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央大礼堂、筹备“七大”会场 

    杨家岭原有一座砖木结构的礼堂，在1941年冬天火灾中被毁。194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秘书处组建中共政权的第一个专业建设委员会——杨家岭建设委员会，统一负责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及其附属建筑的规划、设计、材料供给与施工。委员会由延安自然科学院建设处处长杨作材，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边区林务局局长乐天宇，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央管理局政治部主任徐以新，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负责人钟敬之，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中共中央机关事物管理局局长邓洁，中央统战部居敬与中央管理局技术室张协和7人组成。父亲保存的这张聘书，文革前曾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文革中因他被诬蔑为“政治骗子…”，又拿回来以作验明身份之证。

1943年张协和获“劳动模范”称号后中管局经建处颁发的奖金书

1992年周彤彰贺张协和、姚毅金婚之喜书

    新礼堂主要由毕业于武汉大学的杨作材和选学过建筑专业的张协和设计，并由父亲负责指导中直机关施工。他一生始终坚持“自力更生、注重实际、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思想。当时延安物资奇缺，更没有建筑用的钢筋、水泥，而礼堂又须大跨度，他们创造性的采用了陕北石拱窑洞原理，用超大跨度石拱作主要承重，在大拱上又砌小砖拱，即减轻重量又可承重。为防止大拱的侧推力，在东面还设置了小会议室、阅览室和游艺室。1942年底跨度34米，长36米，高11米的中央大礼堂正式竣工。

张协和为“中共七大”设计制作投票箱的彩图

杨家岭建设委员会成立给张协和的聘书

扬时给张协和制作“七大”会场用旗杆的信

    1945年，中共中央“七大”会议的准备工作受到全党的重视，中央从驻延的多个单位中抽调大量人员参与筹备。会场内大批木制器具均由美坚厂定制。父亲为大会设计了3个选举投票箱方案，最终选定“第一图”。其整体采用有中国特色之吉庆大红底色配以黄色图案之设计，正面以具有陕北地域特色的谷穗作为环状底，并饰以党徽、五角星及两面红旗，旗上用文字注明“七大”，谷秸堆托着“投票箱”。为了加强肃穆的气氛，投票箱下面还加了2寸高的底托。以现代人的观点看它的外形，即避免了浮躁奢华之气，又与会场环境相协调，显得简洁、稳定、庄重，体现了当时环境下人们的审美追求。从至今仍保持着鲜明艳丽用西洋红绘制的彩色效果图中，仍可再现延安当年生机勃勃的氛围。

    为加快进度，时任中央办公厅警卫科科长的杨时，给父亲去信，请先赶制装饰大礼堂室内主席台与两侧墙壁用的旗杆，并派吴缄去工厂面谈。父亲设计的原图资料表明：共做室内主席台用15尺大旗杆6根，8尺中旗杆10根，5尺小旗杆32根，室外特大20尺“红杆”一根。因延安没有其他装饰材料，均将木制旗杆杆体全部漆为红色，为表现立体感，室内、外大旗杆的旗杆头选用木材雕刻镂空五角星样之装饰后，刷漆制成银头红星状，再将旗杆头安装到旗杆上制成。

张协和为“七大”会场大旗杆设计的镂空旗杆头大样图

张协和转行作地下情报工作的记录（XX为康生）

“V”字形加横托架内插4面党旗的托架示意草图

    延安缺乏照明电，为此，父亲为大礼堂正厅设计制作了3个直径达四尺（1.33米）的可装汽灯的大吊灯，还设计了舞厅用烛台吊灯和大量各式壁灯；并配制了留声机橱、台球、乒乓球台与几十种休闲娱乐设备。

    从多张设计图纸可见，为装饰礼堂大厅两边的拱柱侧壁，他绘制了5种各有其意的以英文字母作为组合壁挂旗托架的草图，最终选用了现在人们参观时看见的以“V”字（英文“胜利”缩写）为托架上插4面党旗的方案。为突出大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的标题横辐，父亲与张鄂（画家）提出了用白色棉花将纸制字体垫厚令其突起的办法，使之显示出了立体效果。

    由技术专家转行作地下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加强北方我党的地下组织力量，充分启用爷爷在北方地区的社会关系网，1945年9月上级组织安排父亲转行去作地下情报工作，由中央指派他与康生一同乘飞机前往北平地区，建立电台。

