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会前,蔡奇等领导同志会见了任弼时同志亲属。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蔡奇在讲话中回顾了任弼时同志的生平业绩和卓越贡献。他说,任弼时同志在青年时代就树立起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任弼时同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蔡奇指出,任弼时同志勇于推进理论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作出了深刻阐述;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对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富有政治远见,对领导和开展经济建设工作进行了前瞻性思考;注重培养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对丰富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不懈努力。任弼时同志在毕生奋斗中展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品德,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被大家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滋养和激励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蔡奇指出,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心、开拓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讲话全文见第三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先后发言。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干部代表,任弼时同志亲属和家乡代表等出席座谈会。
《 人民日报 》( 2024年04月29日 01 版)
蔡奇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不朽历史功勋,学习和弘扬他的崇高精神品德。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任弼时同志在青年时代就树立起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1920年他16岁时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任弼时同志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任弼时同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任弼时同志连任两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为共青团建设和党的青年工作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明确提出把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强调团组织必须坚决接受党的领导、成为党最有力的助手。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他毅然同党内右倾错误作坚决斗争,主张武装工农、开展土地革命。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任弼时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等一起,为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走上中央领导岗位。1934年,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红六军团先遣西征,与贺龙同志等领导的红二军团共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策应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长征途中,他坚决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任弼时同志坚决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在华北前线,与朱德、彭德怀同志等共同指挥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他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领导恢复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1938年,任弼时同志受党中央委派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为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后,任弼时同志回到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筹备召开党的七大、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1945年,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解放战争中,任弼时同志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指出并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调动广大翻身农民积极投身人民解放战争。他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参与制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突出贡献。
任弼时同志在斗争实践中善于总结经验,对中国革命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弼时同志勇于推进理论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作出了深刻阐述。他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既“得有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又“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要学会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他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是系统总结党的斗争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创造新原理代替过时的原理”。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出要“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真实地密切地能够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些重要阐述,为打破教条主义束缚,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积极贡献。
任弼时同志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对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提出“保障党的绝对领导有特殊意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等重大论断。他深刻指出只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才能成为“坚固的整体”,才能担负起伟大历史任务。他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号召全党“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自觉地运用到工作中。这些真知灼见,为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使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达到新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弼时同志富有政治远见,对领导和开展经济建设工作进行了前瞻性思考。他强调“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他清醒分析经济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认为“经济建设要比夺取政权难做百倍”。他提出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要求“全党必须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教育”,“使党内许多有能力的干部转入经济建设和斗争的战线上去”。这些深邃思考,为党在历史转折之际科学研判形势,正确制定全国革命胜利后的基本政策,作了理论探索。
任弼时同志注重培养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对丰富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不懈努力。他指出随着经济建设成为“我们工作的中心环节”,要“彻底转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他要求“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倾听群众呼声和了解群众需要,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经验和规律,从而“建立正确的领导”。他强调“改善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了解群众中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以适当的及时的处置,满足群众的要求”。这些可贵努力,为全党深化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提高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树立了学习榜样。
任弼时同志在毕生奋斗中展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品德,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被大家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滋养和激励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同志们,朋友们!1921年,17岁的任弼时同志曾写下这样的誓言:“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今天,我们可以告慰任弼时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欣欣向荣,他们追求的“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的伟大理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同志们,朋友们!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心、开拓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 人民日报 》( 2024年04月29日 03 版)
