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敌人的步步紧逼，形势越来越不利了。1934年10月上旬的一天，洪超师长和黄克诚政委把我和刘子明找到师部，洪师长开门见山地说：总部命令你们工兵营务必在12日午夜前赶到于都执行架桥任务。黄政委握着我和刘子明的手说：“你们工兵营在山上修了几个月的工事，不畏艰苦，不怕困难，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这次你们去架桥，任务很重，时间又紧。希望你们做好政治动员工作，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再打一个胜仗。”
我和刘子明按照首长指示，当即带领部队从高嘴出发，经三角地、谢地、驿前，当天晚上赶到石商宿营。行军虽然又累又饿，但一到宿营地，就像到了家一样，同志们放下背包就帮助老俵扫院子、担水、劈柴。老妈妈拉着战士们的手问寒问暖，儿童团员也围了上来，要听红军叔叔讲战斗故事。等炊事员安锅做饭时，乡政府早已安排妇女们为红军战士们准备好了粮、菜和茶水，并给红军找了向导，征集来了军鞋和干粮。
第二天一早，我率部又从石商出发了。村里的老俵们列在路旁为部队送行，许多老妈妈手臂挎着装满煮鸡蛋的小篮子，一个劲儿地往战士们的口袋里塞鸡蛋。随着战士们行进的整齐步伐，军民一齐唱起了共同杀敌的歌曲：
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紧急动员起来，
武装保卫人民政权，武装上前线，
粉碎敌人大举进攻，
为了保卫土地革命，
整连、整营、整团加入红军。
……
经过几天的急行军，工兵营于12日按时到达了目的地——于都。
于都在江西省南部，是赣江东源贡水中游的一个县城。工兵营一到于都，早在城南河边的赖公庙等候的孙毅科长及另一位同志，见到我老远就喊：“王营长，刘政委，你们可来了！”随后一一和我们握手。孙科长说：“同志们都辛苦了！”我急着问：“在什么地方架桥？”孙毅说：“就在前面。你们先把部队安置好，再一起选择架桥点。”孙毅还告诉我：于都住了机关，要注意影响。我和刘子明商量后决定：营部和指挥所就设在河边赖公庙里，并叫工兵二连连长梁玉茂在河对岸指挥，营部黄参谋长在河面上指挥。
孙毅亲自率领工兵营的连以上指挥员对架桥点、河川情况进行了现场侦察。结果查明：河宽600多公尺，水深1公尺到3公尺，最大流速每秒1.2公尺，河底为沙石。当时总部决定集中大部分工兵连队，在江西于都县花桥、潭头圩（龙石嘴）、赖公庙、大坪心（龙门山）、峡山圩（孟口）一线架五座桥。军委工兵营负责在赖公庙附近架桥。在军委工兵营上游架桥的是红一军团的工兵连队。这些桥要求能通过骡马和炮车，并要在10月16日午夜12点前架通。孙毅还说：“为了防止敌机侦察，过早暴露目标和我军行动意图，要求架桥作业在午后5时至次日晨7时之间进行。”至于为什么那么仓促地放弃阵地防御工程的施工，到于都来架桥。孙科长讲：“由于蒋介石的首席顾问塞克特策划了一个叫铁桶计划的战略方案。该方案是准备集中150万大军，先以30道铁丝网和相应的碉堡、火力攻势将中央根据地包围，然后逼近瑞金，进而围歼中央红军。在敌人包围圈未形成之前，红军必须立即突围。架桥任务非常紧急，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误，否则……而且要绝对保密。”
当天下午，架桥开始了。在深水区，我指挥战士们用民船作桥脚，杉杆当桥桁，上面铺上门板，构成浮桥。在浅水区打木桩做桥脚。尽管主要架桥材料已经由总部作战局征集、准备好，但桥板、绳索等材料还缺很多。为此，营党委决定分工刘子明政委带领一个小组到老乡家里去征集。材料组出发前，刘子明政委对大家说：“架700公尺长的桥，零星材料不零星。于都附近无树可砍，只有发动群众，到周围的老表那里去征集。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动员得好，征集得多。像扩红一样，既要数量多，又要质量好，还不能违反纪律。”
根据地的老俵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不管他的材料原来是干什么用的，马上抽出来给部队送来。有个姓赵的老俵听说红军要木料，就要拆瓜棚。当时南瓜还未完全熟，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劝阻老俵说：“瓜还没有熟，瓜棚不能拆。”老俵一听，啪地一下就把瓜藤扯断了，并主动把搭瓜棚用的木料扛到了河边，还特地为工兵营的战士们煮了一担南瓜汤。有一次，我正在指挥架桥，突然看到河滩上何立斌、刘调元几个同志和一个老大爷争吵，互相争抱几块木板。我当时心想，集征材料怎么能和老俵吵架呢？连忙跑了过去，安慰老大爷说：“老大爷，板子我们可以不要你的。”我的话还没说完，老大爷更急了：“这位同志啊，你怎么硬是不通情理。红军战士前方打仗，连命都拿出来了，我献出几块棺材板算什么！”我这才明白，原来老人家把棺材板献出来了。我忙对大爷说：“寿材，您老人家百年之后还要用的。我们的材料够用了，板子我们给您送回去。”老大爷说：“扯谎！材料差得远呢！要不是红军，要没有苏维埃，别说寿材，我连饭都吃不上哩！”我说：“好！这样吧，板子先放在您家里，等我们用时再到你家里去取。”老大爷生气地说：“别看我曹老头七十多岁了，身子骨还硬着哩！还要活上十年八年。你们要不收这几块板子，就是说我不中用了。”我没办法，只好答应暂时收下这几块板子。曹大爷这才高兴地和战士们一起搬着板子送到桥头。曹大爷献出的不是几块普通的木板，而是根据地人民支援红军的赤诚的心。我通过这件事向正在架桥的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号召战士们向根据地人民学习。刘子明政委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向上级作了汇报，并代表部队到县、乡工农政府表示感谢，对捐献材料的群众给予适当报酬。但群众拒绝接受任何报酬。刘政委只好把征集群众的材料清单告诉工农政府，请他们去做工作，把钱转交给群众。
