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3月，叶正大同志任三机部第六研究院副院长，经常深入一线部队、工厂企业调查研究、检查指导，认真谋划我国航空事业长远发展。同年11月，叶正大同志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分管科研工作，主抓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各行业间的技术协调。他一如既往地关注航空科研领域的建设与发展，为航空科研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上世纪80年代初，面对我国没有统一防空系统的现状，叶正大同志组织军兵种和有关部门进行深入论证，提出《关于我国防空武器研制发展方针的若干建议》，确立了按照远、中、近距离发挥不同武器装备优势，防空导弹和高炮结合，协同发展的方针，将研制的型号集中在重点型号上，为国家节约了几十亿科研经费，得到了中央军委领导的充分肯定。

    1982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国防科工委，叶正大同志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他着眼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全局，加强对国防科技方针政策和武器战术技术的研究论证，参与领导编写了《2000年的中国国防科学技术》（总报告）和《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国防部分）》，1992年分别获得军事科学院颁发的全军军事科研成品一等奖和二等奖,提出的新时期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战略思想，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叶正大同志时刻紧盯世界航空发展前沿动态，积极倡导我国飞机设计制造技术出口，到国际防务市场与世界航空强国竞争，推动走出一条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新路子。

    1993 年 12 月，叶正大同志退出领导岗位，他坚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如既往关心国家和军队大事，时刻关注国防科技事业和部队建设发展，曾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顾问、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等，满腔热情地投入国防科技事业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我国航空领域老领导老专家，密切关注地效飞机等项目的研究与发展，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我国航空科技工业的推进创新发挥了余热。他担任中国航天基金会首任理事长，积极汇聚各方力量特别是港澳人士支持我国航天事业，有效扩大了航天事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作为革命后代，他收集整理了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历程、“两弹一星”精神等系列红色邮品，积极参与惠阳叶挺将军纪念园、肇庆叶挺独立团纪念馆、澳门叶挺故居纪念馆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建设，在赓续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叶正大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 年 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98年7月离休，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

    1993年被俄罗斯齐奥尔科夫斯基宇航研究院聘为国际院士，被国防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叶正大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在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继承先烈遗志，牢记父辈嘱托，对党和人民、对国家和民族始终无比忠贞，坚定不移地拥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经受住了重大政治斗争和复杂艰苦环境的考验。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顽强的革命意志，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斗志昂扬、百折不挠，为党和军队事业作出了艰苦不懈的奋斗。他具有出色的组织领导才干和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坚毅果敢、雷厉风行，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以及部队建设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具有高尚的人品官德和优良的工作作风，顾全大局、公道正派，光明磊落、待人宽厚，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树立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深受广大官兵尊敬和爱戴。叶正大同志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科技兴国、科技强军的伟大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赤胆忠心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革命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严谨的科学态度、朴素的工作作风，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逝世是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老领导而感到十分悲痛。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开拓创新、奋发进取，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推动国防科技事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而努力奋斗！

    叶正大同志永垂不朽！

    附件二：“4821”简介

“4821”的全家福，摄于战火纷飞的1948年

    1948年，经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负责组织，选送了21位年轻同志去苏联学习，为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他们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女。他们在苏联接受大学教育，以学习经济、工业为主，学成后都回到祖国。“文化大革命”中，这21人都受到审查，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结后，“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但“4821”这个称呼却被他们保留下来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蓄势待发，准备做最后的较量，延安和重庆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的东北。

    1945年9月，东北局成立；11月，从山东、苏北调部队11万进入东北，同时，抽调干部2万名去东北工作，充实党的力量。

    “4821”中的大部分人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来到哈尔滨的。

    关于“4821”去苏联学习一事的经过，罗西北（罗亦农之子）是这样回忆的：

    “东北局对这次派出留学的人员要求很高，必须是军级以上的烈士和干部子弟。”

    “直到临走前，21人才全部集合到一起，东北局在南岗俱乐部为我们送行，高岗、李富春、林彪都参加了。东北局领导要求我们学习经济和工业，回来搞建设，还立了一条规矩，学业完成之前不准谈恋爱。我们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直接向东北局汇报，诸项事宜都同东北局联系。”

    “东北局领导还为我们准备了饯行酒宴。从延安来的同志从没见过这么丰盛的食物，大饱口福，有的甚至都喝醉了。”

    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他是21人当中唯一在企业工作的。

    1948年9月初，21位年轻人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开始了留苏生涯。

    到达莫斯科火车站时，代表苏方来迎接他们的是苏联红十字会所属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院长马卡洛夫。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终点站不是莫斯科，而是伊万诺沃。

    据谢绍明（谢子长之子）回忆，他们在儿童院待了三四个月，一边补习俄语，一边等着苏方的安排。一天，苏联高等教育部派来一位同志解“4821”的入学问题。他表示，由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还存在外交关系，所以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学生，其身份是非公开的，无法进入莫斯科的高等院校。苏联方面将安排他们在伊万诺沃市学习，并满足他们的专业需要。这样的结果与“4821”的愿望是有很大差距的。

    不论分到哪所院校，到了那里都要从头补习高中阶段的数理化基础知识。谢绍明回忆说：我们每天硬着头皮听苏联老师讲几何、代数。那时还没有俄汉辞典，从哈尔滨走的时候，每人带了一本《日俄字典》，但日语我们也不懂，不过日文中有汉字，可以连蒙带猜。

