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协和像

    张协和自延安时期始，从事工作涉及机械、冶金、化工、建筑、农业、材料、核能、航天、军工、教育、情报、工业美术及中医、文史等，取得一百四十余项研究成果（其中8项获国家级奖励），发表论著百余篇，领导创办了5所高等院校，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级管理、科技与经济骨干力量。被国家首称为“我党复合型和专家型的领导干部”。

    从科学文化与实业救国理想到职业革命者

    我们的父亲张协和（原名蒋孝传），1920年3月20日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他5岁入私塾，因年少个小常跪在凳子上学习。三年后转入江苏省立徐州中学实验小学，继升中学，期间因聪明好学、成绩优异而跳级。

不满16岁的蒋孝传笔记中有关兴办实业理想的记录

开办徐州食品店时期的蒋自明画像

    我们爷爷蒋自明（见注1）1917年应募为华工背井离乡赴法国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回国后，与友人集资筹建了徐州第一家西餐馆和西饼店。由于他吃苦能干、勤奋好学，在十多年的劳作求生中掌握了多种技能，又在法国学到餐厨、种植、语言、文化和经营管理之道，遂使“徐州食品店”的经营得心应手，生意日渐兴隆。穷困的流浪汉变成了富有的“蒋老闆”，而他却因自小浪迹天涯，在国内、外贫苦做工的经历，对不平等的社会深恶痛绝。他把鱼肉百姓的资本家斥之为“文明强盗”、“不拿枪的土匪”。大革命失败后，他从同情共产党转为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来资助和掩护共产党地下组织及成员，还请了老革命党人丁毅忱（解放后任民革江苏省委副主任）作儿子的导师。虽家境条件日渐优越，父亲却在爷爷和多位地下党人的影响下，认真学习科学文化技术和治国行事理念，逐渐从以科学文化与实业救国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方能救中国之思想。爷爷“要为国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的教诲和倾其一生、鞠躬尽瘁的身教不仅成为父亲一生的楷模，也成为后代传承的家风。

蒋孝传学生时期所使用的名片

学生时期以科学文化与实业救国为理想的蒋孝传

    青少年时期，父亲就参加了党领导的进步活动，查禁日货、宣传抗日。“9.18”事变后，11岁的他随徐州抗日会赴南京请愿“出师抗战”时遭国民党军警镇压，小腿肚被子弹击中，留下了永久疤痕。之后他又参加了“徐中实小”儿童旅行宣传团，到开封、归德、泰安、曲阜等地做反日宣传。14岁时他写了题为“富人”的日记，遭校方停课一周。后其自传载“自此：开始认识了富人与穷人的区别，后写血书予家父，立誓学好，学‘做人’，并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1934年“徐中”毕业后，爷爷告诫父亲“只要你对手艺有兴趣，觉得这样干是对的，那怕穷死饿死，我们都是痛快的，总比那些不劳而获的、专门捣乱国家社会的少数大老爷们强上万倍”的肺腑之言深刻地印在他脑子里，随即考入山东省内以德式教育为基础的济南工业职业学校，工读机械工程、应用化学与建筑工程专业。1935年他参加“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得到爷爷的赞扬。次年，不足16岁的父亲在日记中就写到：“智力发展要正确研究。理论正确、工作正确、合而为一。做人做现代的人。”立志用所学知识为国家和民族发展作贡献，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蒋志工”。此时爷爷已受老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宋绮云等人之邀，从徐州举家迁至西安筹建起市内第一家西餐馆“莲湖食堂”，完成了设立党的地下联络站、招待所、兵站和情报站的任务。

    1937年父亲从济南工职毕业，看到中国因国力落后而屡遭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略，曾准备“投考洛阳航空机械学士”，并拟就了“1、我投考机械士志愿2、我国工业不发达之原因及改良”的国文等科试题，后因日本加剧侵华，深感单靠科学与实业救国是行不通的，决心以投身革命为己任，毅然返回西安，在陕西省委参加革命。经徐彬如、伍云甫介绍入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后任赈济委员会第七救济区难民服务剧团负责人等职，带领剧团在陕、川、豫、鄂等国统区以文化、戏剧方式宣传抗日。

    1940年春，国民党严密封锁围困延安，父亲响应毛主席“有技术特长的同志转入经济建设”的号召准备去延安。7月，收到王明电报要他到边区组织木工厂。由于爷爷仍在西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父亲则假称去昆明云南大学上学，并按月伪装有汇款及书信与家中来往。为防止混入延安的特务觉察，自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出发时，他便将八路军胸章上的姓名改为“张协和”。