为了按时完成架桥任务，大家想办法，出点子，边摸索，边实践，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开始架桥时，因河太宽，船进入桥轴线，指挥很困难。特别是夜间作业，指挥员的口令听不清，旗语看不见。为工兵营撑船的水手就给部队出点子：在每条船中间挂一盏马灯。如果船都在轴线上，各船上的灯就会连成一条线；哪只船没在桥轴线上，哪只船上的马灯就会偏离一侧。这样，船到位没到位，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水手的建议，大大简化了指挥手续，加快了架设速度。
总部首长和作战局的同志对架桥作业非常关心，经常亲临现场检查指导。14日，孙毅和总部作战局的同志陪同一位首长来到了架桥作业场。这位首长高高的个子，留着长长的胡子。原来是周恩来副主席。我和刘子明政委赶紧走上前去，向周副主席报告。周副主席仔细听取了架桥作业进展情况、部队的情绪以及根据地人民对部队的支援等方面的汇报，并一一作了具体指示。周副主席还巡视了各作业点，亲自视察现场，了解作业进度。巡视中，周副主席的警卫员魏国禄轻轻捅了我一下，悄悄地说：“周副主席对你们的工作很满意。”这时，周副主席回过头来问道：“曹老大爷的棺材板钱，他收下了没有？”我说：“县政府已动员他收下了。其他的材料我们也已按价付了钱。”周副主席指着协助工兵营架桥的赤卫队员、船工以及给部队挑水送饭的老俵们说：“多么好的群众啊！”刘子明对周副主席报告说：“我们将曹大爷的事迹向部队进行了教育，战士们都表示要向曹大爷学习，坚决完成任务。”巡视完毕后，周副主席还亲自规定了部队的过桥纪律和防空纪律，布置了遇到敌机袭扰时浮桥的疏散和撤收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周副主席已在于都住了20多天，工兵营架桥所需要的大部分材料是周副主席亲自指示征集的。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工兵营研究出了疏散浮桥的具体办法。浮桥是由一条条船组成的，每条船在水中的位置，上下由锚控制，左右靠相邻的船制约。船如果锚定得好，一般的水流冲击，对它影响不大，船基本位置不会有太大变动。因此战士们力求使每条船的锚下正，这样系锚的绳子和水流保持平行。然后在系锚绳索和船固定处做上记号，疏散时解开绳子，船顺水漂离浮桥，结合时捞起浮标，找到记号，加以固定，然后把相邻的船连接在一起，浮桥又结合起来了。当时，总部规定：部队从16日开始，要每天在下午6时后至次日晨7时前通过浮桥。为此，工兵营的战士们白天把大部分民船从浮桥上撤下来，用几只船渡小部队和零星人员过江；下午四五点钟重新架通浮桥，供大部队通过。尽管这样，敌机仍然发现了我军在于都架桥。
17日，我接到军委作战科孙毅让通信员送来的命令，勇部（红四团）到达后，立即过桥，不得延误，其他各部必须让路。命令到达后不久，红四团团长耿飚就率部急行军赶到。我命令部队和民夫让出桥面，让“勇部”过江。“勇部”过江不久，敌机就轰炸了于都桥。由于工兵营早已作好安排，桥及用于架桥的器材未受到太大的损失，但有些老百姓被炸死，许多房屋被炸毁。工兵营在修桥的紧张作业中，又抽出木工、瓦工帮助老俵迅速修好了房子。当晚，一军团顺利地通过了于都桥。
18日下午5点多钟，我率战士们刚刚将浮桥结合好，就听有人说：“毛主席来了！”我一看，可不是吗，毛主席带了20多个人，正朝我们走来。我和刘子明立即迎上前去，向毛主席敬礼致意。毛主席还礼后，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说：“同志们辛苦了！”接着又问了架桥作业情况和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在问到材料的征集情况时，我向毛主席汇报说：“上井冈山前，主席说：不能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以后又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损坏了东西，我们都按价赔偿。”主席听了微笑着说：“打个比方吧，造一条船要100块大洋。你们把它搞坏了，他再雇工造船，一时不能生产，又不能饿饭，这样花掉30块钱。所以，要赔130块钱才对。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要按实际损失考虑。”我心里暗暗想：主席考虑得真细啊！主席一边走一边亲切地和我们交谈着。当主席走到桥头时，问道：“营长同志，现在可以过桥了吗？”我和刘子明立正敬礼答道：“请主席过桥！”毛主席大步迈上浮桥，一边走一边对我说：“一根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这个桩，才能取得胜利。”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们架桥前在驿前修碉堡、筑工事的情况以及和敌人打阵地战、拚消耗的一些看法。毛主席耐心地给我们讲了不能搞碉堡对碉堡的阵地战的道理，给我们解释了运动战的原则，并对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做了许多具体的指示。到了对岸，毛主席又一次亲切地同我握手告别，并挥手向岸边执勤的战士致意。
从此，红军主力和党中央机关被迫告别艰苦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别从瑞金和于都出发，踏上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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