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的3月，中国北方大地还没有转暖，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却飘扬着热烈的空气。东北、华东、华北战场捷报频传，百万雄师的号角迫至长江北岸，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崩溃。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震惊了世界，它即将以不可逆转之势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斯大林委派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就是在中国革命转折的历史关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了，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信心满怀地为新中国绘制蓝图。会议持续了9天，最后一天，正是在惊蛰后的一周，饱经磨难的古老土地上，社会气象与自然气象一样，春雷过后将跃动起新的生机与活力。会场上，毛主席正在作总结讲话，他的讲话牵动思想、直抵人心，大家凝神静气、表情肃穆。在讲话第一部分，毛主席专门提出，“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必读十二本著作给周恩来同志的批示

    毛主席提到的这个书单，包括《社会发展简史》《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有专题摘编，还有社会主义发展史。这份书单作为一件珍贵档案，永久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它见证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夜，我们党对干部加强学习、强化理论武装的深邃思考。

    毛泽东同志善于运用读书、荐书的方式统一思想认识，对这份书单酝酿已久，“积二十多年之经验”并非虚言。早在1929年11月党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肃清旧式军队影响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致信党中央，请中央将《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尽快寄来，并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1943年，正是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同志在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四十本书”。在12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高级干部要“学习的课本为六种”。1945年，正是在迎接抗战胜利、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强调，“在这里我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1948年，在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毛主席审定了这份书单，写下“干部必读”四字，并将其批给周恩来，“周：请即刻付印，明日上午发给二中”。值得注意的是，较之以往，书单增加了《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经济学》两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书籍，这是共产党人能够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生动映照。后来，“干部必读”丛书自1949年6月开印至1950年6月共印300多万册，掀起党员干部读书学习的热潮。

    在不同时期，毛主席推荐的书单又有多次调整。比如，1958年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党的领导干部认真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1959年在庐山会议召开时，拟定讨论的十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读书”，要求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63年在中苏论战时期，指示高级干部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等等。书单的内容虽然不同，但贯穿其中的主线却是清晰的，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他个人的读书生涯给全党同志树立了光辉典范。少年求学时，他把能借到的书都借去读。革命战争年代，他在担架、马背上也要读书。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书遍布办公场所、起居之处、出行列车等。他读书是为求真理，他说，“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他读书是为立信仰，他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他读书是为赴实践，他说，“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

    1976年9月8日下午，这位83岁的老人已经虚弱得无力支撑起自己的身体了，但仍然不忘读书。毛泽东同志在生命最后一刻用全部的意志同他的书——这位忠实的“战友”作了永久的告别，9月9日凌晨，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