    当年，国民党政府允许西安与延安之间有不定期的汽车往来。7月13日他们乘车从西安出发，经过10天的路途颠簸，于7月22日下午抵达延安兵站，由已经在延安等候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统战工作的居敬接站，安排他与爷爷老友徐彬如同住在交际处。次日恰巧赶上聆听朱德总司令的演讲——“三年来八路军在华北建立政权的问题”。与千万投奔延安的青年一样，父亲也完成了一个以科学文化与实业救国为理想的知识分子到全心全意做职业革命者的身份改变。

张协和投奔延安路途中写的行军日记（7月16日至7月22日）

张协和到延安后第二天的日记（7月23日）

1964年44岁的张协和回到延安在当年居住过的窑洞前留念

    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同志们，尽管每个人工作分工各有不同，但是，不管他们是抗战前线的军人、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还是解放区的建设者、保卫者，他们都是国家的英雄，是前仆后继为中国摆脱近代外来侵略和奴役的国之栋梁。

    父亲从延安撤离后，主要在山东、北京从事经济、高教、科技、军工等科研及管理工作。17年后的1964年，由他负责的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直属研究室，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到新疆核试验基地参与两弹一星相关工程的技术攻关取得成功后，首长问他有何要求，他说想回延安看看。领导特别安排了兰州军区空军派专机送张协和一行来到延安。又回“家”了，带着难舍的依恋，父亲在当年居住的窑洞前留下了深深的怀念。

    “为党为人民、为科学技术”倾其所能，建设边区       

    1940年7月，刚到延安的父亲就被派往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教授技术知识。为了缓解边区最困难的吃、穿问题，又调他到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被任命为甲级工程师，每月拿二十块大洋的技术津贴。1941年刚满21岁的他又被任命为中央直属财经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经建工作顾问。
 
    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创办美坚工厂

    时年9月，在边区被严重封锁的情况下，朱德总司令从前线回到延安，专门负责领导边区经济发展工作。他提出了要大力发展边区特有的食盐与羊毛事业，拉开了“大生产运动”的序幕。父亲根据朱德、李富春同志要求为中央机关制作纺车的指示，在延安西山创办了木工与油漆车间，后转为中央管理局技术研究室下属的美坚木作业工厂，他任室主任兼厂长。支部书记兼副厂长袁明德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兼管工厂财务，副厂长郭青山（解放后第一任北京市房管局长）曾学过木匠，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工农干部。

张协和组织民间力量加工纺车交货记录二

1941年4月，张协和任中央直属财经委员会经建顾问的聘书

1941年1月工厂正式生产2个月营利约1300元的记录

    因为冬季临近，边区部队与机关许多人只配发了单衣，父亲便动员指导当地群众和民间木器加工力量，按照他改进后的图纸，将生产纺车的任务派发下去，保证了提前交货，工厂开工前共组织民间力量加工纺车2500多台，此即现今“项目承发包”方式。据中管局记载，工厂先后制作和监造了5000台单头纺线机、18头脚踏纺纱机和织布机，为开展边区的群众纺织运动打下基础，也使纺车这个民间生产工具成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时代象征。工厂正式生产的2个月内就完全打开了局面，不但完成了预定任务，并使工厂营利了1300元（毛主席当时每月津贴费为10元）。

    1941年夏，边区全面推广“南泥湾屯垦”精神，针对“大生产运动”对大量生产工具的需求，父亲又组建了新中国工业器具用品制造厂。在延安极缺钢材的情况下，他采用中国传统工艺典籍“天工开物”中的古代“擦生技术”，研制加工出了复合性材料的农具，解决了农用刀具、刃具贴钢、夹钢问题，三年多制造各种生产工具、运输与水力机械等42089件。

    时年8月，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处与陕甘宁直属财政经济处合并成立了中央管理局，父亲管理的木工车间、油漆车间，新中国工业器具用品制造厂也并入中央管理局，来年又成立了技术研究室。期间，他大幅度降低了工厂管理人员比例，进行人事与供给制分配方面的调整与改革。1943年春，又根据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形势，将木作间及油漆作间与中央管理局技术研究室改制，合并扩展为具有木、瓦、铸、钳、锻等工种的综合型美坚木作厂。

