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曾经的冒险家大乐园、资本主义大染缸。

    上海，近代中国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城市，最主要的工业、金融中心及对外贸易港口，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和最集中的地方。

    特殊的历史，特定的社会条件，无法替代的地位，使其当仁不让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笔者奔走于这个超大城市的大街小巷，查访在这里召开的历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追寻建党初期革命先辈留下的足迹，探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一大会址：石库红船共辉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在上海是个非常有名的地方。我已十余次前往瞻仰考察，第一次还是在1993年，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如果乘地铁，在黄陂南路站下车，步行不远就可到达。

    现在能看到的是一溜紧挨着的5幢同类房屋。两层砖木结构，上海典型石库门式样，坐北朝南，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黑漆大门配铜环，门楣有矾红色雕花。

    原址称为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改称望志路106、108号，即现在的兴业路76号、78号。从外表看显然是住宅。那么，它是谁的家呢？

    原来，该房建于1920年夏，一大召开时刚新建不久。据介绍是由一位陈姓老太太出资建造，专门用于出租，每幢一楼一底，独门出入。朝南的5幢门牌分别是100、102、104、106、108号。

    这里曾经是一大代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家。当年李家租了其中两幢。李书城住108号，李汉俊住106号。现在那块“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的白色标志牌就钉在106号和108号两个大门之间。

    李书城，生于1882年。湖北潜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岁追随孙中山，成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

    这位李书城在军界资格很老，与辛亥革命元老黄兴是同学。武昌起义后李书城即赶赴武昌参加阳夏保卫战，担任湖北军政府参谋长。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战争，李书城任广东护国军总司令。1918年孙中山辞陆海军大元帅职离粤去沪，李书城也来到上海闲居。

    李汉俊是李书城的胞弟，小其8岁。14岁到日本留学，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回国后向兄频频传播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消息。李书城很感兴趣，还以举家财力赞助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

    李家成为中共早期组织活动中心。陈独秀等经常在此探讨筹备建党事宜。通知各地代表来上海开会，信就是从此地址发出的。

    李书城特殊的政治声望掩护了中共早期组织的革命活动。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共邀请李书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长，说明没有忘记这位长期合作共事的党外朋友。

    中共一大的有关情况，对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已成政治常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权威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作如下记载：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会议。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后来，7月1日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以上记述，该说的都说清了。那就让我们走进一大会址，看一下里面的具体情况。

    在一楼可以看到还原后的会场，就设在那18平方米客厅中。室内陈设均按原样布置，雪白的墙壁，朱红的地板。中间一张长方形桌子，桌上放着铜制立式火柴盒、白瓷茶具。客厅向南直通天井，再向外就是大门。现在大门已不开了，参观者走旁边小门。

    桌周围是12只圆木凳。因开会来了15个人，不够坐，东、西两侧靠墙各摆了一只茶几和两把椅子，整个会场十分庄重严肃。客厅显然平时是兼做餐厅用的，过通道向北便是灶间，要不然哪儿找那么大的桌子和那么多椅子呢。餐桌上还摆了一只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是几个月前李书城再婚时的用品，又派上了用场。现在瓶中没有花，桌子也没铺台布。据李书城再婚妻子回忆，当时桌上铺有雪白的台布，瓶中插有现买的鲜花，给会议增加了喜庆气氛。但据董必武回忆是没有台布的。各当事人记忆有少许差异，也属正常。

    会议的座次很随便，没讲什么排列顺序。在二楼的纪念展中，有还原会场情况的蜡像。围桌而坐的12人，担任会议记录的毛泽东和周佛海优先安排紧挨桌子就坐，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也靠桌坐。毛泽东站着正发言，慷慨激昂状，董必武坐其左边，是室内唯一戴帽子的人。包惠僧与张国焘紧邻，包还摇着扇子。不靠桌的3人。刘仁静在俩外国人身后，兼做翻译。坐后排的是王尽美和邓恩铭，估计不是来得晚就是最年轻的缘故吧。