    “4821”们不仅承受着学习的重压，也面临着艰苦生活的考验。出国前，他们对留苏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到了以后才发现，战后恢复时期苏联人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当时，苏共联络部负责向他们提供每月400卢布的生活费，物价很贵，每公斤黄油要60卢布。他们中午在学校食堂就餐，早晚都是自己起伙，成天吃黑面包。由于能源短缺，学校经常停电，漫长的冬季里，要靠烧木柴取暖。离开哈尔滨时，东北局没有为他们准备冬装。在儿童院时，苏方只发给每人一件夹大衣，11月已是滴水成冰，他们的穿戴根本难以抵御严寒。

    “4821”党支部将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及时反映给东北局，同时也反映给苏共联络部的同志。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学生会了解到他们的处境后，也致信苏共中央领导，说明这批同学的身世，希望给以关注和解决。经过几方面的共同努力，1949年夏，“4821”离开了伊万诺沃，他们在苏联红十字协会的安排下，来到莫斯科。就在此时，刘少奇和高岗到苏联秘密访问，谈新中国建国事宜，“4821”在莫斯科上学的事情得以最后敲定。

    当时“4821”基本上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学校。但中央对他们选择专业是有指导性意见的。东北局曾经指示他们学经济和工业。任弼时到苏联治病期间通过任岳（任铭鼎之女）、任湘（任作民之子）向“4821”传达了更明确的意见，就是不要学政治，中国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不需要让苏联培养政工干部。过去中国到苏联学习政治的人，往往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也不要学文科，应该学习工科，学习工业。至于具体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来选择。

    “4821”留苏期间经历的最难忘的事情，是1950年2月17日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来到莫斯科。2月17日晚6时，他们在中国驻苏使馆接见了留学生。毛泽东应同学们的要求发表了讲话。他说，我希望你们在留学期间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要努力学习，掌握好建设本领；第二，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还很穷，你们在生活上不要和苏联同学攀比；第三，要锻炼好身体，没有好身体，即使你们学了很多知识，将来回国以后也不能为祖国服务。还有一些同学拿着钢笔和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争相请毛泽东和周总理题词。毛泽东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专业，为他们题写了不同的话语。比如，叶正大（叶挺烈士之长子）告诉毛泽东他是学飞机设计与制造的，毛泽东在他的本子上写下了“建设中国强大空军”几个字。给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为张代侠（张宗逊之侄）题写的是“努力向前”，给贺毅（贺晋年之子）写的是“光明在前”，给江明（高岗之外甥）题的是“农业机械化”。周恩来为大家题写了相同的话语“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大家共进晚餐，饭后还举行了舞会。

    1953年10月，罗西北（罗亦农之子）第一个拿到动力学院的毕业证书。在整个莫斯科动力学院，只要是中国学生，成绩都是顶刮刮的，博得苏联老师和同学的交口称赞。“4821”完成学业后，立即回国投身到“一五”计划的建设中。他们的共同志愿是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罗西北（罗亦农之子）先在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北京水电院干了两年，1955年底到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一干就是10年。谢绍明（谢子长之子）到哈尔滨飞机工厂。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去了吉林丰满发电厂；邹家华（邹韬奋之子）和叶楚梅（叶剑英之女）一起到了沈阳第二机床厂；叶正大、叶正明（叶挺烈士之次子）在沈阳飞机厂；贺毅（贺晋年之子）本来被分到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但他请求下基层，与崔军（崔田夫之子）一起到了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林汉雄（张浩之子）分在北京，但他没有坐机关，而是上了官厅水库。

    “文革”初期，因为留苏，他们被打成“苏修特务”，受到迫害。“文革”结束后，“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胡耀邦主持中组部工作时，主张大胆提拔和起用优秀中青年干部，“4821”这批人的使用问题也受到胡耀邦的关注。

    1981年1月17日，中组部将21人的工作及表现情况汇总成册，报胡耀邦审阅。胡耀邦仔细看了材料，并对其中13人的使用作了批示。其中，对李鹏的批示是：“我主张坚决提起来当部长。不提一些，不能转变风气。”谢绍明（谢子长之子）所在的八机部生产局对他的评价很好。胡耀邦批示说：“既然评价这么高，为什么不可当副部长？”1981年2月，李鹏出任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

    在胡耀邦的过问下，到1981年底，“4821”中被提到副部级领导岗位的有邹家华、叶正大、贺毅，林汉雄、谢绍明被定为副部级后备对象……

    从那时起，这21人中，除了罗镇涛（罗炳辉之女）去世、朱忠洪（王稼祥之义子）失踪外，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堪称国家的栋梁之材。

    这21人是（按姓氏笔画排列）：叶正大（叶挺烈士之长子）、叶正明（叶挺烈士之次子）、叶楚梅（叶剑英之女）、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朱忠洪（王稼祥之义子）、任岳（任铭鼎之女）、任湘（任作民之子）、江明（高岗之外甥）、刘虎生（刘伯坚烈士之子）、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萧永定（萧劲光之子）、邹家华（邹韬奋之子）、张代侠（张宗逊之侄）、林汉雄（张浩之子）、罗西北（罗亦农之子）、罗镇涛（罗炳辉之女）、项苏云（项英之女）、贺毅（贺晋年之子）、高毅（高岗之子）、崔军（崔田夫之子）、谢绍明（谢子长之子）。

    “4821”目前尚健在还有12位同志，他们是：叶剑英之女叶楚梅、李硕勋烈士之子李鹏、任作民之子任湘、高岗之外甥江明、杨棋烈士之子杨廷藩、萧劲光之子萧永定、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张浩之子林汉雄、项英之女项苏云、高岗之子高毅、崔田夫之子崔军、谢子长之子谢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