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鱼钻网眼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时候只有23岁，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他也是保管中央文库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42年夏接手，到1949年9月将文库移交上海市委组织部，陈来生负责保管文库长达7年之久。

    陈来生原姓甄，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就一直从事秘密工作，并因此改名陈来生，一直沿用了下来。

    吴成方选择陈来生保管中央文库，其实也很费了一番心思。陈来生虽然年轻，但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表现出了可靠的党性和足够的机智勇敢。也正因为年轻，陈来生在地下党组织当中都不太惹人注意。对外，陈来生则一直以小手工业者或普通工人的面貌示人，看上去更是毫不起眼，这恰恰是地下工作者该有的先天优势。

    陈来生也可以说是吴成方的“徒弟”。吴成方1926年入党，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在北平等地做过党的保卫工作，是中央特科骨干。1933年调到上海，后来接替徐强，成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地区负责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直接受潘汉年领导。

    据陈来生回忆，有一次，他奉命去一个秘密联络点取电台配件。走到门前刚要敲门，却被身后的一只大手拉住了。回头一看，正是他的上级吴成方。

    吴成方把陈来生拉到僻静处，让他观察一下动静再采取行动。原来，吴成方暗中跟了他一路，也在一路保护着他。这样的言传身教和暗中保护，让陈来生非常感动。

    陈来生也没有辜负吴成方的期望。他接手保护中央文库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更加疯狂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在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上海，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着层层明岗暗哨，对抗日力量血腥镇压。

    如何把2万多件、20多箱文件从新闸路的缪谷稔家安全运出来？这是陈来生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新闸路在上海租界里，那里本就是“国中之国”。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之后，对租界更是设置了层层盘查和封锁。而陈来生的生活圈子在租界之外，只能在租界外找到文库存放之地。

    整体搬运目标太大，一旦暴露就是万劫不复。陈来生只能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

    陈来生动员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妹妹，全家齐上阵，选择敌人的防范漏洞来偷运文件。一家人扮作走街串巷“跑单帮”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暗藏文件、资料，每人每次只带几份，毫不惹眼。他们跟着那些真正的小商贩，从不为人所知的小路、小弄堂里七拐八折，越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绕过一个又一个明岗暗哨，居然没有一次被盘查。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到新库址。

    新库址起初选在弄庚庆里过街阁楼妻弟家中，陈来生在弄堂口摆了个炒货摊子，夜间两个弟弟就睡在阁楼上，寸步不离文库。这种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党组织就注意到新库址的弄堂口闲杂人员太多，实在难以确保万无一失。陈来生只能再次迁移文库。

    他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972弄3号的西厢房，开了一家“向荣面坊”作掩护。中央文库就存放在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里。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外面再钉一层木板，糊上报纸，看不出任何改动过的痕迹。而且这面夹壁墙里面塞得严严实实，即便用手敲，也听不见空心层的声音。

    而陈来生的“向荣面坊”，其实也不光是掩饰，而是实实在在要做生意维持生计的。他最初接管档案库时，吴成方就告诉他，组织现在也很困难，保管中央文库的经费问题要靠自己想办法。

    可陈家一贫如洗，怎么办？陈来生用上了从租界搬出中央文库时的掩护身份“跑单帮”。

    当时日本人搞经济封锁，严禁城乡物资交流。但是陈来生经营切面生意，城里的高价面粉根本用不起，只能到郊外去购买。他要秘密通过日军封锁线，穿过铁丝网，万一被日本兵发现，被抓、被杀都有可能。但是为了维持面坊的经营，不得不冒此风险。

    看上去，陈来生确实是个勤勤恳恳的小商贩，以他所掌握的秘密工作本领，也足以应付跑单帮所面对的风险。他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经营着“向荣面坊”，为中央文库披上了毫无破绽的伪装。

    完璧归党

    1942年，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后不久，他就接到了调阅文件的任务。这次调阅文件的地方，是距离上海千里之外的延安。

    从1936年陈为人与徐强接上头之后，中央文库就重新回到了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虽然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外国巡捕等中外反动势力控制着，中央文库身处险地，却始终安然无恙，再没有与党组织断线。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延安整风，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结束。历时三年的延安整风，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陈来生当时受命查阅的，就是“若干历史问题”的原始记录。

    他第一次拆开保存中央文库的夹壁墙。时值盛夏，阁楼没窗，房门又必须紧锁，人如同闷在蒸笼里。陈来生满头大汗地在堆了整整一面墙的档案中翻检着。

    他手头能够依靠的检索目录，只有当年陈为人所写的《开箱必读》，相对2万多份的档案数量，这份目录还是太过简略了。陈来生足足用了十几天，才找出了中央所要的几十件档案，抄出副本，由地下交通送到延安。其中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中央历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和决议，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主要文件等等。

    这些文件，对深入地研究和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全面认识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的谈判。

    谈判间隙，周恩来牵挂着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库。他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

    接到指令，陈来生第二次打开了中央文库的夹壁墙。刘少文带来了两只航空皮箱，装下5000余份档案文件。

    当时，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员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往来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

    但是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大规模内战开始，中央文库的转移计划只得暂时停止。陈来生仍旧按照原样，将中央文库封存在夹壁墙中。

    这一封，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到了当年瞿秋白为中央文库定章程时所说的“将来”。

    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原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做了修改，意即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该表彰和奖励。

    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