了，也可以减轻军区在‘扫荡’中的负担。”毕占云担心这样行动太艰苦，怕刘少奇身体吃不消。刘少奇说：“革命本来就是艰苦的，特别是在敌后反‘扫荡’斗争中，我们全党全军谁不是在极端艰苦的斗争中过日子呢，不要把我看得特殊！”

    刘少奇一行在毕占云的护送下巧妙前行。敌人在山下过，他们从山上走；敌人在前村“扫荡”，他们在后村煮饭，等到敌人向后村搜索时，他们已吃完了饭，又转到敌人后面去了。

    一天，刘少奇一行在傍晚从山区下到平原，从平遥县城北五里地的一个口子越过同蒲铁路、渡过汾河。当晚行军上百里，必须抢在黎明前抵达预先已作安排的秘密联络点大良庄隐蔽下来。这次护送刘少奇的是平遥县委书记和武工队长。县委书记预先和晋西北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杨秀山取得联系，请他安排部队接应，并派联络参谋到太汾公路距离上贤庄五里地一座古庙里等候。

    晚上，刘少奇一行按照预定计划，急行军越过太汾公路，到达预定联络点上贤庄古庙，等候三分区联络参谋到来。大家在荒凉的古庙旁一直等到半夜仍无消息，当临时派去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上贤庄前后左右异常沉寂，县委书记发愁地向刘少奇汇报，不知道三分区的部队是否按预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如果按计划到达，我们在这儿继续等下去反而会暴露目标，如果冒冒失失地过封锁线，三分区没人接应后果不堪设想。

    刘少奇听了县委书记汇报后说：“你是了解情况的，又是和群众有联系的，我们对这儿的情况完全无知，因此，还是要你下决心。联络参谋没来，可能是派的部队还没到达。据我们了解，敌人对三分区的活动较为频繁，反反复复地实行了极端残酷野蛮的‘三光政策’。三分区临时遇到什么情况也是可能的。我们经过了这么大的敌占区，很难保证不走漏消息。”“我以为还是按照原来预定的步骤行动好一些，可以回大良庄去。现在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再隐蔽一天是可以的。”讲到这里，刘少奇为了尊重民意，略停了一下说：“你只把我的意见作为参考，不要动摇你的决心。在这里，我们是服从你的。”

    当夜，刘少奇一行返回了大良庄。第二天又去侦察，没发现什么动静。刘少奇决定当夜即过太汾公路。第二天拂晓，顺利地到达了三分区并和杨秀山率领的部队会合。杨秀山向刘少奇汇报说：“据侦察报告，您到达古庙的前一天晚上，有180多名日军，在上贤庄埋伏了一夜，他们谣传朱总司令要经过这里。直到第二天拂晓才撤走。”刘少奇听了后笑着说：“我们是马列主义者，他和我们捉迷藏，敌人总是要输的！”

    2、统一思想调整班子出活力

    1942年2月初，刘少奇离开苏北返回延安途中，多次收到毛泽东电告，要求顺道解决山东党政军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并电告山东方面的领导人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

    1942年4月10日，刘少奇来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师部所在地——沂蒙山区南麓的诸繁村。刘少奇到达山东以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真细致地了解和研究山东党政军工作情况，连续找了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等几位主要负责人谈话。之后，刘少奇组织分局委员加上115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参谋长陈士渠召开专题会议交换意见，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山东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不久又召开了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山东战略方针、工作部署和主要干部配备等问题。随后，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山东分局召开了党委会议，全面地总结了山东根据地近几年的工作成绩，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为了帮助山东干部统一思想认识、增进团结，从4月26日起，刘少奇分期分批地、有针对性地向山东地区的高、中级干部作了八个报告：《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改造政权问题》、《论党内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关于思想方法问题》、《关于财政粮食问题》。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山东分局在政治、军事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使山东根据地工作有了明显的转变。

    刘少奇用三个多月时间缜密调查、分析和研究，采用个别谈话、民主协商、会议动员等方式实施了事关山东发展的两大措施：一是建立山东党政军群“一元化”领导机制;二是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拓展统一战线。刘少奇决定将朱瑞调延安中央党校脱产学习，115师政委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将山东抗日挺进纵队收编115师领导，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不再兼任山东挺进纵队政委，山东根据地党政军和山东分局四大家合署办公，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1942年8月下旬，刘少奇离开山东去延安。刘少奇在山东虽然只停留四个月，却为开创山东抗日战争新局面立下了不朽功勋，毛泽东评价：“用了一个罗荣桓，山东这盘棋就活了；山东这盘棋活了，全国这盘棋就活了。”

    3、减租减息动员工农上战场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农民一方面背负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沉重枷锁，一方面承受抗日战争的重大创伤，生活十分贫困。刘少奇在山东解决干部问题之后，领导群众大刀阔斧的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双减”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面广，难度大，刘少奇迎难而上。他就“双减”工作与朱瑞、罗荣桓交换意见后，又在山东分局召开了扩大的干部会议进行专门动员。刘少奇在报告中反复阐述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华中地区的经验，讲明了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方法和步骤。针对山东的具体情况，刘少奇郑重指出：“双减”群众运动要以农民为中心，在这里就是要落实到以减租减息和改善雇工待遇为重点的工作上来。

    刘少奇到达山东以前，群众工作是最薄弱的环节，他严肃地指出：“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山东的群众和农救会还没有发生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救会没有权威，群众腰杆子不硬，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可以说，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他认为山东根据地群众工作没有做好，主要是领导干部主观上的错误，是主观上忽视群众运动的结果。

    为了开展“双减”群众运动，刘少奇结合实际有针对性的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在刘少奇的启发下，山东分局领导干部提高了思想认识，并且很快行动起来，先后颁布了多个有关开展群众运动的文件，组织了两个共有200多名干部参加的大型工作团，分赴莒南和临沭两县。刘少奇、朱瑞等也亲自到一些村子了解减租减息运动的进展情况和政策执行情况，并把秘书、通讯员、机要员等身边工作人员派去农村帮助工作，支持指导根据地开展“双减”运动。

    在刘少奇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如火如荼，群众抗日激情高涨，沂蒙山区至今还流传着一首民谣：“沭河水、沂蒙山，草木皆兵抗日忙。最后一尺布做军鞋，最后一粒米送军粮；最后一口奶救伤员，最后一个儿上战场；最后一分钱买武器，最后一滴血保家乡。”

    刘少奇于1943年除夕回到延安，毛泽东下令将杨家岭中央机关的团年饭改为庆功宴，欢迎刘少奇回延安。那一年延安的除夕之夜，张灯结彩、灯火通明，欢声笑语打破了黄土高坡的宁静。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推举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书记处，刘少奇、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还兼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一年，他45岁。

    （作者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