    为了妥善处理美坚厂为中央医院阿洛夫大手术室所作的外科医疗器械及办公家具配套工作，9月27日父亲将他与中央管理局、中央医院、阿洛夫4方会商的情况向当时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进行了说明。10月14日，阿洛夫致函李克农，通报了父亲与美坚厂已经完成了大手术室定制的共计36种，101件外科医疗器械与办公家具的加工工作，并对他们的出色表现致以衷心感谢。

阿洛夫致函李克农通报张协和工作完成情况

蒋自明突然逝世后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致张协和的唁函

张协和给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情况说明

    随后，父亲转归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10月底，母亲带着大哥、二哥，随美坚厂转移员工按计划先行出发去华北地区。行至陕北龙湾兵站时，母亲突然接到绥德专署保安分处紧急通知：“姚毅同志：接张协和急电，他已派通信员来绥接你了，请先勿动。绥德保安分处11/8”。

    随后，延安来人带着父亲给母亲的信件到了绥德，信中讲：原已确定于11月5日出发，但是4日夜社会部接电，家父突然逝世，并说家父死前遗嘱“全部经济事业交党经营，要我办理善后。”嘱姚毅带2个儿子与警卫员居金珠、勤务员王孟、武顺及骡、马返延。

    为了怀念这位特殊功臣，李克农破例向父亲要了爷爷的照片留以纪念。11月8日，父亲收到李克农的唁函，他对爷爷遇害深表悼念与惋惜，并强调在以后条件允许时再补开追悼会。因当时爷爷身份并未暴露，对外报纸公示则称急发脑溢血去世。父亲回函表示：拟遵父遗嘱回西安处理联络站与情报站——“莲湖食堂”等善后。当时协助社会部领导工作的罗青长复函让他等待环境许可再议，但因时局变化，情况复杂一直未得到上级明确指示。而爷爷的言传身教和行为规范则成为父亲做人做事的榜样，他一生都在按着爷爷送的黑皮笔记本“首页感言”中的立誓努力着：跟随您的遗志前进！为党为人民奋斗不止。

    在爷爷逝世前后，北平国民党军统破获了我党的一个地下电台，负责人叛变并交代，延安总部近期将派“要员”到北平，他们将自设电台，“城工部”只负责接待。由于爷爷的关系网无法接续，派遣计划又遭暴露，这两起突发事件使组织安排父亲的“转行”之事被搁置起来。

1947年2月张协和撤离延安前使用黑皮笔记本书写的《首页感言》

1945年张协和与通信员及长子延生在美坚工厂门前

1985年沈醉赠张协和书

    事隔40年后，沈醉先生由政协文史馆馆长董一博先生（父亲老友）领路到我家登门拜访。已被落实政策的沈醉先生因当年围捕共产党“要员”一事特意登门谢罪。一进门，他就给父亲鞠了一个大躬，并连声道：“谢罪！谢罪！”尔后边握手边说：“如果你我当年见了面，就不会有今天了。”深聊中方得知，当年北平军统监听电台时无意发现并查获了我党的地下电台，从叛变者口中得知延安将派 “地下要员”到北平。沈醉判断来者一定会以火车为工具，便在北平设伏未果，后他又带人到西安围捕，也一无所获，原来是此事另有原因而未能成行。当父亲问及爷爷是否是军统下令毒害（下毒人在解放后供认并被“镇反”）的？沈先生讲：当年军统确实曾奉蒋介石侍从室之命派人调查过爷爷，但只知道他是西安一位著名士绅，社会交往甚广，常去教堂或道观，无可疑之处，最后结论：他不可能是地下党。直到此时沈先生也不知晓爷爷开的饭店是共产党地下联络点和情报站。而他分析下毒之事可能是因为扬虎城将军被捕，军统下层人员为了私吞其饭店而冒用军统名义干的勾当。

张协和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朱德总司令给中央管理局易秀湘局长为八路军伤员配制假肢的信

为谢良等7位同志安装下肢义肢的记录

    父亲参考马海德、宋庆龄为他购置的《截断与义肢》、《整形外科实地治疗学》、《假肢论丛》等多部英、日文原著，摘编译稿，书写笔记，边学边干，采用最新义肢技术又为从新疆狱中归来的谢良等九位同志配制了具有不同功能的多种假肢。（见注2）

    潜心研究，开创我党的义肢业

    在社会部待分配期间，父亲又进行了新型硫化染料的研究。同时为配合我军全面反攻，他加紧潜心研究义肢技术，（1943年他就根据朱德总司令指示，仅用3个月就研制成能骑马走路的假肢，开创了我党的义肢业。1979年他将假肢实物和朱德总司令亲笔信赠予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延安时期张协和制作的假肢实物

