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中办老干局领导为老爸颁发抗战胜利80周年奖章和慰问金！

    202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缅怀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歌颂了毛主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丰功伟绩。我和一些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应邀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回到家里，思绪万千，回忆起当年为迎接毛主席第一次到杭州时，做警卫工作的一些人和事来，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一、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1927年1月，我出生在山东省掖县（现在是莱州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父母省吃俭用只供我念了六年书就辍学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我家乡开辟了西海抗日根据地。我于1941年（14岁）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后因工作需要我还改了名字（原名龚振义）。从入党那天起，我就知道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也是劳苦大众的大救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5年1月，组织上派我到胶东行署公安训练班学习；7月任八路军西海军分区侦察员。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又被派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山东省临沂地区开办的一所公安干部学校学习；6月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保卫部工作。解放战争初期的1947年7月，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我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保卫部书记（机要秘书）。

    二、随七兵团解放杭州

    1949年2月，淮海战役胜利后，华野部队在江苏徐州附近休整，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下辖四个兵团十六个军约八十余万人。2月9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三野首长在贾旺镇召开了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明确部署了渡江战役和南下后各兵团的战略方向及主要任务，我所在的第七兵团四个军，除三十五军攻占南京外，其余三个军将直接攻取浙江，具体部署为：二十一军攻取杭州、义乌、金华；二十二军攻取宁波、奉化；二十三军攻取温州、青田等大中城市。4月22日，随着毛主席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对国民党蒋匪军展开了疾风暴雨般的战略进攻，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解放战争期间军装照）

    尽快解放杭州，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京沪杭战役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可以形成对盘踞在上海的蒋军汤恩伯二十余万顽敌的战略包围，而且为下一步保证我军顺利南下福建、江西等各省打通前进的道路。在解放杭州的战役中，夺取钱塘江大桥又是解放浙江全省的重中之重。在我军横渡长江挥师南下后，国民党行政院长何应钦曾匆匆飞至杭州密谋炸毁大桥，妄图阻挡我军南下。为粉碎敌人的阴谋，担负解放杭州主攻任务的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各部，以强行军的速度分两路昼夜兼程，直插杭州。5月2日，部队到达余杭县，兵临杭州城下。5月3日，我军开始进攻，以六十一师攻取市区，六十二师直插钱塘江大桥，六十三师攻占萧山。当天夺取了钱塘江大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军就地放下武器投降，杭州宣告解放。

    三、接管国民党警察局

    第七兵团保卫部在部长王芳带领下（当时我给王芳同志当秘书），随三野第一副政委兼第七兵团政委谭震林、司令员王建安、参谋长李迎希为首的兵团部一起行动，从安徽庐江强渡长江，经广德进驻了湖州城。5月3日，兵团部接到杭州解放的消息，王部长随即带保卫部少数几个侦察、警卫人员连夜赶赴杭州，接管了位于太平坊街22号的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

    祈盼解放，早已是浙江人民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之事。解放大军一进城，杭州市区的战乱形势迅速稳定下来，老百姓欢天喜地迎接解放的第二天，就开始了有序的生活。学校照常上课，商店开门营业，工厂正常生产，甚至连电影院安排的影片也没有中断售票和放映。这座风景如画的江南名城，在一派平稳、喜庆的气氛中跨越了新旧两个世界的历史变迁。

    1949年5月5日，我和保卫部其他同志随侦察科长张世祥一起进入杭州与王芳部长会合。从这一天起，我和战友们一道走上了公安战线的新岗位。

    四、成立杭州市公安局

    素有“人间天堂”美誉之称的杭州，解放前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藏污纳垢的“乐园”，解放后将成为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天堂。为了保卫、改造和建设这座城市，还人民一个美丽、和谐、安全的杭州城，公安战线上的全体干警、员工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

    1949年5月，第七兵团迅速占领浙江全境后，开始对各大中城市实行全面军管。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成立，谭震林、谭启龙为正副书记，李丰平、杨思一、戴智真为省委委员。5月7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成立，李丰平兼任部长，王芳任副部长。5月3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挂牌，李丰平兼任市公安局长，王芳任副局长。军管会公安部与杭州市公安局属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同时兼顾浙江全省的公安保卫工作。8月，浙江省成立公安厅，李丰平任厅长。11月，王芳接任李丰平的杭州市公安局长之职。    