1943年4月22日中管局经建处技术室在《解放日报》头版刊登的改制启示

张协和草拟中管局技术研究室与美坚厂1945年生产事业计划

1941年7月拟的延安新中国工业器具用品制造厂各种技工的工时定价记录

1944年9月25日《解放日报》头版中管局第三次厂长、经理联席会上表扬了张协和与美坚工厂等单位，李富春指示开展劳动英雄、劳动模范运动，是晚招待与会代表。

    美坚厂的改制启示向我们展示了延安当时经济活动中，公有企业已开始从计划供给制管理逐步转向市场调节方式，并已具备浓厚的品牌意识，也伴随着出现了仿冒产品，而美坚木作厂则承诺对自己所有的产品提供长期免费的售后服务。时年10月7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有关中央管理局提前完成任务的报导中，强调“要加强经济核算制度”工作，在业务研究方面要提高技术，降低成本，试行计件工资，巩固生产基础，并对美坚厂进行了表扬。1944年秋，兼任中共中央管理局主技师的父亲对工厂进行了全面技术改造，各生产工序按标准操作，专设质量检验员，并提出了由“半工半料成本经济核算制”、“奖惩制度”和“严格的产品质量管理制度”组成、以责任制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为提高职工业务水平，生产出好产品，工厂除坚持每日给职工上一小时技术、文化课外，父亲还在中共中央文化补习学校、机关修建训练班等处教授农业种植、土木建筑、木器工艺、车辆制造、食品烹饪等课程，为保障中央直属机关与中央首长的工作、生产、生活和边区建设培养了一批具备经济建设专业技能及与建筑工程有关的专门人才。

张协和绘制的为毛主席制作软床（活动绳绷床）的加工尺寸图

方仲如给张协和绘制的毛主席要软床函及示意图（宽应为二尺八寸）

张协和绘制的给李纳用婴儿娃娃床设计图

    当年在边区人们多睡土炕，但有些单位也会配些木床，如托儿所、交际处、首长居所等处。中央书记处搬到枣园后，中管局局长方仲如致函父亲，为毛主席制作南方人多用的绷绳软床。因主席身材较高，给他特制的绷床长六尺二寸（约合2.046米），宽二尺八寸（约合0.93米）,床板边框打孔，以北方的麻绳代替南方的棕绳，斜拉交叉绷紧,两头用分离式大、小床头托撑搭起。当时加工的木床，无论双人还是单人的都做成床板、床头分开式，便于战时需求，可随时随地拆装、搬运。

    提到毛主席女儿李纳出生时，父亲特意参考外国图样为她设计制作活动婴儿床一事，记得文革时曾问过父亲：他们那么整你，是否因为得罪过江青？父亲说：“当年在延安虽说对江青追主席有些议论，不过李纳出生时，大家还是挺为主席高兴的。李纳的小床做好后，我和两个工人一起送到主席家，一边支床一边给江青介绍床的功能和使用方法。还没说几句，江青就指着小床，这儿不好，那儿不行…因为都是从大城市去延安的，我又年轻气盛，看着她傲慢的样子，把我当老土，顿时就火了，指着床说：这是国内外最时尚的样式,功能多，使用方便…和她争了起来，越吵越凶。最后我气急了，对工人说：她不意愿要，我们搬回去！看到江青和我吵得不可开交，主席过来生气地说：江青！我看你小资产阶级的优越感又犯了，他们是专业人员，比你明白。你不要在这里不懂装懂，指手画脚了。随后对我说：小床挺好，放这儿吧！回去替我谢谢大家！当着我们的面，主席不客气的批评可能让江青觉得大丢面子，她是个好记仇的人，是不是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听说知道她当年在山东、上海那段历史的人没少挨整。”

美军观察组第一次定制办公家具英文函之一

1946年黄炎培先生著《延安归来》

    2007年秋，我们随“延安儿女回访团”参观杨家岭毛主席旧居时，和周稚英（主席秘书周浣白三女儿）说起父亲给李纳作小床的事，她说听她妈妈（吴文瑜）说过：那时他们家住在主席家下面那排窑洞，她妈妈生了老二后，江青把李纳用的小床送给了他们家，当时她二姐就一直用着那个小床。也许是与我们父亲的争吵伤了江青的自尊心，送走小床就“眼不见心不烦”了吧。

    现在去参观朱德总司令旧居窑洞时，讲解员会告诉你，延安纪念馆现在仅存的一对当时留存下来的单人软沙发实物，就是美坚厂用缴获的废汽车坐垫拆下来的弹簧为毛主席制作的，后来他转送给了年势已高的朱老总。