    当时一大代表来上海，总得有个公开的名义，以便于掩护。他们起了个“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号。除陈公博外，代表都住在博文女校，位于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代表们的住宿是李达夫人王会悟具体安排的，学校也是她负责租的。

    会议原打算也在学校开，何必再找地方。可能考虑两个共产国际代表外国人面孔，进出女子学校易引起怀疑。或者王会悟在望风时发现了什么可疑情况，故临时决定还是换个地点好。于是李汉俊提议到他家开会，好在这里离博文女校步行仅100多米。

    更可喜的是李家的情况。李书城恰好不在上海，在家的只有李书城9岁女儿，他续弦新婚妻子（时为一来自乡下的15岁少女），还有一位厨师和一位保姆，都不认字。这也太适合开展秘密活动了！

    一大会址，后来找到还费些周折。1922年李书城就从此处搬走，1924年，一位姓董的酱园老板把这5幢房子全租下来给亲戚居住。把开过一大的106号改为“恒昌福面坊”，外墙刷成白色，专卖挂面。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市托周佛海妻子、当年也和王会悟一样负责会场望风等工作的杨淑慧协助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杨反复勘察回忆，认定了大致方位。上海市把现场制作模型，送毛泽东、董必武、李书城等审看，终于得以确认。后又从全局到细节逐一核实考证，整修复原。

    一大会址1961年作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放。之后又多次整修，保持着革命圣地的神圣与庄严。现在西侧是后建的纪念馆，有建党文物陈列等纪念展，还有可供参观者举行入党仪式的大厅。建筑周边则是以上海独特的石库门建筑旧区为基础改造的集餐饮商业娱乐文化于一身、展现历史文化风貌的旅游新景点——新天地。其中“天”字，暗嵌了一大字样。

    正如大家知道的，一大因租界巡捕和侦探的干扰，最后一天会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去开。是怎么想到去那里的呢？

    因为会场受到冲击与监视，会肯定不能在上海开了。要不去杭州接着开？杭州太繁华，容易暴露。大家议论纷纷之际，王会悟插言：要不到我家乡浙江嘉兴开好了，那里环境幽静，离上海又近。大家说那敢情好。王会悟是嘉兴桐乡乌镇人，在嘉兴女子师范念过书，对嘉兴及南湖情况熟悉，转移工作自然由她一手安排。

    王会悟立即动身去嘉兴打前站，临时租了一条游船。代表们陆续乘火车历时3小时到达嘉兴，船主用一叶小舟把大家接上了船。

    这是一艘称作中型单夹丝网船的精致画舫。笔者追踪考察到嘉兴，登上了这条红船。

    船停靠在湖心岛东南长堤一侧岸边，坐摆渡船过去，岛上有座和承德烟雨楼同名的古建筑。船目测有十几米长，船头宽平。船头船尾各有一道木制带栏杆的廊桥与岸上相连。我从船头登上，穿过去依次是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左边有一条夹弄贯通，从船尾返回上岸。船尾还拴有一条带蓬的小拖船。

    舱室华丽精美，柱上金色盘龙，四壁雕有金色花鸟人物。一块横匾镌有4个大字：湖光彩月。两面的对联是：龙船祥云阳宝日，凤载梁树阴场月。平仄好像有些问题。中舱摆一方桌，会议就在中舱举行。

    开会时，王会悟坐船头望风，那飘飘欲仙的样子已为电影《建党伟业》所再现。散会时与会代表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

    1959年在南湖建立了革命纪念馆，2011年又另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纪念新馆。原船已不存在，嘉兴市按当年式样复原仿造了一条做纪念船。1964年4月5日，董必武在南湖仔细察看该船，表示满意，还欣然题诗一首。现诗刻上石碑立于南湖景区：

