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江山，1946年生，江苏武进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河北省作协会员。1974年与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吕玉兰同志结婚。2006年退休。

    采 访 组：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3月24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江山同志，您好！您的爱人吕玉兰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领导干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她和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县委班子共事。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吕玉兰同志。

    江山：好的。我的爱人吕玉兰是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人，1940年出生。1955年高小毕业的时候，她面临很多选择，可以到城里当工人或继续上学。当时，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回乡务农。她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乡，立志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东留善固村风沙很大，她带领群众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治理了村北上千亩沙荒地，还到家家户户宣传农业合作化道路。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她很快就成了群众心目中的好带头人，担任了村里的“新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年仅15岁的吕玉兰，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农村合作社社长。

    吕玉兰1958年入党，1960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6月，她在《河北日报》头版发表人生体会文章《十个为什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都转载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年，她受邀到北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还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1969年，她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970年任临西县委书记，提出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随后在全国推广。1971年，她任河北省委副书记，1974年兼任河北省农委副主任，1977年任河北省委书记（当时省委设有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9月任正定县委副书记。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您第一次听吕玉兰同志聊起习近平同志是什么时候？

    江山：1982年3月，习近平同志到正定来工作，和吕玉兰在一个县委班子。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在石家庄，吕玉兰因为工作忙，路途稍远，只有周末才回家。我的工作单位离家近一些，就由我负责在家带两个孩子。她每次回家来，我们都会聊一聊工作上的事。

    有一天，她对我说：“北京调来了一位同志，到正定县委任副书记，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叫习近平。”

    我就说：“哦！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儿子干得怎么样？”

    吕玉兰说：“小伙子来的时间还不长，不过大家都发现他挺能干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曾在纪念吕玉兰同志的文章《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中写道：“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谊。”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吕玉兰同志是否经常跟您谈起他？

    江山：是的。他们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了，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担任县委书记以后，吕玉兰回到家就常常跟我谈起来。我记得她曾经说过：“习近平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非常有文化，工作能力强，不但年轻，而且特别能干，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

    吕玉兰跟我谈到的她对习近平同志的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出身高干家庭，又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却对农村基层工作很熟悉，对老百姓的感情非常深。他经常深入群众，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

    来到正定以后，习近平同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询问、调查、走访，想办法了解正定的群众生活怎么样、老百姓的收入怎么样。在这方面，吕玉兰给他介绍了一些当时的情况，她对习近平同志说：“正定是粮食高产县，也是中国北方第一个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但是群众的生活还不富裕，主要是粮食征购任务太重了。甚至，有的农民完不成征购任务，只好拿着钱去别的村买粮食，回来交征购粮，农民的口粮普遍不够吃。”

    其实，习近平同志到正定来之前，吕玉兰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也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保守，难以摆脱追求“政绩”的思想束缚，减征购的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开始大力抓这个问题，最终减了征购，让老百姓减轻了征购负担，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第二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很有远见，也很有魄力，他为正定的经济发展出了很多好点子。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时要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在北京多方了解这件事情，努力寻求制片方的合作，计划把电视剧外景地争取到正定来，按照《红楼梦》的布景盖房子，并在电视剧拍摄结束后，给正定增加一个旅游景点。习近平同志在北京把意向和制片方谈得差不多了，回到正定就征求大家的意见。

    当时，县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办，我们正定县本身就是文化古城，增加一个景点，就增加一个正定的旅游项目，确实对拉动经济大有益处；另一种意见是认为这件事不能办，一个项目就要花三百多万，这可不得了，风险太大了，万一收不回投资，县里担不起这个责任，况且当时县里也没有那么多钱，还需要募集资金。

    县委领导班子对这个荣国府项目的争议很大。习近平同志跟吕玉兰交换过意见，当时吕玉兰全力支持他。吕玉兰经常到北京和省里开会和参加活动，眼界比较开阔，她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应该放手去搞。

    有一次回家，吕玉兰跟我聊起这件事，说起县里面的不同意见，我感到很奇怪，说：“习近平考察得这么周密了，他的意见还有人反对？”

    吕玉兰说：“唉，这你还不知道？正定有些干部思想保守，想法一时半会儿很难扭过来。得想办法给他们做一下思想工作，无论如何，正定还是要引进项目才能致富。”

    后来，习近平同志多方筹措资金，做通了大家的思想工作，荣国府项目顺利搞起来了。开放第一年就收回大部分投资，还给正定旅游增加了一千多万的收入。如果算大账的话，荣国府项目在第一年就赚了两倍还不止，而且从那以后，每年都给正定县带来巨大效益，直到今天还在大量接待游客、创造利润。这真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项目。

    第三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对自己严格要求。吕玉兰对我讲，习近平同志的家在北京，人在正定工作，到北京开会、办公事，他每年都要来回往返五六趟，但他一趟车费都没有报销过，都是自己拿钱买车票。吕玉兰曾经劝他说：“你回家探亲的路费可以不报销，但你到北京办事和开会的路费还是应该报销的。”习近平同志说：“我到北京办事和开会也会回家，这样是分不清楚的，我就都不报销了。”

    习近平同志一贯很简朴，对吃穿都不讲究。他下去调研或者开会，经常赶不上机关食堂的饭点。有时候忙起来工作忘记吃饭，等忙完了赶到食堂却没饭了。那时候，经济不发达，街上没有饭店，他就只能凑合吃一些食堂剩下的凉馒头和咸菜。吕玉兰很关心习近平同志，常从家里拿些鸡蛋、挂面、点心送给他吃。

    她还劝习近平同志说：“你长期这样不行啊，早晚会吃坏肠胃的。”

