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

    感谢大家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从我自己的成长的角度来谈一谈周总理的家风和公仆精神。

    周总理兄弟3个，他是老大；老二叫周恩溥，也就是我的二伯，二伯在1944年就去世了；我父亲是老三，叫周恩寿，后以字行，叫周同宇，他们没有姐妹。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伯父伯母把我们一家从天津接到北平。当时我们家有4个小孩儿。我父亲和母亲来到北平后很快参加了工作。父亲在华北钢铁公司上班，母亲在一所中学教俄文。当时他们在东城区租了两间小房。家里孩子多，年纪又都还小，伯父和伯母（我们叫七妈）为了帮助我父母减轻负担，便把我姐姐秉德、哥哥秉钧和我接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和他们一起生活。那会儿姐姐上中学、哥哥上小学、我上幼儿园。四弟秉华两岁，留在了父母身边。我们姐仨平时都住校，周末才回家。1954年秋我和哥哥回到父母家住了几年，不过逢到假期我也常去西花厅玩。1961年我又回到中南海，直到1968年，在西花厅前后生活了近20年。

    伯父作为国务院总理、党和国家领导人，终日勤于处理国家公务。尽管他为国家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但是他并没有放松对亲属对侄子侄女的教育。不过他的教育并不在他对我们进行具体的说教，他也从不讲大道理，而是给我们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的纪律，平日具体执行这一系列纪律的、便是我伯母邓颖超。他们分工明确，我们小孩子有事全找伯母，不会去打扰伯父，因为知道他在管理国家大事。

    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有10条家规，比如亲属不能特地请假从外地来看他等等，这个家规并不是伯父伯母写在纸上、而是周尔辉等亲属事后回忆整理的、主要针对当时已经工作了的在外地的亲属。而我当时年纪还小，又住在西花厅，情况还是不完全一样。今天主要对大家谈一谈，我从小到大在和两位老人的接触中所受到的教育：

    （一)严格遵守西花厅的纪律

    西花厅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他的全名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西花厅前院的大厅是周总理接见宾客的地方，后院有周总理的住所和他的十几个秘书的办公室。这些秘书分别负责军事、外交、工业、农业、文教等各项事务，秘书们的办公室在西厢房，他们协助周总理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我和姐姐哥哥住东厢房。由于伯父一般是早上5点半到6点左右休息、10点半左右起床，起床后如果他不出去开会或见外宾、就是进办公室工作，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5点半左右。所以伯母对我和哥哥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在伯父休息和工作时间要始终保持安静，不能随便大声说笑。

    第二个纪律就是伯父的办公室不能进，秘书的办公室也不能进。其实在我没有上小学时还是进过伯父的办公室的，因为伯父工作劳累，又常常一坐在办公桌前便几个小时不肯休息，伯母和卫士叔叔几次劝他出来散散步休息几分钟，他从来不听，伯母有时急的在客厅里来回转。后来伯母想出一个办法，即让我进去把伯父叫出来散步，因为伯父喜欢小孩子，小孩子打扰他，他不会生气。我那时胆小，进了伯父的办公室也不说话，只是去拉他的胳膊。他当然明白我是伯母搬来的救兵，他不会拒绝小孩子，就领着我到院子里散步，有时还会散步到西花厅的前院。有几次他走着走着好像想起了什么，转身就又回到办公室去了。以后我上学了，伯母就不再让我进伯父的办公室。不过当哪位卫士叔叔家有了小孩，伯母会让他们的家属带小孩来，伯母把小孩抱到伯父的办公室，她也不进去，就站在门口说：“恩来呀！你看看这是谁的孩子啊”伯父就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看孩子，接过孩子抱一抱，再和伯母说两句话，虽说只有两三分钟，也算是短暂放松了一下紧张劳累的神经。

    后来我看到有回忆文章，才知道毛主席当年工作繁忙不肯休息，他的小女儿李讷童年时也常被要求去拉毛主席出来散步休息一下。

    （二）不能享受任何特权

    1952年我上小学了，和哥哥在一个学校；北京军区八一小学。我上学前是和伯母一起吃饭。上学第一个星期回到家，伯母便找我谈话说：“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小学生了，你已经不再是一个儿童了，我和你伯伯就要用一个小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你”。首先吃饭不能再和伯母一起吃饭了，要自己去大食堂吃饭。伯母还说：“毛主席的女儿也是去大食堂的。”伯母让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发给我和哥哥每人一只小搪瓷碗、一只勺和两毛钱饭票。哥哥带着我走上大约半站路去国务院第三食堂、和叔叔阿姨一起排队买饭。菜谱是用粉笔写在一块小黑板上。有不认识的字可以问前面排队的叔叔。从那以后一直到我1968年离开西花厅始终都是在大食堂吃饭，偶尔有亲戚从外地来看望伯父伯母，两位老人请他们吃饭时，我或许可以跟着蹭一顿饭。

