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7日上午，首都各界纪念毛泽东同志发表《为人民服务》讲话七十周年活动，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在纪念活动上讲话。（中红网江山摄）

2015年1月18日上午，首都各界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80周年活动，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隆重举行。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在纪念活动上致辞。（中红网李学叶摄）

    中红网北京2015年11月8日电（张全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是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毛主席是领导抗战胜利的伟大领袖。同时，我们也始终秉持着：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以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向世人昭示，我们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近代以来，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是侵略中国次数最多，掠夺最残酷，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最深重的国家。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系列战争、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屠杀惨案、攫取的种种特权，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仅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的14年间，就造成全国3500万军民伤亡，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

    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侵略扩张，就是战争。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不断发动侵略战争。1874年日本兴兵台湾，迫使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1875年至1879年，对朝鲜、琉球的侵犯与占领为扩大侵华战争创造了条件。此后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兵山东、北伐战争中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1928年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等等，无不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企图灭亡中国。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妥协下，中国军队有的不战而逃，有的一触即溃，丧权辱国，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有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经过14年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毛主席最早提出抗击日本侵略者，并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早在1916年7月，具有非凡历史洞察力的毛主席就深刻指出，“要认真对付日本的侵略，注意东事”，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变”，“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宣言。9月25日，毛主席与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告白军士兵弟兄书，表明坚决抗战的立场，号召共同抗日，并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久又与满洲省委派出一批党团员和领导干部，如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各地领导各路游击队，逐渐成为东北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反蒋抗日”建立统一战线，打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到1932年底中共中央先后发出10多个文件。这些文件大多是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就在毛主席的掌舵下乘风破浪前进。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共同抗日救国。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这个新局面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将进入“抗日民族战争的阶段”。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红军内部一片欢腾，多数人主张杀蒋介石报仇，而毛主席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力排众议，最终制定了联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推动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向全面抗战转变。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明确指出，应该使我们共产党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际上是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符合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由此可见，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是共产党和毛主席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竭尽全力促成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是全面抗战的主导力量，表现出的是广阔胸襟、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二、为推动全面抗战，毛主席主导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达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在毛主席的主张下，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包括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和改编红军等，终于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全面内战的方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核心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共同抗日，没有国共两党军队的共同抗日，统一战线就无从谈起。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加入了国民党第二战区（晋绥阎锡山）序列。当时，红军改编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很多指战员思想不通，他们认为改编就相当于共产党、红军向国民党投降。针对这一状况，红军各部普遍向广大指战员开展了一次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明确指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红军才实行改编。从表面上看来，我们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经过思想教育工作，广大指战员逐渐解开了思想认识上的疙瘩，普遍认识到大敌当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兵出山西，过去的死对头变成了现在的友军，而且还成了“阎长官”的“部属”，如何相处？这就是“白皮红心”、“内方外圆”。洛川会议上，毛主席曾说: “做统一战线工作，就像到大海里去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原则性是指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主席又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因此，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实行既统一又独立、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中尤以“皖南事变”为甚，使新四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即是如此，毛主席还是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张在军事上严防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以斗争求联合，极力维护了统一战线。 “皖南事变”的爆发，使国民党蒋介石遭到来自国内外各方面正义力量的抨击，冯玉祥说“皖南事变”使蒋介石“实难挽回人们的信赖”，反而使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在全国的地位大为提高。更为可笑的是日本天皇发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后，蒋介石竟命令日伪军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并指定其维持秩序。

    第一次国共合作，党处于幼年时期，人数少，又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行党内合作，当时的目标是帮助孙中山搞国民革命，结果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经过10年土地革命战争，党成熟了，党领导的军队壮大了，特别是经过长征后，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集体领导下，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正是全党上下的觉悟和团结，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贯彻执行正确路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白皮红心”本质不变是八路军、新四军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形象说法。感情不能代替政策，灵活没有改变原则，党掌握了统一战线的主导权。

    毛主席在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经验教训时说，蒋介石和一切军阀都十分重视“有军则有权”、“都爱兵如命”，处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患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提出了处理国共关系的四种方式，即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和不斩不奏，从而既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又坚持了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    毛主席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的存在及发展，使中国不再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而是一个团结起来、凝聚起来的中国。离开了毛主席就谈不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谈不上抗战精神，就无法实现中流砥柱的作用，就没有抗战的胜利。

    三、毛主席明确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

    从抗战开始，国内就存在亡国论与速胜论的争论，各执一词，思想十分混乱。毛主席明确指出了抗战必胜。1935年就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了回答。抗战10个月后，毛主席觉得有必要对这一段的经验作一个总结，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说法和答案。1938年5月至6月，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透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国家性质、强弱、大小和战争的性质，明确指出，日本可以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要经过艰难的历程；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胜利最后属于中国。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将其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最为艰难，是整个战争转换的枢纽，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由弱转强的力量。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集中阐述了人民战争思想，“兵民是胜利之本”成为至理名言。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理论，清晰地回答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种种问题，消除了人们的思想疑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论持久战》不但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结合实际学习运用，而且在国统区也广泛传播，像白崇禧、卫立煌、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对毛主席的观点高度认同，啧啧称赞，甚至把《论持久战》带在身上当教科书。《论持久战》在侵华日军中不胫而走，有的读后认识了侵略战争的反动本质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落后性，成了反战人士，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有人说最早提出持久战的是蒋百里，这是不正确的。他只在其著作中提到这三个字，至于为什么要持久战、怎样持久战，根本没有涉及。蒋介石虽然也说过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但他主张依靠国外力量的干预，没有人民战争思想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抗战的历程告诉我们，当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前途陷入渺茫、苦闷、彷徨的情绪之中时，毛主席对于抗战前途的分析预测是多么准确，多么入情入理，多么打动心扉，使人豁然开朗，精神振奋，深为佩服。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了新的特点，提出了新的措施，指引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反攻阶段，又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在八年抗战中，不管战局如何复杂多变，其发展进程都没有超出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关于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论持久战》成为世界十大军事著作之一，不但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不但指导了抗日战争，而且指导了以弱胜强的反侵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