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张闻天对《遵义会议决议》的贡献绝不仅限于对“毛泽东的讲话原稿”的“修改”。因为除了军事方面的精彩论述外，决议还有相当丰富的其他内容。对于博古等人决策程序方面的各种错误和独断专行，对于中央书记处极少过问军事工作的错误，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无疑比远离决策中心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更了解具体情况。毛泽东写文章擅长引用典故，但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大多并不熟悉，很少直接引用他们的话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决议对中共中央文件以及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广为引述，并用以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这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写作风格，但却是张闻天非常熟悉、非常擅长的领域。毫无疑问，这样的内容绝非可有可无，因为它极大地提升了决议文本的说服力。

    因此概括起来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精彩论述，《遵义会议决议》就缺少了核心内容，而没有张闻天的补充论述，决议就不会如此丰满，如此有血有肉。只要用心研读，我们不难看出两人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对决议文本的形成各自发挥了特有作用。

    六、余论

    张闻天负责起草《遵义会议决议》是当时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杨尚昆这样回忆：“博古讲完之后第一个报告的是洛甫，他总结长征前面这一段，基本的东西是毛主席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尊重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也比较重视，从毛主席这方面说，我找你一个教条主义营垒的人出来打头阵。接着毛主席做了一个补充的东西，这就讲得比较厉害一点。”当时博古对毛泽东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与会的聂荣臻回忆称：“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暂留任最高领导人的博古不可能同意由毛泽东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张闻天原本是教条主义营垒中的一员，容易为博古接受，再加上他为人温和，原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自然就成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起草遵义会议决议的人选。

    张闻天在起草和修改过程中，少不了和毛泽东交流。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的通力合作，决议才能得以今天的面目呈现。缺少了他们当中任何一人，决议都不会如同现在这样完善。也许正因为考虑到张闻天的重大贡献，毛泽东才不同意把决议看成自己个人文稿，也没有将其收入《毛泽东选集》。如果张闻天还活着，他同样不会同意将决议收入《张闻天选集》或《张闻天文集》。因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张闻天，都早已把决议看成了“党的文献”，而不是个人文稿。毛泽东、张闻天共同成就了决议，岂料在他们身后竟然发生了一场“著作权”之争。胡乔木写道：“至于他（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在党的历史上所作的重要贡献之受到抹煞，就更加不公正了。”毫无疑问，胡乔木的这个评论原本与遵义会议决议起草无关。何方却这样感慨：在“被抹煞”的“重要贡献”中，“或许包括张闻天关于起草决议及作遵义会议决议报告之类的问题吧”。“反报告提纲是在会上得到‘完全同意’的，从法理和情理讲，起草决议都只能以它为蓝本，再吸收毛、王、周等人发言中的一些意见。”笔者发现，何方引述杨尚昆关于张闻天“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的叙述时，略去了“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回避了《杨尚昆回忆录》中的“闻天同志的‘反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主席、王稼祥和他三个人的看法，而以毛主席的观点为主导”。平心而论，这样的研究方法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何方跟随张闻天工作多年，与张闻天的感情很深，《〈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一文显然掺杂了个人感情的因素，也就难免会影响对文献解读的客观公正性。

    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过程中，应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尽可能地占有更多的史料，客观分析比较鉴别各种史料，并尽量避免主观感情因素的影响，以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