    美坚厂生产的美观、坚固的家具用具，受到延安各界好评，人称“呱呱叫”。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厂参观时也以“要研究群众文化的程度，这种地方倒是很值得注意的。”赞誉延安是有高度文化素质的地方。《解放日报》也多次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报道。美坚产品成为边区的代表性品牌，为此，李富春同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号召边区各生产企业学习他们坚持“质量第一”的好经验。朱德总司令也多次到厂视察，鼓励大家对生产技术精益求精。根据中央管理局资料记载，美国驻华军事代表机构也通过延安美军观察组到美坚厂单独订货十余件，用飞机运往重庆，供美军驻中国战区代表团使用。

    除了为中直机关与首长提供大量的办公、生活用具外，父亲带领美坚厂还参加了大量杨家岭、王家坪、南泥湾、瓦窑堡、市场沟、枣园书记处等地的各类建筑设计、施工及家具配套工作。

    枣园改建时，毛主席窑洞窗户上半部分原设计为三环半圆型窗，饰以圆顶6瓣放射纹，施工时加大了中心半圆弧，增加了镂空五角星装饰。内立窗取中间为4扇封闭窗方式，两侧加通风防蚊蝇帘罩窗格，门为西式上下两段加厚镶嵌门，窗下地面设冬季取暖柴灶，保证窑洞内能达到冬暖夏凉之效果。从这个很普通的窑洞建设外形的历史图片中，可以看出当时延安建设者们在设计、施工中奉行“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张协和绘制枣园毛主席窑洞门窗草图（反向）

张协和设计与监改修建的枣园毛主席窑洞（摄于1947年4月）

张协和为延安中央幼儿园、托儿所等制作大型玩具及家具的图样与信函

    “多才多艺”、急公好义、助人为乐

    父亲“多才多艺”(叶剑英同志语)，除了努力完成本职工作外，还为边区建设出谋划策。他通过爷爷的交通线，从西安向延安运送了印刷机、各种书籍、药品、种子、食品、奶牛、家具、戏装和文具等大量物资；并参与筹备数届边区工业 、卫生等展览会；出版或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美坚木器是怎样作成的》、《大灶菜烹饪法》、《西红柿贮藏法》、《怎样烧木炭》、《改进修建技术》等科普文章，对改善边区军民的生产、生活给予技术指导。为打破敌人封锁，他还就地取材，以延安当地特有的柞蚕粪，芒硝等为原料，研制成绿、灰色军装用硫化染料，为解决中央机关及八路军的军需装备提供了支持；并完成了《油乳剂在建筑和军装上的应用研究》、《天然漆的研究与应用》等多项军事与民用课题研究。1942年秋，他又兼任了西北土产公司(对内称土产贸易局)特产委员。

    父亲还参与中央医院及阿洛夫大手术室、和平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的规划、设计、建设，并根据延安的物质条件为其配套设计、组织加工制作了多种专用医疗设备、器械用具。从普通及行军用药箱、用煤油灯照明的X光看片器、各类手术台及病床、妇科检查台及包儿台、扁桃腺椅到多头脚踏洗手台、自动升降椅、各种玻璃药柜等等。他的尽心尽力使边区的医疗条件和设施配套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当年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金茂岳的女儿金星曾说过，据他哥哥的同学说：“当年在从延安到山西的行军路上，我父亲急性阑尾炎发作，是你父亲在路边支起手术台，给我父亲做了切除手术，救了我父亲一命。”当金星看到我们整理的父亲设计制作医疗器械的图纸后说她父亲曾说过：当年他们用的行军药箱就是参照白求恩的药箱制作的，功能齐全，便携轻巧，加上折叠行军床及手术台等医疗器具，随时随地就能建起流动医院，抢救伤员。而作为医生坚强后盾的父亲也在为“救死扶伤”默默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张协和设计的阿洛夫大手术室折叠手术台详细尺寸及加工图

张协和绘制的提琴（贝斯）大样图

    我们真心希望延安中央医院旧址不仅只留下一块石碑，若能借助父亲保留至今的百余张原始图纸资料，部分恢复当年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实况，则可使后人了解，正是中国共产党以 “救人救国救世”之宗旨，在延安建立了这些正规化的模范医院，才会有从1942年初至1943年10月，妇产科接收产妇893名，无一例死亡；小儿肺炎病死率只有5％；老人大叶性肺炎病死率仅为3．9％之共产党的中央医院高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医院医疗统计数字之记载, 尽管边区设施简陋及药品供应不足,但医疗水平却是较高的。