    我和哥哥所上的八一小学。是一所北京军区的干部子弟小学。学校的位置在海淀区、离城里较远，周末学校大门口内操场停满了大面包车来接孩子们回家。当时各机关大院周末都会用大面包车接送孩子。毛主席的女儿李讷上的是中办和国务院机关子弟小学，叫北京育英小学，她周末也是和同学们一起坐机关大汽车回家。但是八一小学没有中办机关的子弟，我们坐不上大面包车，伯母就让卫士叔叔骑自行车去学校接我们。叔叔在学校门口雇一辆三轮车把我和哥哥接回家。三轮车的车费由伯父自己出。有一年放暑假了，过了两天还没有人来接我们回家，哥哥着急了，写了一封信给伯母；“中南海国务院邓颖超收。”他写道：“我们放假了，你让叔叔来接我们吧，这次得派一个小汽车来、因为我们有行李。”但这次还是卫士叔叔骑车来接我们，他在学校门口雇了两辆三轮车，我和哥哥各坐一辆，行李放在脚下便回家了。回家后、伯母对我们说：“小汽车是公家给你伯伯开会和工作用的，你们小学生没有为国家做过任何贡献，就没有资格坐他的小汽车。”

    暑假里，中央首长去北戴河开会，家属子女也可以同去北戴河度假，但是伯母不允许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去。她对我说：“你伯伯是去开会去工作的，你们不能跟着去。”又说：“你伯伯说了，什么时候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去北戴河度假了，你们才能去。”但是伯父会安排烈士子女去北戴河度假。比如彭雪枫烈士的儿子彭晓枫、叶挺的女儿叶剑梅等。

    国庆节晚上，天安门广场举办焰火晚会，中央首长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群众一起欢庆节日。他们的子女也可以跟着家长一起上天安门欣赏美丽的焰火。但伯父从不带我们侄子侄女上天安门城楼。晚上，伯母会带着我们全家一同散步到中南海的湖边，和国务院的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一起观看焰火。她对我母亲说：“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大家都可以来，咱们也可以来。”

    我们在西花厅住了几年后，伯父考虑到我们总住在深宅大院、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对我们的成长十分不利。所以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伯父把我和哥哥送回了父母家。伯父说；“你们应该多和劳动人民的子女交朋友。劳动人民的子女热爱劳动，生活节俭，能吃苦你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家是住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院子里住了四户人家。家中除了我父母，还有四弟、五弟、六妹，以及两个老大娘。我在西花厅自己一个人住一张床住惯了，不习惯和别人挤一个床。但在家里，我得跟三岁的五弟以及照看五弟的朱大娘同住一张大床，旁边的小床上睡着六妹。两岁的六妹爱哭，经常吵得我睡不好。周末我去西花厅时，就对伯母发牢骚，说我和朱大娘、五弟住一个大床不习惯。伯母立刻拉下脸来批评我：“人家老百姓都是这样生活的，你为什么就不行？”

    回到家以后，没有叔叔来接我们。我和哥哥秉钧四弟秉华三个小学生便开始了每周自己乘公交车回家的生活。一年后，哥哥小学毕业回城里上中学，就由我带四弟回家了。

    建国初，政府和军队都实行供给制，八一小学的学生不用交学费，吃饭也免费。1953年以后国家机关开始实行工薪制。伯父便对我母亲说：“要改工薪制了，孩子们要交学费，以后由我支付。”

    我还记得大约在我上小学二年级下半年开学，卫士冯佛成叔叔送我和哥哥去学校时，就去学校的财务窗口帮我和哥哥交了伙食费，记得当时只有我们一家在交伙食费。但没有多久学校里还有一些学生的家长，他们也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也领了工资，他们很快跟上来了，也给自己的孩子交伙食费。