曲青山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参加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任弼时同志16岁参加革命,46岁英年早逝。在30年的革命生涯里,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奉献了一切,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叶剑英同志曾评价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的这种精神,被大家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今天,学习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新时代新征程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骆驼精神”,是一种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精神。共产党人的精神根基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党性。任弼时同志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动摇,践行对党“忠诚”“忠实”的要求。1928年和1929年,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他曾两次被捕,在狱中受到敌人残酷折磨,但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长征期间,尽管一度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达10个月之久,但他凭借坚强党性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有力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任弼时同志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他就是这样一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骆驼精神”,是一种不辞重负、忘我工作的精神。任何崇高精神的形成,总是要经过攻坚克难、艰苦奋斗的淬炼。任弼时同志自觉服从党的安排、革命的需要、人民的召唤,为了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知疲倦地奋斗。由于长期高负荷工作,他积劳成疾。当病情加重大夫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不顾医生每日只能工作“二至四小时”的嘱咐,翻阅文件,查看地图,思虑朝鲜战局,常常到深夜。他为党和人民奉献了一切,却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他生前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任弼时同志不辞重负、勇挑重担,克己奉公、甘于奉献,忘我工作、奋斗不息,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骆驼精神”,是一种一心为民、服务群众的精神。精神的底色是立场,也就是为了谁的问题。任弼时同志强调,我们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党员干部必须树立强烈的群众观念,“与群众融成一片”。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他时刻把群众疾苦挂在心头。转战陕北期间,他经常在行军间隙同农民谈心,聊家常、问疾苦。到北京后,他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外出买东西的机会,了解商人的生意好不好,研究如何才能把市面繁荣起来。去世前几个星期,他还找通县农村的支部书记谈话,研究制订生产渡荒、改善群众生活的有效办法。凡涉及群众利益的每一件事,他总是要求谈工作的同志把问题说得具体些,深入到每个细节。任弼时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一心为了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
“骆驼精神”,是一种实事求是、善作善成的精神。精神的力量需要在推进工作的实践中得到彰显。任弼时同志强调,党员干部要学会“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而且必须认识到,“每个正确决定通过之后,事情还不算完结”,还需要通过制定计划、配备干部、总结经验、改正不足、督促检查等多方面工作,以保证“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得到“百分之百的实现”。为此,任弼时同志经常开展调查研究并注意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1944年,为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金融困难,他作了近3个月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等三条基本方针,为边区应对困难局面提供了指引。1948年初,针对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他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敏锐抓住兴县蔡家崖这个典型例子进行科学分析研判,为党中央及时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贡献了重要意见。任弼时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善作善成,为党中央成功解决前进道路上一个又一个难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骆驼精神”是任弼时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它既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蕴含着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强大人格力量。对任弼时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们的崇高精神品德不断发扬光大,把他们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争做为党和人民事业兢兢业业工作的“骆驼”,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来源:《 人民日报 》 2024年04月29日 10 版)
沈晓明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深切缅怀任弼时同志的光辉业绩和卓越功勋,表达家乡人民对任弼时同志的真切怀念和崇高敬意,更加奋发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任弼时同志是从湖南走出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04年,任弼时同志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塾塘乡(今属汨罗市)一个乡村教师家庭,先后在汨罗、长沙等地接受教育,青少年时期就树立起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他参加毛泽东等同志发起组织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后被推荐到上海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同年,与刘少奇、萧劲光等同志一道远赴苏俄留学探寻真理。1927年秋收起义后,他作为中央全权代表回湖南考察工作,根据革命形势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毅然向中央提出“长沙暂不举行暴动”的意见,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1933年,他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积极整顿苏区各级政权,在查田、肃反、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极大扭转了湘赣苏区长期被动局面。1934年,他和萧克、王震同志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一路浴血奋战,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在与红三军胜利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任弼时同志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其后与贺龙等同志领导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任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土地革命、消灭地主武装、进行反“围剿”斗争,使之成为“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中最重要的柱石”,成功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1935年11月,他和贺龙同志率领红二、红六军团突围后继续长征,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红军的团结。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后,任弼时同志继续转战各地,始终以“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切。
任弼时同志被誉为“党和人民的骆驼”,他以坚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思想品格、真挚的为民情怀,诠释了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崇高风范,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他强调要“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无论是在湘赣苏区工作时,还是在领导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时,都坚持党性原则,服从真理,坚决同错误的思想、路线和行为作斗争,坚决维护全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他提出“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工作时,践行“必须倾听大多数群众的呼声”“到群众中去学习”“多做些改善群众生活的日常事业”等工作方法,注重吸引工人、雇农、贫农中的先进分子入党,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帮助解决群众生活需要的食盐和粮食。他始终恪守“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的“三怕”原则,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约束家人。当分离22年的妹妹任培辰与他相见时,希望哥哥能给湖南省委写封信,替丈夫安排工作,他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耐心教导妹妹:“这虽是件小事,但是为了私事给省委写信,影响不好。”任弼时同志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感召着一代代湖湘儿女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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