    在朱德总司令指示下，他提出了针对义肢生产的教学计划，并在军委协调下，首次在我军前线的作战部队中，组织进行了成建制的大规模实战伤残分类统计，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他还将有关义肢的图书、图纸、模型、实物等技术资料进行了汇编分类，并搜集整理了相关行政部门和协作单位的信息，以备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前期准备。根据他义肢研究的成果，中央总卫生部、军委供给部和八路军总部建议边区政府拨款建厂大量制造，得到边区政府的批准。但不久时逢延安准备疏散撤离，此项目被暂缓实施。

    之后，父亲带领的分队随中央第二后梯队从延安撤离，行军到达太行山根据地，打算在冀鲁豫建立假肢厂，但因当地经济与物资条件均较差，项目又被晋鲁豫中央局推荐给了条件较好的华东局。

张协和译编的截断与义肢的手抄本

晋鲁豫中央局给华东局组织部关于张协和夫妇与有关建立假肢工厂的推荐信

已成为孤本的《解放日报——临时刊》

    延安疏散与《解放日报》及《解放日报——临时刊》的存世

    1946年10月，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11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除重要文件“指定专人妥善携带”，一般文件“应即销毁”。延安各单位立即集中销毁了上百万件资料文档。12月初，中央机关开始大规模疏散，中央印刷厂分别在子长县魏家岔、冯家岔建立分厂。1947年初, 印刷总厂迁至魏家岔,延安作为分厂，坚持《解放日报》的印刷。

    鲜为人知的是，为适应去后方工作同志的需要，1946年12月5日《解放日报》社并行编辑出版了竖字刊头的《解放日报——临时刊》，从12月5日发刊至1947年2月10日停刊，共发行60期，形成了报刊史上罕有的同名双刊同时发行的特殊形式。这段被遗忘的重大事件应重新写进延安《解放日报》的正史。

    2014年4月在延安新闻纪念馆和刘妮馆长的倾力支持下，我们终于实现了父亲出版《解放日报——临时刊》的愿望。新年伊始，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本刊影印本面世了，它将与五十年代出版的延安《解放日报》影印合订本12册合璧配套，以发挥其应有的历史文献价值。

    父亲少年离家求学时，爷爷曾嘱：“你为人正直光明，但社会复杂，以后凡事要留有字据”。他谨遵父训，遂成习惯，又由习惯变为爱好，一生收藏有大量多门类的史料与实物。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开始对延安实施轰炸，延安随即进行总撤离。随中央后梯队疏散的父亲在此危机情况下, 处理了私人物品，集中安排用车拉、骡驮将4大箱整套《解放日报》、《解放日报——临时刊》等3000余件资料与实物全部带上，历尽艰难，经陕、晋、冀运至山东，最后带到了北京。

1947年3月11日张协和记录的延安疏散携带物品及六匹骡马分工表

    现在我们见到的延安《解放日报(1941.5.16.—1947.3.27)影印合订本12册，就是1954年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范离（延安撤退时任后梯队司令员），以父亲保存的《解放日报》为主并少量补配后由人民出版社影印的，其成为后人研究、了解延安时期政治、经济及军事活动的官方重要文献。他收藏的延安时期文物已成为党和国家极其重要的历史记录，其中有关中央大礼堂，枣园住宅及办公机构等详细的建筑、家具、用具图纸和信函公文及工作笔记、实物等，为解放后延安革命文物修复、重建和展示提供了珍贵的原始参考。

    这些文物从不同视角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完整、立体、鲜活、繁荣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态，也为业者及史学家提供了深入研读边区发展建设的难得史料。十多年边区建设的成功实践，对当今我国的经济发展方略定可提供有益的启示。在当前我党我国继往开来走向新时期之际，我们借此文一为全面传承延安精神，让人们了解那片培育人民共和国摇篮的陕甘宁边区如何诞生了新中国的雏形。二为纪念曾经在那片土地上坚持抗战、英勇奋斗的先辈们，中华民族会永远记住他们的。三为让人们了解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同时也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本营--陕甘边区，后方的人民是怎样参加这场驱逐日寇，争取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的！

    注1：详见1989年第二期《纵横》杂志刊载的《活跃在古城西安的传奇英雄——蒋自明烈士生平纪实》一文。
    注2：详见1986年5月15日《社会保障报》第二版《总司令交给的任务——访延安第一只假肢设计制造者张协和》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