    市公安局成立后，其主要人员配备来自原第七兵团保卫部、第二十三军保卫部和部分南下干部，以及华东革命大学的部分学员。原第七兵团保卫部的张世祥、邬家箴科长分别担任市公安局的侦察情报处正副处长，我任市公安局书记。

    浙江省是蒋介石的老巢，国民党军败退后，潜伏于各地的匪特活动十分猖獗，曾经发生百余起武装暴动，攻占过两个县城，残害我各级党政干部一千余人。为了确保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49年5月11日和7月30日，市公安局对杭州城内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搜捕行动，逮捕国民党“中统”、“军统”及其他潜伏匪特五百余人，收缴电台二十五部，枪支七十余支，收容、登记、遣散国民党散兵游勇五万四千余人。从这年5月起到1952年，全省剿匪近十万。杭州市公安局还配合全国、全省开展了为期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摧毁和肃清了潜伏在杭州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与特务据点。

    五、组建可靠的公安队伍

    经过三年的镇反剿匪工作，浙江省稳定了，杭州城太平了。自此，市公安局将迎接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到杭州的警卫安保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当时公安战线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干部，特别是缺乏党员身份、忠实可靠、富有警卫工作经验和一定文化知识的干部。部队进城后，虽然迅速接管了国民党警察局和大部分旧警察，但我们的重点警卫目标和保密任务不能依靠这些人。为此，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一方面招收大批工农分子和进步学生充实公安干警队伍，以逐步替换留用的旧警察；一方面开办杭州市人民警察培训班（后改为浙江省公安干部学校），培养自己的业务骨干。1950年初，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三野副政委的谭震林同志批准，从第七兵团各部抽调军职以上首长的警卫员支援杭州市公安局。

    有了可靠的人员基础后，市公安局成立了两支安保队伍，一支是侦察情报队，归张世祥、邬家箴领导的侦保处（后改为政保处）负责；另一支是便衣保卫队，归易成铸领导的警卫处（后改为交际处）负责。

    1951年2月23日，朱德总司令与夫人康克清赴杭州疗养并视察浙江省驻军部队（他先后来杭州十二次）。1951年12月30日，少奇同志与夫人王光美来杭州疗养并视察浙江省各地党政工作（他先后来杭州十次）。他们的首次到来是对杭州警卫工作的检验和促进，当时我们就意识到，迎接毛主席来杭州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六、强化西湖的安保工作

    1952年11月，王芳同志任省公安厅长。为了给人民群众创建一个安全、祥和、优美的休闲环境，也为了确保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来杭州的绝对安全，王厅长对杭州市的公安工作提出了“打扫院子，迎接客人”的明确要求。为此，我们对相关地域进行了全面的摸底排查，分析研究了杭州警卫工作的形势和特点，明确了工作的基本方向，采取了相应的安保措施。经调查，当时杭州全市有各种寺庙五百余处，仅西湖风景区内就有一百六十九处。其中部分和尚、住持、游僧及尼姑的历史背景复杂；各主要景点的商店、茶室、照相馆、旅社、餐馆、游船码头等旅游服务设施，解放前绝大部分被当地的恶霸、地痞、黑社会、官僚资本家和特务机关所把持，而我们为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安排的主要驻地刘庄、王庄、大华饭店等都在西湖景区内。为了坚决清除西湖地区的残渣余孽，全面开创杭州城内的治安新局面，尽快使其达到“清如水、明如镜、无死角、无隐患”的防范目标，省公安厅对杭州市的公安工作做了如下部署和调整。