    当时我父母工资少，家里孩子多，在我和哥哥回到父母家以后，伯父便从他的工资中每月拿出105元来帮助我们家，据西花厅的卫士姜贵春后来对我回忆说：这105元是我伯母（我相信其实是伯父）要求行政秘书何谦和卫士长成元功根据北京市民平均生活水平加上我家人口折算出来的。伯母 说；“帮助你们是让你们家不要再向政府申请困难补助了，是为了给政府减轻负担”。

    八一小学由聂荣臻元帅始建于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学校管理军事化，培养孩子们的组织纪律性，自我管理能力和团结精神。许多学生长大后都成了军人。但是到了上世纪50年中期，八一小学也显出了它的不足之处，即干部子女扎堆、与社会与群众脱节。其实早在1952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曾提出：“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1953年5月，周总理在一次去视察北京101中学时，还特别嘱咐过学校的干部子弟说：“希望同学们不要学清朝的八旗子弟娇生惯养，不要特殊化。干部子弟应该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子弟在同一个学校一起学习。”毛主席也说过一句话：“高干子弟特殊化，人民群众也不会赞成的。”所以到1957年和1958年五弟六妹该上小学的时候、伯父没有安排他们进八一小学，而是让他们进胡同里的普通小学，和老百姓家的孩子一起念书。

    （三）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伯父曾经告诫我们：“出去不要说和我的关系，如果有人知道了问起来，就说是很远的亲戚。”毛主席也对他的女儿说过；“不要把我挂在你们嘴边唬人”。记得还在我们上八一小学时，家长一栏就填着卫士长成元功叔叔的名字。

    伯父伯母自己也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有关他们的工作，我们一个字也听不到。伯母还对我说；“你伯伯是政治局常委，我是中央后补委员，连中央委员能知道的事，他都不对我说”。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伯母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她也是看了报纸才知道原子弹爆炸了，她说：“我说周家鼎（军事秘书）”怎么老到（总理）办公室来”。在伯父伯母的严格要求下，我和哥哥从小养成了不乱说话不乱打听事的习惯。我的一个小学同班同学后来对我回忆说：“当时咱们班上同学都知道你住在西花厅，但从来没有听你说过西花厅一个字’’。我后来参加工作一直到退休，也从没有在单位对人提过西花厅的任何事。

    我的五弟六妹在普通小学念书时，他们很听话，也从来没有对人说过自己是总理的侄子侄女，一直到他们去农村插队，也都没有人知道他们和总理的关系。后来因为他们当兵入伍、伯父要把他们送回农村、找到当地领导交涉，大家才知道。

    （四）树立新社会人与人的平等精神，尊重身边工作人员

    我们国家在封建社会时，人与人是讲等级而不讲平等的。在清朝，周恩来的祖父是一个县官。当时，家中有很多的仆人伺候，女佣、厨师、车夫、随从，一样不少。而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要反对不平等的封建社会，让广大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之后，伯父作为国家领导人，他身边有不少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卫士、大夫、护士、司机、厨师、生活服务人员等。对待这些在西花厅做服务工作的同志，伯母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你伯伯说了；你伯伯和我和这些叔叔阿姨，我们大家都是在为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只是分工不同。”伯母要求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些叔叔阿姨，每天见面一定要打招呼，不许对他们不理不睬，更是绝对禁止我们让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为自己服务，因为叔叔阿姨都是帮助周总理工作的革命同志。我们也不是宰相府的少爷小姐。总理第二个卫士长张树迎叔叔曾对我回忆说；“你伯伯那时就告诉过我们，不要给你们端茶倒水。”卫士姜贵春也曾对我回忆过说：“我们从没有伺候过你们。”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也曾回忆过：毛主席对他说：“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毛主席还让他的女儿李讷对工作人员要称叔叔，对叔叔们“要绝对尊重”。

    下面讲几个西花厅工作人员回忆的小故事：

    周总理走路快、卫士韩福裕跟在后面，总理要进门，50年代初西花厅后客厅的门冬天要用棉的门帘，韩福裕抢上前去给总理掀门帘，总理说：“放下，放下，我有手，我自己会开”。

    服务人员霍英华负责给总理和邓大姐送饭，有一次总理和邓大姐吃过饭，霍英华收拾碗筷放在一个大木托盘里往外走， 总理看她手里托着托盘，腾不出手来掀门帘，就走到门口帮她掀起了门帘，霍英华很受感动，她说她就没见过这么当大官的。

    总理在院子里散步，看到打扫院子的工人和花工周 保林，总要上前去打个招呼。有一次， 他对老周叔说:“老周啊，西花厅就咱们两个姓周的最忙。”