    习近平同志却毫不在乎地说：“没事！”

    由于长期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还总吃凉饭，习近平同志后来吃坏了肠胃，住进了医院。吕玉兰看不下去了，就找食堂的负责人商量，每次过了饭点以后，还是要留一个人，等习近平同志来了，给他热热饭，让他吃口热饭。吕玉兰很关心习近平同志，确实就像姐姐一样照顾他，还帮他洗被子、洗床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追忆文章中写道：“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您能说说他到您家做客的故事吗？

    江山：习近平同志先后到我们家里来过几次。

    他第一次到我们家来，是1982年夏天。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一个礼拜天，他穿着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在我家和我们聊了一会儿，主要是聊正定的情况，了解一些当地的事情。吕玉兰年纪比他大一些，又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多年，对情况比较熟悉。她跟习近平同志谈了很多，此外也给他介绍了全国农业先进地区的情况，什么地方有什么好经验、好典型、好做法等等。吕玉兰讲了一个多小时，习近平同志很认真地听，还拿着笔记本做记录。我当时就觉得他工作特别认真，还善于听取别人的想法和意见。

    后来，有一年秋天，习近平同志刚从美国考察回来，就到我家中来看望吕玉兰。他给我们讲了很多美国的见闻。

    他还说：“玉兰，你的名气可大了，在美国都有名了！”

    吕玉兰不懂，问：“我在美国怎么有名了？”

    习近平同志笑笑说：“我们到美国的图书馆去参观，看到了很多中国的报纸杂志，我还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你的报道。”

    原来，美国一向很注重收集和储存中国的资料，他们的图书馆和高校，都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纸和杂志。吕玉兰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物上都有多次报道。恰好，习近平同志访美期间，在图书馆看到了关于吕玉兰的文章。所以他回来就对吕玉兰说：“你的资料，美国都掌握着呢。”

    还有一次是吕玉兰在河北农大学习期间，习近平来我家看望过她。1982年9月，吕玉兰听说农大面向工农干部和劳动模范招生，决定去旁听，旁听生可以参加考试，学校也给打分，区别只是最后颁发的是结业证，不是正式的毕业证。习近平和其他同志当时考虑到她的身体不太好，年龄又偏大，家务负担也比较重，都劝她不要去了。但她决心已定，说：“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我们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怎么能干好工作呢？”她还说：“我只要能在那里学习就行了，不在乎有没有毕业证。”

    习近平和其他同志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了。正定这边的工作，她也没有完全放下。后来，她基本上是在农大学习半年，在正定工作半年，不是完全脱产。这期间，习近平同志来我们家看望她，她谈了自己在农大学习的情况。

    大概是1983年4月，吕玉兰到习近平同志的家里做过客，还有幸见到了习仲勋同志。她回来后很高兴地向我描述：“我们这次到北京去出差，近平还领着我到他家去做客了，我还见到习老。”我说：“你见到了习老，那好啊！习老跟你都聊什么了？”

    玉兰说：“习老很随和，他对我说：‘玉兰同志，你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你干得非常好。’”

    玉兰还说，习老对她非常热情，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还问了很多家庭、工作的情况。

    1993年，习近平同志带着彭丽媛老师到我家看望吕玉兰，是程宝怀同志陪同来的。那个时候，玉兰已经病得很重了，她是坐在沙发上迎接的习近平同志。进门以后，习近平同志首先跟玉兰说：“玉兰，我因为忙，一直也没能抽出时间来看望你，这次特意从厦门来看你们。”玉兰因为病得很严重，说话也说不清楚了。她很高兴，但只能简单地说几个字：“好！好！欢迎！欢迎！”

    好多年不见了，我们唠的时间比较长。我给习近平同志讲了玉兰得病的起因：大概两年前，玉兰坐车到邢台某县农村去视察工作，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后排坐着《河北日报》的两位记者。上午去的时候，路况还很好，但下午返回的时候，那条路上挖了一个水沟，司机开得挺快，没有发现那个水沟，车的前轮一下掉进水沟里去，然后又重重地弹起来。玉兰的头部一下就撞在挡风玻璃上，这一下非常重，把玻璃都撞碎了。玉兰当时就因为脑震荡昏迷了十几分钟。后来，我们到河北二院去给她做CT检查，当时没有查出脑子有什么损伤。但医生跟我说，CT查不出来，不代表完全没问题。不幸的是，事情被医生言中了。玉兰脑部过了不久就出现了问题，开始持续头痛，无法忍受。我们带她到省医院检查和治疗，但当时省医院医疗水平不够高，一时无法确诊是出现了脑血栓还是脑溢血，耽误了整整一晚上没有抢救，第二天早上，玉兰就倒下了。从那以后，玉兰就一直卧床不起。

    我给习近平同志汇报玉兰得病的前因后果时，他的表情非常凝重，为玉兰的病担心。程宝怀同志说：“唉，这几年，为了照顾玉兰，江山同志可是费了心了，很不容易呀。”

    照顾妻子是我的分内之事。我说：“这是应该做的！现在就盼着玉兰早点儿好起来。”

    我们都坐在沙发上，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玉兰，想跟玉兰多说几句话，还向她介绍了彭丽媛老师。他说：“玉兰同志，我们是特意来看你的，这位是我的爱人——彭丽媛同志。”玉兰当时口齿已经不太清楚了，只能简单地说：“知道，谢谢，谢谢。”

    玉兰去世以后，我给习近平同志打电话，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吃了一惊：“玉兰同志是怎么去世的？前一段时间，我去看你们，她情况还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