    1、1952年12月，在省公安厅长兼杭州市公安局长王芳同志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了“省市公安局”。将当时浙江省的警卫工作和外事接待工作结合起来，统一由“省市公安局”交际处负责，处长由副局长易成铸同志兼任。该处设立了“点线保卫科”，由我任科长。当时的杭州市政府还没有设旅游局和园林局，西湖景区内所有的宾馆、饭店、餐馆、商店、茶社、照相馆、书画苑、游船等旅游服务设施，都算“特种行业”，统一划归“点线保卫科”直接领导和监管。不久，鉴于西湖地区的特殊地位，省委决定由公安厅长王芳同志亲自兼任西湖区委第一书记，我被任命为西湖公安分局局长兼点线保卫科长，主管西湖景区内的“职业保卫点”工作。张秉业同志为西湖分局副局长兼治安科长，主管北山、玉泉、净慈、龙井、灵隐等地和西湖水上派出所，强化社会治安和特种户口管理工作。从市局侦察情报处选调侦察员王汝良同志任命为西湖分局侦察科长，负责加强西湖景区内的庙宇、饭店、旅社、街道等重点单位和区域的明查暗访工作，随时打击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武装匪特的破坏活动。这种区别于其它省市公安机关的机构设置，是浙江省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安保工作环境所形成的，也是公安战线上的一个创举。

    2、西湖分局全面接管西湖景区内的全部“特种行业”（有些茶社、饭庄是按照党的赎买政策有偿收归国营的）。通过审查甄别内部人员，清理了土匪恶霸、地痞流氓、反动党团骨干、黑社会帮派组织及反动会道门等成员近百人。

    3、将西湖景区内所有的“特种行业”改造为西湖分局下辖的“职业保卫点”，所有留用的员工身份也改变为西湖分局的正式职工。这些“特种行业”一方面为社会服务，一方面监控辖区内的治安情况。为了震慑和防止社会上一些地痞流氓对西湖各风景点及各个保卫网点的骚扰与破坏，经上级领导批准，西湖分局下辖所有“特种行业”的经营执照上，“老板”（现在叫法人）都换上了我的名字及单位名称。

    七、建设公安“职业保卫点”

    西湖分局利用这些“特种行业”，在西湖景区内相继建立了两百多个公安“职业保卫点”。这些网点，不但是我们强化安保工作的眼线和前沿阵地，也要照常对外经营服务，照章纳税。既然以做买卖为掩护，就会有收入。为此，西湖分局还专门设立一个财会办公室，所有网点每天的经营收入都要按时上缴。解放初期，党政机关到处缺少干部，特别是女干部。当时上级只给配备了一个会计，没有合适的女同志担任出纳工作（部队上的女同志极少）。后经组织批准，将我爱人刘永亭同志由市公安局秘书处调任西湖分局当出纳员。她当出纳员后，经常一个人身穿解放军的军装（当时公安干警还没有配发专门的制服），骑自行车行走在西湖景区内，将各网点的经营钱款装在一个麻袋中，再送交市财政局的银行里。我从她的日常工作中不但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各个“职业保卫点”的治安和经营情况，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女同志，每天有规律地骑车带着一麻袋钱，单独往来于各景点间竟无一次遇到意外，可见西湖景区内的治安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了。

    为了充实安保力量，我们还从省公安干校培训出来的一批忠诚可靠的复员军人、工农分子和当地职工中选拔出来的积极分子，派入各个“职业保卫点”担任领导。记得当时各网点的负责同志有：“楼外楼”饭庄的姜松龄、蒋水根；“太和园”餐馆的乐永昌；“天外天”饭庄的章金堂；西湖饭店的张究天；杭州酒家的吴蛟林、邓铁；大华照相馆的周磊君等。以茶室、商店为掩护的网点负责人有：平湖秋月景区的王仁谋、三潭印月景区的王德元、灵隐寺景区的徐恒聪、黄龙洞景区的封耀松、九溪十八涧景区的丁吾庄、放鹤亭景区的陆方华、双照亭景区的朱世林、岳坟景区的迟在正、玉泉寺景区的傅宝云、龙井景区的钱兰丁、虎跑景区的祁长德、烟霞洞景区的高文华、六和塔景区的张守楷、丁家山景区的吕文德、六公园景区的孙云祥、玉皇山景区的郑世庭等人（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网点负责同志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

    在王芳厅长的直接领导下，西湖景区的安保工作最终实现了星罗棋布、点线联网的全覆盖，采用了以警卫与安保的“内紧外松”相结合；公开震慑与秘密监视相结合；线路布岗与点站布控相结合；职业掩护与民警巡查相结合；专业力量和群众协防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展开，给潜伏在杭州城内的国民党残余匪特摆下一张天罗地网，只要他们有蛛丝马迹的活动，即可暴露随时就擒。解放初期，杭州市公安局的这些举措，为确保杭州重点地区、重点警卫对象的绝对安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八、为迎接毛主席来杭做准备