    卫士张永池的爱人琚存瑛是国棉一厂的工人，有时张永池要值班，琚存瑛就去给他送饭，饭送到西花厅大门的传达室。周总理和邓大姐散步出来，看到琚存瑛，总要对她说一句:“小琚，你辛苦了!”邓大姐说:“工人是最辛苦的。”

    记得我上中学时常常会坐在值班室里看报纸，那时一到周末桌子上会放着几张文艺演出的请柬和招待票，但是我从来没有享用过。因为有纪律，我也不问，就一直以为这些请柬是浪费掉了。后来到1990年代，我在采访张永池叔叔时，才知道原来伯父总是让卫士叔叔们拿着招待票带家属去看演出，并且说剧场的坐位空着不好，是对演员劳动的不尊重。

    政府实行工薪制后，伯母刚发了工资，立刻把照看五弟六妹的两位老大娘请到西花厅来，特地请她们吃饭，还一人送了50元钱、表示感谢。这两位大娘，朱大娘过去在清朝一个满族王爷家照看孙女，而潘大娘则是一名农村妇女。伯母对她们说：“家里又添了2个小孩，按说，我这个做大妈的应该帮助照顾。但是你们也看到了，我工作忙，身体又不好，以后就麻烦你们多费心了。”

    50年代初，西花厅的叔叔阿姨都很年轻，如有哪位同志结婚，伯父伯母总要认真地准备一份贺礼，或一付枕套或一块布料或一幅织锦风景画，东西不贵重，礼轻情意重。而当哪位叔叔的爱人或哪位阿姨生了宝宝，伯父伯母又会去买来一只老母鸡、两斤鸡蛋、一包白糖或红糖，送给产妇，表示由衷的祝贺。另外伯父知道司机杨金明家中孩子多，生活困难，便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几十元帮助老杨叔叔，直到他去世，从没间断。

    所以，凡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都亲切地将西花厅称作是“家”，将伯父伯母这两位老革命，视如自己家的老人一般。

    伯父就这样对工作人员的劳动秉持着始终如一的尊重。在他去世前几天，虽然自己的病体已经完全虚弱无力了，他却还要坚持对照顾他的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表达最后的谢意，他说:“谢谢....”当时他的声音已经非常微弱，护士许奉生附下身子仔细听，听到的是xixi两个字，xixi即是淮安方言“谢谢”的发音。伯母哭着说:“他最后连家乡话都说出来了。”

    （五）伯父是国家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记得大约在1955年，绍兴老家有一位亲戚到北京来找伯父，希望伯父帮他去向绍兴市领导那里说句话，为他安排一个好一些的工作。伯父为此将他的在北京工作的本家弟弟妹妹找到西花厅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伯父在会上对这位家乡的亲戚说：“找工作自己去向政府说，我不能帮你这个忙，我是国家的总理，我不是周家的总理。”伯父还表扬了一位他本家弟弟周毓澧，他说：“毓澧过去也是一个少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解放后他自己挎着一个小篮子沿街卖针头线脑，也都一直没有找过我，这叫自食其力，你应当向他学习。”

    伯父和父亲的表哥叫万叙生，1950 年代曾给伯父写信，要求为他当临时工的女儿安排个正式工作。伯父回信说:“这是关系到遵守国家制度和服从国家需要的问题，我没有权力要求国家对自己的亲友给子特殊照顾，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毛主席的亲戚也曾回忆；“我老表说；你的困难我知道，我要是解决你一个人的困难，我这个主席不要当了。今天的胜利是烈士用生命换来的。”