    为支持延安戏剧演出，父亲通过爷爷的老友刘仲秋先生募集了一些戏装与道具，爷爷又增添了部分，一并转运到延安，受到周恩来的赞扬。他还亲自为《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戏剧设计布景、道具及胡琴等乐器，并细心指导施工制作。他选用陕北当地木材为冼星海编排演出“黄河大合唱”制作的提琴弥补了低音乐器不足的缺憾；为中央幼儿园、托儿所和延安保育院按年龄段制作了数百张小床、家具及多种室内外娱乐玩具。

    文革中，一次陪父亲去西单附近看老朋友，回来时天色已晚，商铺都已打烊。突然父亲停下脚来，脸紧贴在一个还亮着灯的乐器店大门上，透过窗帘缝使劲往里看。我也趴到窗户缝那儿，边看边好奇地问：“看什么呢？”“violin!”“什么？”“英文，小提琴！”只见店里的墙上挂着好几排小提琴，想着父亲最爱中国传统戏剧，怎么会对西洋乐器感兴趣？又怎么会张嘴就说出英文来？我就问：“怎么了？”父亲就那么站着，看了好一会才慢慢转过头说了句:“没什么，走吧！”只见他眼中含着泪花，眼神迷离欲言又止，走了半天没有说话，此事我一直不得其解。直到文革后，听丈夫的大哥沈乃凡（天津音乐学院教授）说起父亲告诉过他：曾在延安给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制造过低音贝斯。后来整理父亲遗物时又看到他当年设计的提琴大样图，我才明白当年在乐器店门口，正是因为父亲的思绪已回到三十年前，而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凡事又不能都“实事求是”地言明缘由，他只能自己陷入深深地依恋与回忆之中。

张协和为延安平剧院《三打祝家庄》制作布景、道具的彩色图样

张协和以私人名义与中央办公厅签定种植蔬菜种子合同

张协和为边区妇女合作社设计的延安第一个商业二层营业楼外型草图

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致张协和有关研制布质边币的函

    父亲利用他选学的建筑专业特长和对家具设计的爱好，带领美坚厂为边区发展建设作了很多工作。他先后参与设计和指导施工建设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边区参议会大礼堂（被后人选为《中华百年建筑经典》）；还完成了枣园毛主席与中央书记处首长办公、住宅及配套建筑群改造及南泥湾高干疗养院（红楼）、边区妇女合作社、新中国商店总店等建筑工程及室内装饰与设施配套工作。

    随着延安经济好转，其经营管理方式也更趋于多样化。为改善边区军民生活，1943年春，父亲让爷爷托人从西安带来几十种中、西蔬菜种子，并以私人名义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代表王西平签定了合作种植合同，由办公厅提供土地和人力、肥料，他负责提供28种蔬菜种籽和技术指导，收获后双方平分所得，并在边区推广种植，以改善军民的饮食结构，提高营养水平。此后的边区展览会上展出了他们收获的28种菜种样品，杨家岭办公厅种菜队也成为延安种菜模范单位，《解放日报》多次刊登了他们介绍种菜经验的报道。

    父亲在边区颇有名气，因为他年轻博学，涉猎甚广，有些人就质疑他：是美国留学、法国留学、英国留学、德国留学，或说是苏联回来的。对此他难加申辩，只是遵循做事：“不要全凭兴趣，不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时代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要认真，决不应付，干就干好。”的宗旨，除完成中央管理局本职工作外，对其他单位和同志的请助有求必应，并努力达到学以致用，优中取优，力争作精。因此，延安许多单位与个人碰到难题时常会请他帮忙协助。

    由于父亲对边区工、农、兵、学、商、医、文等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众多领域作出贡献，并在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进行革新探索成果显著，1943年被中央管理局授予“劳动模范” 称号，并发放了奖金边币8000元。

    1941年春，才满21岁的父亲就被中央组织部任命为甲级工程师，成为延安十数位中、外高级技术专家之一。爷爷闻讯后从西安捎话嘱托：“以你的技术，作器物以留芳人间”，以作警训，而后他一生为此奋斗不缀。

    1942年，当爷爷得知父亲与母亲（姚毅）在延安结婚后，从西安捎去一个亲手制作的贺喜蛋糕，上面用奶油书写了四个隶书大字“仍须磨练”，以示勉励。50年后，经历半个世纪沧桑的父亲，深有感触的请周彤彰先生重又书写了这四个大字，以示金婚之喜并继续持此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