    1953年12月，终于盼到了毛主席要来杭州的消息，我和同事们的心情一样，兴奋之余还有些忐忑不安。警卫工作无小事，我们一遍遍地仔细研究制定警卫方案，认真细致地巡查西湖景区的各个保卫网点，生怕因一时疏漏发生不测。

    毛主席来杭州时，将被安排在西湖景区的刘庄下榻。刘庄，位于西湖西岸，西里湖的丁家山下，是晚清广东举人刘学洵耗巨资购建的一处庄园，占地约三十多亩。解放初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没收后划归铁路部门使用，主席来杭前临时腾出作为接待用房（现在已改建成西湖国宾馆了）。刘庄三面环水，一面接壤，形似半岛。它的东面隔湖相望的是西湖最长的苏堤，过了苏堤便是西湖。西面横贯一条杨公堤马路，进出刘庄只有两条小马路与其相接。这里环境优雅，景色秀丽，湖水涟漪，鸟语花香，是个绝好的休闲之地。将毛主席下榻之处首选此处，不单是考虑这里的湖光山色更胜一筹，主要是其周边的地形便于我们警戒布防和附近居民为数不多的原因。

    当时省委研究的警卫工作方案为：毛主席在杭州的驻地警卫和接待工作由王芳厅长统一指挥，市局交际处长易成铸负责刘庄驻地的警卫工作。由于当时我还兼任交际处二科（警卫科）副科长之职，王厅长将我调入刘庄直接参与对主席的警卫任务。他还分配二科警卫干事纪希义、王维秀等同志协助我具体负责主席在杭州外出时的警卫工作；同时选调二科的汪龙和、孙恭莆同志担任主席的服务随员；再让我选调一名厨师到主席小灶上帮厨。另外从便衣保卫队中抽调部分骨干人员，由队长曹焕林、黄平同志负责其他中央首长的随身警卫和驻地安保工作，同时还要在首长们外出时提前派出警卫人员控制交通要道、桥梁、涵洞和制高点等。有关物资供给等后勤保障工作由交际处总务科的叶勃新、乔宜亭同志负责。

    为了解决通讯联络问题，经王芳厅长批准给所有的“职业保卫点”安装了电话，并给我们西湖分局“点线保卫科”增设了通讯报话台，由交际处的常福庆同志主管，并配备了经有关专家新近研制的“超短波”报话机（此项设备当时并不过关，主席第二次来杭州时才投入使用）。

    为了给毛主席选调一名政治可靠，厨艺高超的厨师，我几乎跑遍了西湖分局管辖的所有饭店、饭庄和餐馆，终于在岳坟景区的楼外楼饭庄选中了韩阿富同志。韩师傅出身贫苦，为人忠厚老实，菜烧的也很出色，特别是他的“西湖醋鱼、糖醋排骨、叫化鸡”等，堪称上品菜肴。将他调到刘庄给毛主席小灶帮厨后，主席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从此不再以吃湖南菜为主而开始吃浙江菜了。回北京时主席也将韩师傅一起带进了中南海。不料，他进京后不久就跑回来找我，说他不习惯北方的气候和生活，只吃粗粮没有大米吃不饱；还说中南海里管理的太严，行动不自由；再有自己的岳母刚刚去世，家里欠人家五十元钱要还账等等，不想回北京了。我听后狠狠地批评了他，让他马上回去好好工作，并给他补助了五十元钱。另外我还请王芳厅长亲自给时任中办警卫局长的汪东兴同志打电话，请他帮助给韩师傅每月供应几斤大米吃。后来韩阿富同志在毛主席身边服务了二十多年，直到主席辞世。

    杭州的冬天十分寒冷，经常会下大雪，西湖有时也会结冰。当时南方的室内没有暖气设备，为了解决毛主席来杭时的取暖问题，王芳厅长事先请示了公安部长罗瑞卿后，提前从北京运来一批铸铁炉子和烟囱，安装在刘庄的各个房间内。可我们没有人会生这种炉子，为了找个政治可靠的炉火工，只好从杭州警备区的部队里选拔。但当时部队中农村兵、解放兵（俘虏）多，而会生炉子的北方城市兵少，最后有个营职副教导员承担了这份工种。主席来时，每天由他负责给每个房间生火炉，倒煤渣。

