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31日，浙江嘉兴南湖，一艘古色古香的画舫在幽静的湖面上荡漾。船上，十几位西装革履的外地“游客”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边饮茶，边交谈，显得悠闲自得。船头，一位眉清目秀的青年女子警觉地环视四周。

    而今，这些游客的身份早已为我们所知。这里正在举行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这个眉清目秀，警觉放哨的窈窕女子是谁，以及她与中共一大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却始终少有人知。

    1898年，王会悟出生于鱼米之乡——浙江省桐乡县乌镇。其父王彦臣是晚清秀才，靠教私塾养家糊口。王彦臣禀性耿直，对子女及门生要求很严。王会悟从六七岁起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中，党的“一大”具体的筹备工作多由王会悟的丈夫李达和李汉俊二人负责。从1921年五六月份开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与李汉俊分头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组织或党员，通知各派两名党员来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从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者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费。

    代表们来沪后住哪儿合适呢？负责会议后勤事务的王会悟打听到法租界白尔路（现太仓路127号）有一个“博文”女校。7月中旬学校已放暑假，教室闲着。王会悟认为这个地方不错，不会引人注目，于是找到校长黄绍兰说：“有个学术团体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想在贵校借宿一下。”黄校长痛快地答应了，她递给王会悟一本“捐册”。“一大”结束后，王会悟捐了20元，实际上等于房租。

    学校自然没有床铺，王会悟上街买了些芦席铺在楼板上。好在时值盛夏，芦席作褥倒也凉爽惬意。除上海代表住在家中，年龄最大的两位代表何叔衡和董必武分别寄寓湖南会馆和湖北会馆外，毛泽东、邓恩铭、王尽美等七八位代表便安排在这里。广东代表陈公博则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住进了大东旅社。开会的地点，王会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理想。后来，王会悟在上海法租界找到一所可靠的洋房。房子的负责人李汉俊和王会悟是老相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召开了。

    这是一次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会议！在代表之中，最为年长的是“何胡子”，不过45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30岁以下的有10位，占三分之二。

    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正巧等于毛泽东的年龄。这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的名字早已为人熟知——董必武、李汉俊、包惠僧、陈潭秋、刘仁静、张国焘、何叔衡、李达、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为着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为着一个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汇聚在一起了！

    代表们开会时，王会悟在门口负责警戒。7月28日上午，王会悟像往常一样在楼下后门门口望风。突然，她发现一个年轻人手里托着件尚未抖开的湿衣服急匆匆地从厢房里跑出来，直奔楼上。当时代表们正在二楼开会，会议室的大门就对着晒台。王会悟连忙问正在为代表们准备午饭的大师傅这人是谁，大师傅回答说：“大概是少爷家的朋友到楼上晒衣服吧。”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王会悟觉得此事有些蹊跷。她想，应该上去汇报一下，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来过人了。王会悟赶紧跑上楼，把坐在门口附近的翻译杨明斋（山东人，在俄国入党）叫了出来，向他简单叙述了刚才发生的意外情况。杨明斋马上回屋翻译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警惕性很高，当即宣布休会，匆匆收拾了自己的文件便走了。当时讨论正在兴头上，有些代表觉得这是否有点大惊小怪了。主持会议的张国焘则带着责备的口气冲着李达嚷嚷：“王会悟怎么搞的？把会给搅散了！”意见归意见，但因共产国际的代表已起身走了，会议不便继续进行，大家也就随之散去。

    散会后不久，便来了两辆警车，好几个法国巡捕冲进李汉俊家，追问上午聚会干什么。精通日、英、德、法四国外文的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答复巡捕：上午来了几个教授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问题。巡捕扑了空，又未抓到什么把柄，只好悻悻地走了。李达竖起大拇指对王会悟说：“你今天立了大功！”

    会议停了两天。在此期间，代表们有的建议在上海找个旅馆，有的则主张到杭州西湖。大家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在上海，这么多人聚到一块儿，容易引起警特的注意；到杭州西湖，无异于入虎口，因为那里是达官显宦的游乐场所，护卫军警较多。王会悟冷静地想了想，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于是开口说道：“我今天又要多嘴了，我来出个主意吧。离我们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景色秀丽，但不像杭州西湖那样引入注目。我们不妨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

    董必武听后首先拍手赞成：“王先生提的这个建议好！她是个靠得住的人，是个有知识有思想的女孩子，我们应该相信她。”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合适。”何叔衡接着说。

    两位年龄最大，阅历较深的代表率先赞成了王会悟的建议，其他同志再未提出更好的方案，会议地点的转移就这样确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