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作为建国初期的党的核心领导人，任弼时是抗美援朝的重要决策者之一。

    身为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作为一个病号，他除了与医生和药剂打交道，还挺起精神与战友们一起分担繁忙的政务。中共中央刚进北平，就于1949年4月18日作出决定：任弼时必须休息。决定当天，他就在医生陪同下，住进了玉泉山休养所，还念念不忘党和国家工作。5月，休养中的任弼时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趋向恶化，出现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状。正因为如此，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他没能登上天安门城楼，但是他以顽强的精神在玉泉山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开国大典的隆重盛况的全部转播。

    前苏联最高领导人、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斯大林了解到任弼时的病情后，非常关心，主动派了一个苏联医疗专家组到中国。苏联医疗专家们为任弼时做了认真的检查。在会诊的报告上，苏联医疗专家们写道:“……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有明显硬化之症，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可能引起新陈代谢障碍;并有糖尿病，但尚不严重……”因此，专家们建议任弼时到苏联进行治疗。

    任弼时在1949年5月8日由于工作劳累，经常出现昏迷症状，经医生诊断，脑部血管已有器质性变化，眼底有小的出血点。为了使任弼时得到良好治疗，并建立更好的中苏关系。1949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去苏联就医，任弼时于1949年12月初抵达莫斯科，先是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他就医期间，始终关注国内建设情况及国际形势，还抱病参加重要外事活动。1949年12月21日他还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晚会。

    任弼时在苏联医疗专家20多天的精心治疗，情况大为好转，并转往巴拉维赫疗养院疗养。1950年1月1日他与分离十年的女儿任远芳在巴拉维赫疗养院见面。到1950年春季，任弼时的健康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1950年4月1日又到达黑海疗养所疗养。在治疗和疗养期间，他一面向中央汇报在苏联与苏联中央领导人发展友好关系情况，又以党和国家的工作为重，多次提出结束疗养，回国工作。5月，克里姆林宫医院再次为任弼时做了全面检查，认为他在苏联的医治和疗养已显成效，可以回国适量地参与工作。

    1950年5月17日，经过中央批准，任弼时结束赴苏疗养，带任远芳回国。28日，到达北京，中央对他回国非常重视，党和军队重要领导人朱德、聂荣臻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同他的妻子陈琮英及子女到火车站迎接。

    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北京，他带回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体检报告。当时主管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傅连璋看了苏方的体检报告后，随即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拟写了一份有关任弼时病情的报告。虽然他身体有所好转，但是不宜整天工作。在初回国后的一段时间，任弼时遵照医生建议，每天只是在家“练习工作”，不过2～4小时。然而，眼见新中国诞生初期纷繁的工作头绪，战争、经济、内政、外交，各位领袖都比建国前更为忙碌的情景;他的心情非常焦急，很想为党和国家承担更多的工作。1950年6月6日－9日带病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的部分会议。

    特别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远东局势骤然紧张，任弼时再也无法安于自己置身事外的休养状态，马上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分担中央的部分工作。他在26日致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要求恢复部分工作；基于抗美援朝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发生，还有中苏关系的维系，27日毛泽东见任弼时信后，即作批示:同意任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4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恢复工作后的任弼时，就根本无法把自己的工作时间限制在4小时内，结果不久就又出现身体不适。9月、10月，是原定的休假时间，可当保健大夫们催促他休假时，他却提出等到12月再说。保健大夫们也奈何不得，只好依着他。

    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党和国家需要任弼时的经验、智慧和力量。抗美朝鲜战争爆发后，就是否出兵援朝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接连开会商议相关事宜，有时议题一说开就延续至次日凌晨。任弼时多次出席了会议，他及时提出对苏联情况及对国内外重大情况的科学分析和判断，拥护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他不顾有关部门和保健大夫到睡眠时间就退席的约束，

    多次参与议事拖到午夜。这样一来，他的身体再度受到严重伤害，潜伏下来病情骤然加剧。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回国恢复工作后，忙碌的工作使病情加剧，任弼时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他召集有关人员谈论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事宜。入夜以后，他又翻看起秘书拿来的毛泽东有关作战部署的电报。这一夜，他没能休息好，加之近一个时期的过度操劳和费神，使他次日拂晓即感到头疼和不适。

    为了鼓舞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斗志和信心，1950年10月1日任弼时遵照毛泽东指示，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他与其他四位中央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检阅了三军将士及数十万游行群众，这也使他未能参加开国大典的遗憾得到补偿。

    在任弼时的积极参与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配合。

    10月19日他为筹备召开党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邀请河北省的部分领导干部在办公室座谈。21日为《中国青年》杂志创刊二十七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10月25日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住在保健委员会值班的力伯畏，突然听到电话铃响。电话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打来的，说任弼时今晨情况不太好。陈琮英打电话时，任弼时还没出现特别严重的症状，类似早晨起床后感到头疼不适的情况以前也出现过，力伯畏放下电话同傅连璋打了个招呼，就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往任弼时家。“我进屋看见任弼时，他还朝我抬了一下手，我想他是和我打招呼。可是他的手臂刚抬起来，马上就掉下来了，继而话也说不出来了。我知道他的老毛病就是高血压，就赶紧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的血压很高。我立即通过电话向傅连璋汇报，傅连璋马上就赶来了。”力伯畏回忆道。傅连璋发现情况严重，马上请陪任弼时来华的苏联专家过来，同时邀请了几位中国的著名专家前来会诊。他们在任弼时的家中展开了抢救。

    随着抢救时间的延续，医生们感觉到任弼时的生命已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傅连璋遂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了任弼时病危的通报。通报说:“任弼时同志今早7时发生中风现象，右半身瘫痪（即半身不遂），失语，血压230，脉搏100，大汗，病情严重……”通报发出后，获悉此讯的一些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来到任弼时家看望。来得最早的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因为有公务在身，他了解了抢救的情况后，又匆匆离去。他走时对力伯畏说：“有新情况马上告我啊。”

    在当时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条件下，虽然苏联专家和中国的专家们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还是未能将任弼时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1950年10月27日12时36分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