    毛主席一行来杭州的几处重要住所有刘庄、南山路113号、北山路84号和大华饭店等，这些驻地的外围警卫由杭州警备区的部队承担。而主席下榻的刘庄，则由张耀祠团长带来的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一中队的战士（全是连排级干部）负责站岗放哨。

    毛主席来杭州乘坐的火车分为前后三趟列车同时到达。前导车主要是警卫部队乘坐，第二趟为主席的专列，后卫列车上除了部分警卫战士、工作人员外，还装载着其它物资设备和主席的一辆吉斯防弹轿车及另外两辆吉姆、别克小轿车。专列安排停靠在杭州东郊笕桥镇附近的一处铁路支线上，王芳厅长已安排杭州铁路公安处的同志提前检查并控制了这段铁路。

    九、毛主席在杭期间的警卫工作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时刚好过完他的六十大寿。主席一贯反对为他祝寿，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有意将自己的生日安排在火车上度过。主席这次来杭州的主要目的是在西湖边上找一个清净的地方，为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次他在杭州住了七十八天。我作为主席在杭州外出活动的警卫随员之一，经常伴随在他左右。

    毛主席来杭州时，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副省长李丰平亲自去车站迎接，王芳同志带着我们交际处的警卫人员陪同前往。和主席一起来杭的有中办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中办警卫局长兼警卫处长汪东兴、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警卫处副处长毛崇恒、警卫局交通科长周西林、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和机要秘书罗广禄、高智等，还有主席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与田家英。江青带着她的姐姐和李纳、毛远新也一同来到杭州。

    毛主席及其家人住进刘庄，陪他同住的有汪东兴、张耀祠等北京来的部分警卫和相关工作人员。我们市局交际处的警卫人员随王芳厅长也住在这里。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路113号，解放前那里曾是蒋介石的别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住北山路84号院30号楼，这里曾是汤恩伯的别墅。别墅前有一排平房，作为主席办公的地方。临时来杭向主席汇报工作的其他中央首长住南山路西湖边上的大华饭店。

    毛主席在杭州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乘车去北山路84号办公。每次出发王芳厅长都带着我们几个警卫随员一同前往。从刘庄外的杨公堤路到北山路沿途都是西湖分局的辖区，行前我都做了警戒和布控。主席在杭州时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副主席负责。少奇同志每天都要与主席通话，重大事情由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到杭州当面向主席请示。对他们的到来王厅长也做了安排，主要是交际处一科的同志负责。                             

    毛主席在杭州时，除了亲自主持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还听取了中共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并且先后外出视察了浙江省的萧山、诸暨、新登、德清、绍兴等县的农业社，还考察过杭州梅家坞龙井茶园和钱江果园等。主席每到一地都要和社队干部及普通农民谈话，亲自调查了解基层情况。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让主席戴着口罩与群众见面，这也是无奈之举，主席不大认同这种做法，有时会摘了口罩和农民聊家常。好在那时刚解放不久，又没有电视，普通群众认识主席的不多，只知道他是个大干部，没想到会是毛主席。