    我父亲后来从华北钢铁局调到民政部工作，他一直是个普通干部。民政部长曾经几次想给他提升职务，都被伯父坚决制止了。

    伯父伯母一直教育我：凡遇事要靠自己解决，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找他们走后门，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多年以来，我也养成了习惯，遇到事情的时候，习惯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去找家长。1962年，我上高中时，有一次扁桃腺发炎了，我没有告诉伯母，而是自己去医院挂了号，大夫建议我动手术割去扁桃腺。我听从大夫的建议，回家找父亲要了钱，就去住院做手术。从住院到出院，我都没有告诉过伯母这件事情。后来我母亲对伯母提起了，伯父伯母知道了也很高兴。为了表示对我的鼓励，伯母给我买了一张戏票，请我去看戏。这是我从小到大以来她给我买的唯一一张戏票。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拿着票自己出门乘无轨电车去了首都剧场，我坐在剧场倒数第二排。坐了一会儿后，前面的观众都站起来鼓掌，我感到好奇，也站起来看。原来是周总理陪着外宾，从右前方的贵宾室出来了。大家很礼貌地站起来给总理和贵宾鼓掌。当时我有点矛盾，觉得自己刚才还和伯伯在一起，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们值班室的对门，这会儿我又和大家一起站起来鼓掌，好像有点假啊，就想坐下，一坐下又觉得不礼貌，马上又站起来了，就这么犹豫着，可见这时我还没有摆好自己和伯父的关系。演出结束后，我又自己坐公交车回到了西花厅。第二天是周一，我去学校上学。一个同学看见了我，他对我说：“哎，周秉宜，我昨天看见总理了。”我说：“你怎么看见总理了？”他说：“我昨天去首都剧场看戏，看见总理了。”我说：“我昨天也去首都剧场看戏了。”他说：“那我怎么没看见你？”他以为我会跟着伯父座在前5、6排的位置，我说：“我自己坐公交车去的，没和我伯伯一起去，我坐在倒数第二排，看完戏我又自己乘公交车回家。”这个时候，这位同学就说了一句话：“嗯！这还差不多。”我听了这话，一下子明白了伯父是在用这种方式教育我：在家，他是伯父；在外面，在公共场合，伯父首先是全国人民的总理，而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总理陪外宾来看戏，你该站起来就站起来，该鼓掌就鼓掌，这个关系一定要摆正。

    还有一个例子。1971年5月，我带着我的男朋友任长安，也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儿，第一次带他去看望伯父伯母，他对伯父伯母称呼“总理”、“邓妈妈”。他当时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新华社是中央直属单位，叫“总理”、“邓大姐”是官称，他懂得这个规矩。1972年5月我们结婚，又去了西花厅，他仍然对伯父称“总理”而没有改口叫“伯伯”。伯母不但不生气反而非常满意，她还特地表扬了任长安，说：“这说明他没有把和我们这个亲属关系摆在第一位。”

    （六）从不干涉孩子们的学习

    我四弟秉华上小学时，调皮贪玩功课不好,母亲多次批评斥责他也不起作用。有一天父母去看望伯父伯母，吃饭时，母亲向伯父告状，说秉华这孩子贪玩不用功，成绩老是不及格，真是没出息。伯父立刻制止了母亲，说；“你不要这样说孩子，你要帮助他培养他的兴趣，他有了兴趣，自己就会好好学。”秉华长大后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工作，负责图书市场管理，成为一名谙熟新闻出版法的优秀干部。

    我上小学时作文比较好，伯父伯母也喜欢看我的作文。但是有一段时间我的作文成绩降下来了，母亲不满意，便斥责我，搞的我心情沮丧。放暑假时，按照规矩我得把成绩册带到西花厅送给伯母看。我很紧张，怕她也批评我。但是伯母看过后一句话也没说，我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很感谢伯母对我的信任，她相信我的成绩还能再上来。

    1952年我大姐秉德初中毕业，有一天她对伯父伯母说自己想报考北京市师范学校，将来做一名人民教师。伯母很高兴，说：“好啊！我支持你，我原来也做过老师。”但伯父却没有说话，伯母让伯父也发表点意见，伯父说：“你已经说过了，我就不说了，要给秉德有一个自己思考的空间。”

    1961年我初中毕业，我告诉伯母：我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伯母说：“你想报考什么学校，我和你伯父都不会发表任何意见。”我考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后，才发现班上有那么多天才的小画家，而我的业务课成绩只能算中下。我就变的很自卑，绘画作业从来不拿给伯父伯母看。两位老人也从来不问我为什么不把作业拿给他们看。他们的宽容和信任让我的心理压力小多了。

    1965年我从美院附中毕业，准备去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一天我趁伯父刚吃过饭在客厅休息10分钟的时间，赶快过去向他报告说：我准备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伯父明白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但是他没有说同意或者不同意，他只是说了他自己对学习工艺美术的看法；他说工艺美术学院学习的科系主要是面向工农大众，是为人民群众设计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后来我才知道，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于1956年专门提出成立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历史越来越有兴趣，退休之前，我便开始做和对周氏家族的历史考证。周恩来家风家教的研究。至今做了30年，写了近30篇采访和考证文章。我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回想起来，我要感谢伯父伯母除了教育我为人端正、尊重他人和遵守纪律,从不干涉我的学习，始终给我一个自由思考自由选择自由发展的空间，让我最终做出了自己的成绩。

