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毛泽东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古代学者推崇的求知方式，青年毛泽东亦是如此，但是他有更高的追求和抱负，把改造社会作为目的。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为了深入了解社会、增长见识、探寻改造社会的方法，毛泽东有过几次“游学”经历。其中，1917年暑假的一次游学活动历时最久、行程最远、效果甚大。

    1911年，毛泽东从湘潭县前往省城求学。1913年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当时，湖南第一师范注重人格和学识的培养，以人格教育、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理念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前来求学。学校还提出：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深受这些进步观念的影响，他同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等人结为朋友，纵论国事、探求真理。虽然勤学苦读，但毛泽东认为读书和看报毕竟都停留在“知”的层面上，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一个人只有致力于现实，做到知行合一，才能对社会有更为透彻的认识，才能找出改造社会的正确道路和方法。他常对同学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毛泽东在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对于游历求学的作用，毛泽东认为，“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引发1917年暑假这次“游学”的直接动因则是一份报纸的报道。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7月中旬，毛泽东与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同行，开启了这次行程。他们仅带着换洗的衣服、一把旧雨伞、笔记本、毛笔和墨盒等简单用品就出发了。

     历时一个月，他们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行程900余里。这次“游学”，未带一文钱。一路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了解一些风土民情，获得了许多新鲜知识。最后由于沅江涨水，部分民房和道路被淹，行程被迫中断，8月16日，他们回到了长沙城。

    山河游历开阔了眼界胸襟。游历的5个县多位于湘中或湘东北地区，地貌多为山地、丘岗和平原地带。如安化处于雪峰山的主干带，境内群山起伏，谷岭相间，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100多座；而益阳位于洞庭湖南岸，其南半部是丘陵山区，北半部是洞庭湖淤积平原，一派水乡景色。长途跋涉中，一会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一会儿是美丽多姿的山峦，一会儿是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的乡间美景。除了自然风光的秀美，5个县的历史也很悠久，长沙、益阳等皆于公元前221年秦灭楚之际，便设立郡县。游览祖国的山川美景，探访历史古迹，让毛泽东陶冶了情操，也开阔了眼界胸襟。

    接触民众深入了解了社会。一路上，毛泽东走访了众多学士名流、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地方官吏等社会各界人士，查阅各县县志了解了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在所有接触的人群中，毛泽东尤其注重接近农民，每到一个地方都主动跟农民聊家常，还帮他们干农活。农民看到毛泽东说的都是农家话，讲的都是农家事，又同情关心他们的疾苦，感觉非常亲切，都愿意和他交谈，留他们吃饭住宿。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在聊天交流中，农民们纷纷诉说自己长年辛苦劳作，却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苦难经历，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深深的触动。在同各阶层人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积累了应对社会事务的初步经验和能力。

    艰苦行程磨炼了意志品质。“游学”不带分文，面临各种困难，但毛泽东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以此磨炼自己的意志。他们每到一处，遇上学校、商店或住户，就写一副对联送去，接受一点馈赠，但这些馈赠并没有保障，所以经常忍饥挨饿。还要对抗恶劣的天气，湖南的夏天非常炎热，常伴有暴雨。一天，他们在宁乡县遭遇暴雨，随身带的伞散架了，两人浑身湿透，连买把新伞的钱都没有。如果行到中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不到农家或旅店投宿，就得露宿野外。去安化途中，由于天色已晚，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只好露宿河堤。此行，毛泽东还拜访了好友何叔衡，何家热情招待，并给予资助，毛泽东坚决拒绝。此后，为了确保“游学”的初衷，避免此类“资助”，便又减少了拜访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