    毛主席在杭州每次外出都乘坐他从北京带来的那辆苏制七座吉斯防弹车，这辆车的爬山性能极好，只是底盘沉跑不快。该车由中办警卫局交通科长周西林同志亲自驾驶，他在延安时就给主席开车。主席回京时，罗瑞卿、汪东兴考虑到主席还会再来浙江，就把这辆车留在了杭州。王芳厅长将这辆车的保管工作交给了他的专车驾驶员宋文祥同志（当时大家都叫他“大宋”）。说起大宋，还有段有趣的故事。淮海战役前，我在山东兵团保卫部给王芳部长当秘书时，大宋曾是他的骑兵警卫员。大军渡江后，败逃的国民党军似洪水般一泻千里，我军在后面紧追不舍。一天，保卫部侦察科长张世祥命我带一个人（姓陈）先行到前面号房子（打济南时我曾当过侦察员）。我见公路上部队太多，就抄近道拐入一条乡间小路，不想行进中发现前面的土路旁停着辆美制吉普车，有个司机正爬在车头修车呢，我凑上去本想问个路，那个人抬头见我们两个顿时惊呆了，我一看原来是个国民党兵。当时我和小陈都没带武器，他有没有武器我们不知道，看他惊慌的样子我用沉稳语气问他：“这是谁的车？” “我们军长的”司机慌忙回话。我又问：“人呢？”；“见车坏了，搭别的车跑了”；“你怎么没跑？”我接着追问，他见我说话和气，心里也平静了许多说：“舍不得这辆车”。“车能修好吗？”，他肯定的说：“能！”，我一听顿时兴奋起来：“你叫什么名字？”，“赵竹竹”他答道。当即我提高嗓门向他宣布：“从现在开始，你和你的这辆车被我军征用了，快修车吧。”赵竹竹听后二话没说，又低头开始修车。从此，这辆车就随我们一起进了杭州城。进城后大宋就不能骑马了，他央求王芳厅长批准跟着赵竹竹学习驾驶技术，后来成了王芳同志的专职司机。再后来，毛主席多次来杭州时就不带专车司机了，由后任市局交通科长的大宋和另一位司机负责给主席开车。

    毛主席在杭州时经常工作到深夜。由于睡眠不好，主席保健组的周泽昭大夫曾建议他改变一下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里办公的习惯，多出去走走，爬爬山可能效果会好些。主席采纳了周大夫的意见，曾兴致勃勃地爬过五云山、北高峰、玉皇山、保俶山、狮子峰、城隍山、北山、天竺山和莫干山等，在杭期间几乎爬遍了市内所有的山。他对杭州山水秀美，田园媚丽的自然风光情有独钟，每星期都要出去爬山锻炼，有的地方还去过多次。每次回来他都感到兴奋、舒服，而且对去过的地方都会有一番赞叹，甚至多次写诗以抒发自己的情怀。

    毛主席到杭州后不久就去攀登五云山。五云山在杭州城的西南，钱塘江的北岸，海拔四百多米。这里山峦起伏，群峰叠翠，风景宜人。王芳厅长带领我们一起陪毛主席登山，同行的还有汪东兴、叶子龙、毛崇恒、李银桥、孙勇、侯波、周泽昭等北京来的部分同志。车队直接开到五云山下，主席上山后汽车转道去灵隐寺方向的天竺山下等候。爬山时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随手在路旁的竹林里捡了根竹竿递给他。从此，只要主席去爬山，都要带着这根竹竿。后来主席将这根竹竿带回了北京，爬香山、玉泉山和游览十三陵时也手不离竿。这根被主席把玩的油光锃亮的竹竿，几乎伴随他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一次，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到北戴河拜见毛主席，看见他刚从联峰山下来时手里柱的这根竹竿，就向他讨要留作纪念。没想到主席恋旧，竟没舍得送给胡志明。

上图：1954年毛主席在杭州（左一为作者）

    毛主席爬的五云山，属西湖分局管辖范围，事前我们已经做了布控。那里的游人稀少，山上山下都被公安干警清理干净，主席上山时几乎看不到行人。登上五云山后，在山顶的真際寺山门前，主席主动提出要和大家一起合影。当时我们有纪律，不能随意要求和首长照相，既然是主席的提议，大家都很高兴。于是由北京来的摄影记者侯波同志给大家拍了照，那是我第一次和毛主席照相，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被我保存着。

    毛主席爬山时随意性很大，经常不按我们事前安排的线路走。他曾对王芳厅长说过：“我从不愿走回头路。”这常常给我们做警卫工作的造成被动局面。记得一次主席在北山路84号办公后，下午就近去爬保俶山，看完保俶塔后应该沿着山上的小路经初阳台、紫云洞、栖霞岭下山，在岳坟附近上车回刘庄。不料走到半路他却转道从保俶山背后的黄龙洞方向下山了，这可急坏了王厅长，立刻命令我和孙恭莆两人去岳坟调车。我和小孙在山路上高一脚矮一脚地奔跑着，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后来小孙实在跑不动了，我只好把他丢在山上，独自一人跑下山去。见到主席司机周西林等人说明情况后，立即带车队绕道驶向黄龙洞。到了黄龙洞景区山门外，未见主席一行出来，急忙进去寻找。黄龙洞茶室也是西湖分局的一个“职业保卫点”，当我找到主席一行时，看见王芳等人在茶室陪着主席喝茶呢，负责这个保卫点的封耀松同志忙前忙后地正在为大家倒茶。几年后，小封也被调到中南海当了主席身边的卫士。