    （七）周家第二代去当工农兵，做普通劳动者

    那么，对周家第二代，周总理又有什么样的希望呢？在我们长大了，上高中了，1964年8月，伯父给我们这些周家的年轻人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说：“我们周家过去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我要带领你们背叛封建家庭，投降无产阶级，走一条革命的路。”他希望周家的第二代将来去做工人、农民、去当兵。

    1958年，总理一个堂兄的孙女周国盛从南京来到北京找总理，想让总理帮她安排一份工作。大家知道总理是不给亲属安排工作的，但他却给这个女孩安排了一份工作。他说：“你去当工人怎么样？”又说：“周家那么多人，却没有一个工人。”周国盛答应伯父去当一名工人。伯父非常满意。对她说：“好，你是我们周家第一个工人。周国盛被分配到了石家庄国棉一厂。”国庆节她来北京看望两位老人，还买了一点梨和枣。大家都知道总理从不收礼，但他们却很高兴地收下了国盛送来的梨和枣子。伯母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大家都来尝一尝，这是我们周家第一个工人带来的梨和枣子。”有一次陈老总来西花厅看总理，国盛正好也在客厅，总理对陈老总介绍说：“这是我们周家第一个工人。”两位老人一直鼓励周国盛坚持在工厂当工人。伯父说：“国盛有时也有动摇，我们就鼓励她，培养一个工人可不容易呢！”

    我哥哥周秉钧1961年夏天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由于当年国家遭受灾害，政府决定照顾农村劳动力而多从城市征兵，伯父便动员哥哥放弃考大学、去当兵，哥哥也很听话就去参了军。他被送到航校学习，毕业后分到广东沿海去保卫祖国边疆，开了20年的歼击机。

    1964年，我四弟周秉华已经上高二了，这年的8月，在伯父召集周家第二代亲属的家庭会议上，秉华向伯父表态说，等他明年高中毕业了，就去农村，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伯父立刻表态说:“好、我们支持你。”第二年、秉华高中毕业，由于部队征兵，他被选上，伯父知道后又对他说:“等你服兵役回来，还可以去农村嘛”。1969年秉华从部队复员回北京，分配在北京市印刷一厂当工人，伯父知道了对秉华说:"当工人很好.你现在是我们周家第二个工人了。你一定要向工人师傅好好学习,他们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

    1968年，我五弟秉和去延安插队，六妹秉建去内蒙古插队。1970年春天，部队去农村征兵，他们两个人都被征到部队当了兵。伯父知道后，要求他们立刻脱下军装回到农村去继续参加农村劳动。这样他们都只当了三个月的解放军战士，就在伯父的安排下又回到了农村。伯父的考虑是当时全国还有上千万青年学生在农村插队，周家孩子不能带头离开农村。

    1972年五弟秉和考上清华大学。1973年总理陪外宾去延安参观，对延安的领导说:“让秉和学成后还回延安，你们欢迎不欢迎?”人家说欢迎。总理回来后对秉和说:“人家延安说欢迎你学成还回延安、参加延安的建设呢。”

    六妹秉建自从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牧区后，内蒙古自治区团委调她去团委当宣传部副部长。秉建回到北京去看望伯父时，伯父说:“在下面好好的，怎么又调你去当干部?”又说:“你回去和尤太忠(时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说一下，做为知青家长，我们也不同意这样安排。你还是要回去锻炼，希望他们支持”。1975年,秉建回北京又去西花厅看望两位老人。当时伯父已经住院,伯母让秉建同伯父通电话。秉建告诉伯父自己想上学校学习蒙古语文。伯父说:“你学习蒙古语文我是同意的。将来毕业了再回内蒙古大草原。为蒙古族人民服务”。

    1968年我还没有大学毕业，有一次伯父对我哥哥秉钧说:“你告诉秉宜，她如果去农村当一名小学教师,和一个农民子弟结婚，我就算她有出息。”后来我看到有老同志的回忆文章，说毛主席也曾对毛岸英说过；我劝你找一个工人或农民出身的，这对你可能有些帮助。我没有勇气达到伯父的高要求，不过大学毕业后，我只在北京市一家进出口公司担任了一名美工以后又做了一个美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