    革命声传画舫中，
    诞生共党庆工农。
    重来正值清明节，
    烟雨迷蒙访旧踪。

    中共一大开了9天。主要成果是：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两个重要文件的俄文稿和中译稿，一大会址纪念展中都有展示，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也能轻易查到，不再赘述。

    会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担任书记。

    中共一大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确是划时代的伟大事变。

    站在石库门与红船面前，我心潮逐浪。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中国为什么产生了共产党？她成立时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想那1840年以来，中国逐渐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帝国主义列强疯狂瓜分我们的广袤国土，肆意凌辱我们的祖国母亲，封建军阀政府助纣为虐，亿万人民深受三座大山重重压迫，处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救亡图存，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旋律。但苦于没有先进理论指引和先进阶级与坚强政党领导，人民一盘散沙，多少志士仁人抱恨终天。什么叫应运而生？霹雳一声震天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苦难中的民族和人民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那天起，就扶大厦之将倾，救斯民于水火。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为的是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两个目标。一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二是人民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除此之外，绝无私利。岂止没有私利，而且为此甘愿付出个人一切，包括以最宝贵的生命去殉那崇高事业也在所不辞。古往今来，上哪里去找这样的政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深深扎根中国大地，与人民血肉相联，加上严密的组织，不懈的奋斗，实践中形成的坚强领导核心，艰辛探索产生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由无数优秀分子组成的先进政党，必将像那红船一样，乘风破浪，一步步靠近胜利的彼岸！

    二大会址：高路弄堂相映衬

    如果一大会址在上海尽人皆知的话，那中共二大会址在哪儿，不少人就不太清楚了。一个初春的上午，笔者前往探访。

    其实两个会址相距仅3公里。坐地铁都在黄陂南路站下车。出站后，一大会址需向东南方向走，二大会址则在西北方向约2公里处。

    这里现在叫成都北路7弄30号，老门牌是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进入显然整修过的老弄堂门，左侧是后开辟的纪念馆，走到尽头便是二大会址和当时开办的中共第一个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旧址了。会址南侧，紧挨着近年修建的延安高架路。

    二大会址与一大会址有诸多相似之处。

    其一，都是代表居家所在地。一大会址是李汉俊的家，二大会址则是一、二大代表李达的寓所，也是租住的。

    其二，都是典型的老弄堂石库门建筑。据介绍，该楼房建于1915年，全部建筑一组4排，共76个单元，现在仅存两排，南边的修高架路时拆除了。

    其三，房子结构也几乎完全相同。都是所谓一楼一底。我从北门进入，一楼从北向南，依次是灶间、过道及楼梯、客厅兼餐厅、天井，最后是朝南的正门。门不能开，因为出去就顶住高架路了。

    客厅兼餐厅就是当年开会之地。桌椅摆放和一大会址差不多。不过一大是长方桌，二大是方桌。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权威说法，参加会议的代表是：中央局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尚有一人不详），共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李达夫人王会悟还是管会务兼保卫，这里是她的家，工作更加方便，开会时抱着孩子在门口巡逻望风。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

    大会开了8天。通过了11个重要文件，包括一个宣言、一个章程、9个决议案。即《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5人被选为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委员长。另选举候补委员3人。

    中共二大最大的亮点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奋斗目标和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即最终目标为：“组织无产阶级专政，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以上纲领，既坚持和包含了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理想，又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行动方针和革命任务，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描述得明明白白。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会后，革命纲领迅速得以传播，“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响彻中华大地的最强音。

    二大还有许多引人注目之处。

    一是陈独秀首次出席了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并再次当选党的主要领导人。

    二是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有6章29条，明确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员条件、党的组织、纪律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完成。

    三是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使中共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这将给中国革命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四是一大13位代表只有张国焘、李达、王尽美3人出席了二大。一大代表兼会议记录毛泽东也缺席。笔者从手头的美国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中查到，毛泽东曾回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据笔者核对毛泽东年谱，这段时间毛泽东在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