    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时曾经三上北高峰，每次都从不同的山路爬上去，再从其他方向下山。北高峰是杭州的制高点，在上面看西湖和杭州城视野开阔，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所以主席总想爬此山。但北高峰道路崎岖，上山的石板路面破损严重，且树木稀少，杂草丛生，比较荒僻。为了保障主席的绝对安全，每次上山前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布置。事前派民警将上山的三条道路全部封锁，除了禁止游人上山外，还以演习、开会为名，疏散了山路两侧所有的居民、和尚、闲杂人员等。解放初期，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拥护共产党，只要是政府出面组织的事没有不服从的。这样一来，主席上山时所到之处门庭落雀，鸟无人迹，使一向喜欢接近群众的他有些不高兴了。一天下午，主席爬北高峰时看见路边的农舍家家门前落锁，就一声不吭地只顾向前走。下山时半路偶遇一阵零星小雨，就坐在一棵松杉树下休息，忽然从一处农舍里跑出一只大公鸡，挺胸昂头地径直走到主席身边，咕咕地叫个不停。看见这只大公鸡，主席笑了，对王芳同志说：“王厅长，看来你只管住了这里的老百姓，却没有管住这只大公鸡呀。我们到这里来，没有群众欢迎，还有大公鸡欢迎我们哩！”主席虽说是句笑谈，但大家都听出了他是对我们警卫工作提出了批评。

    那次爬北高峰回来后，毛主席即兴赋诗一首，并将此诗交给王芳厅长看，搞得王厅长很紧张。他拿着主席的诗词，召集我们开会。我们几个看了主席写的《五律·看山》，诗中写到：“三山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鸡公。”据王厅长分析说，主席说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几番所到之处，看不见杭州的老百姓。飞凤亭和桃花岭这些著名景点也不见游客，让他只能是“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佳人指的是西施，这里比作西湖。“一片飘飘下”可能说的是那阵乌云小雨或树上落下的几片叶子带给他的寂寞心情。特别是最后那半句“欢迎有鸡公”，分明是对我们警卫工作的一种暗示或讽刺。大家听后觉得他分析的有道理，我认真考虑了一下对他说：“像北高峰这样荒僻的地方，不控制绝对不行。主席批评咱们，咱们可以作检讨，可一旦出了事，咱们连检讨的机会都没有了。”王厅长也表示赞同我的意见，随后对我说：“下次安排主席去玉皇山，你们先拿出个方案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后来主席让他的秘书田家英在整理出版他的诗词时，不但收录了这首诗，还将创作时间改为1955年，特别是将诗词的最后一句“欢迎有鸡公”改成了“欢迎有晚鹰”。这一改动，使这首当年对我们警卫工作提出批评的诗词，瞬间转化成为一首歌颂杭州美丽风景的抒情之作了。这件事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不但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书法家和大诗人。

    根据王厅长的指示，经我们大家一番分析研究，认为玉皇山夹在杭州城和西湖之间，南面紧邻钱塘江，是个市内比较热闹的去处，白天上山问题不大。我们可以安排主席上午十点以后上山，这样，遛早的市民大都已经下山了。山上的素菜馆是我们的“职业保卫点”，可安排主席中午在山上吃饭。再抽调部分便衣保卫队的同志提前上山，一面执勤，一面“游览”，和其他游客融在一起便于控制现场。主席一上山，即刻派民警封锁上山的道路，准下不准上。另外，玉皇山的道路没有台阶，坡度较大不太好爬，可从警备区抽调两匹马来备用。王厅长听了我汇报的方案觉得可行，就批准了。

