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湖北农运状况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董必武和毛泽东分别是湖北和湖南地区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物，在两省和全国都很有声望。人称“南陈北李，两湖毛董”。这期间，董必武在湖北放手发动拥有200多万农协会员的湖北农民运动，形成强大的革命声势，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对促进大革命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湖北农民运动，与董必武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没有中共湖北区委和董必武的积极领导，这一时期的湖北农民运动，不可能成为全国农民运动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

    1925年7月15日，在董必武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议在董必武等的倡导下，特别注意农民运动，不但在省党部专门设立了农民部，还做了《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并根据当时湖北农民运动的实际状况，提出“发动农民，作实际的反抗运动”、“武装自卫，组织农民自卫团”、“引导农民参加政治活动”、“联络佃农反抗重税重息”等七项政治经济斗争目标。

    会后，农民部根据大会的决议制定了《农运进行计划》，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出版了通俗的《湖北农民》半月刊。董必武还组织大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深入各县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黄冈、黄陂、黄梅、黄安（今红安）、麻城、汉川、天门、阳新等县，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到北伐前夜，湖北农民协会会员达到七万二千人，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的组织，使湖北的农民运动日益高涨起来。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这时，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任区委委员，负责对外联络和有关军事以及民运工作。为配合北伐军占领武汉，七月下旬，董必武率领湖北各界代表团，前往长沙迎接北伐军先头部队，并于返回途中，在沿途各县安排了发动群众配合北伐军行动的工作，为最终攻占武昌创造了条件。

    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广东国民政府也前来了武昌。武汉成了当时革命的首都，成了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新的革命形势下，董必武遵循共产党方针大力地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工农群众运动。1926年11月，董必武又创办了汉口《民国日报》，自任经理，并请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先后任总主笔，公开宣传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罪恶以及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

    1927年四五月期间，该报开辟多种专栏，大量刊登工农运动和妇女解放的消息报道。这使国民党右派极为忌恨，也引起陈独秀的多次非难。当时的总主笔汇报这一情况时，董必武旗帜鲜明的说：“不理他们，我们办我们的！”

    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董必武根据共产党关于发动农民问题的决议精神，在1927年1月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国民革命就是要大多数的民众参加。中国人口中最多的是谁？就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他强调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普遍发动农民运动，国民革命没有农民的参加和拥护，是不会成功的。他以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的身份，把许多共产党员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名义，派往各地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

    到1927年3月，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县，达40余县，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有20余县，会员发展到80万人，掀起了湖北农民运动的高潮。

    大力支持农讲所的创办

    董必武在积极培养农运骨干分子方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是他同陈潭秋从上海返回武汉后，他们利用办学条件，在武汉的一些大、中学校吸收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青年团，培养革命干部，然后再派这些人到农村，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进行组织发动，取得了很大成效。比如在武汉中学读书的共产党员王树声、桂步蟾回到家乡麻城，当众宣布将自家的土地全部交还农民，并拿出钱粮给佃农退押，焚烧地契借约，引得全县震动。其次就是董必武协助毛泽东等主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

    1926年12月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武汉，为适应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农运干部的形势，亲自奔赴湖北、湖南、江西向三省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在武昌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得到董必武的大力支持。12月15日，董必武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考虑到当时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决定扩大招生范围，同其他省份的国民党共同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商讨了农讲所的费用、选派学员等问题。

    会议决定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出资16000元，湖北学员为200人。会后，又函请“湖北政务委员会”拨前“私立政法学校”为农讲所校址，董必武亲自为农民运动讲习所选送学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经过严格考查录取的200学员中，有农运经验丰富的干部、积极要求革命的贫苦知识分子，为湖北农民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由于董必武的全力支持，才冲破了蒋介石的阻挠，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能在1927年3月按期开学。董必武还应邀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做专题报告。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和农讲所携手共进

    农民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极力破坏，镇压农民运动，董必武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3月2日，他针对地主豪绅在阳新等地杀害农运干部的事件，召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紧急会议，讨论了救援办法，会同湖北省农协等组织共同派出专人和两连军队开赴阳新，镇压了这次暴乱，并发动群众，召开了公审大会，枪决了为首要犯。这一有利措施，灭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长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志，使阳新农会会员由数万人猛增到三十万人，成为全省农会会员最多的一个县。敌人在阳新制造新的反革命罪行，传到武汉时，引起了各界人民无比的愤怒。

    1927年3月15日，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提交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批准施行。董必武在会上说：“湖北的惩治条例系根据湖南已行之惩治条例，足以维护农民运动。因为土豪劣绅之犯罪，为普通法律所不能及，应从速颁布。”为阳新人民镇压反革命提供了法律依据。3月26日下午，农讲所学生在学校操场上召开了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号召：下一决心，向反动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的目的。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并发布了追悼死难烈士宣言。

    当湖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一些土豪劣绅跑到与鄂东北毗连的河南光山县一带，与当地地主互相勾结，他们利用并指挥红枪会，不断地向鄂东北地区侵犯，大肆屠杀人民，焚烧房屋，抢走耕牛，破坏生产，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于是，中共湖北区委和董必武领导当地农民坚决同反动红枪会斗争。为了击退反动红枪会的进攻，中共麻城特委派王树声到武汉求援兵。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决定抽调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300名学员武装起来去麻城。5月14日晚，全副武装的300名学生军同湖北省警卫队一营前往麻城，围攻麻城县的反动红枪会，慑与革命军队的强大声势，悄悄地往北退却。麻城解围了，全城内外，一片欢腾。

    当年曾参加保卫麻城战斗的王树声回忆说：“当我们打开罗家湾时，看到好多革命群众和干部的家属有的被吊死了，有的手脚被吊断了，解下来时，只剩了一口气。敌人的暴行，更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怒。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干粮，扛起了刀、矛，参加到队伍中来，跟着打方家湾。”5月18日，麻城县数千农民和学生军共同围攻方家湾，经过十几个小时激烈的搏斗，终于击退了反动红枪会的进攻。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又勾结其他军阀，联合封锁和围攻武汉国民政府。在他的指使下，湖北地主豪绅代表，原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大部分部队开赴河南北伐之机，率部叛变，想乘虚袭取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