    这一天，我们一起陪毛主席上玉皇山。走不多远，主席发现后面跟着两匹马，向王芳厅长问明原因后说：“我是来爬山的，不需要骑马”让两个战士把马牵回去了。上山后见有许多游客在此观光游玩，主席很高兴，主动上前和一些群众打起招呼。大家见到毛主席来了，都热烈地鼓起掌来。中午在山上的素菜馆吃饭，上菜时主席一看，有许多鸡鸭鱼肉，就一脸严肃地对王厅长说：“不是说吃素菜吗，怎么又上荤菜呢？”王厅长连忙解释：“这些都是用豆制品和面筋做的，样子像鸡、像鱼，但的确都是素食。”主席一听，很有兴趣地品尝起来。这次主席吃得十分高兴，连连称赞这里的饭菜做得好。从哪儿以后，主席再到其他地方考察参观时，我们大都是这样做的。

    据后任浙江省委书记、公安部长、国务委员的王芳同志回忆统计，毛主席一生来杭州四十四次，最多时一年就来过五次。从主席第一次到杭州来，就对杭州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他不但喜欢杭州的青山绿水，也喜欢这里的风土民情，更喜爱杭州的同志为他服务。后来，陆续从杭州调了十几个同志到中南海工作。直接到主席身边的就有当厨师的韩阿富、当卫士的封耀松、当服务员的钱水涛、当理发员的周福明等人。这些同志大都是从杭州的各“职业保卫点”里选调来的。

    十、从杭州到北京，我给毛主席当警卫

    1954年3月14日，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别毛主席回北京。主席走后不久，王芳厅长找我谈话。他对我说：“这次主席来杭州，你们西湖分局的工作做得很出色，不但省市领导满意，中央有关部门的首长也很满意。罗瑞卿和汪东兴同志找我商量，想调你去北京直接做毛主席的警卫工作，看你有什么意见?”听了他的话我当时感到很意外，也很矛盾。一方面认为自己能去北京，到主席身边工作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也是我一生的光荣；另一方面觉得给主席当警卫责任重大，怕自己难以胜任。再有，自己在杭州的工作刚刚有些起色，一下子离开老首长、老战友，心里有些割舍不下。我看出王厅长也不太希望我离开，就说：“我服从省厅领导的安排”。

    事情过去半年后，9月下旬的一天，王芳厅长突然打电话对我说：“中央办公厅的调令来了，你马上交代工作，把家里安排一下去北京吧。”1954年9月28日，我来到中南海向警卫局长汪东兴同志报到。第二天，汪局长就让警卫处毛崇恒副处长带我去见毛主席。当时主席正在海淀区的北京体育大学游泳馆里游泳，在杭州时我就知道主席喜欢游泳，当时正值冬季，杭州不具备游泳的条件。

    来到体育大学游泳馆时，毛主席还在游泳池里，我站在泳池的扶梯旁静静地恭候着。不一会儿主席上岸了，由卫士长李银桥陪着向我们这边走来，我看见他还是穿着那件百衲补丁的长浴衣。在距离主席几步远的地方，我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礼：“主席好，我奉命向您报到！”主席微笑着摆摆手对我说：“我知道，你姓曲，杭州来的。”我也笑着点点头，暗自佩服主席超凡的记忆力。主席接着对我说：“来我这里工作，要好好学习哟。” 我即刻回答：“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这是当年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回到警卫处后，我就参加了紧张的，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周年活动的警卫任务（刚到警卫处时，我任警卫科副科长之职）。10月1日那天，我第一次跟随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国庆节的阅兵和游行庆祝仪式。10月2日，我就作为毛主席的警卫随员，伴随他乘火车到全国各地去巡视，这一走就是七个月，到第二年的“五· 一”劳动节前才回到北京。从此，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一干就是十五年。在主席身边的日日夜夜里，始终牢记他对我的教诲，工作、学习未敢有丝毫懈怠。至今，毛主席当年教导我的那句话，仍旧回响在耳边，令我终身不忘。

    以上是我七十年前在杭州做公安警卫工作时的一段经历。岁月蹉跎，光阴似箭，许多往事在我的记忆中已不再那么清晰，大部分曾经和我一起在杭州工作过的老首长、老战友和老同事已经过世，健在的也都成了耄耋老人，但他们为保卫新中国、保卫毛主席、保卫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对共和国公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载革命史册。

    （注：作者原任中办警卫局警卫处长兼毛主席的卫士长）

    注：1966年8月18日老父亲伴随毛主席在天安门上

    龚喜跃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