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有一个堂伯，清朝末年从淮安去往北京做了一名京官，民国初又在北洋政府任职，先后担任过袁世凯大元帅府和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1920年10月，周恩来去法国留学，从天津前往上海乘船。途经南京时，他曾去看望了这位堂伯，并向他辞行。堂伯勉励周恩来要为周家增光，还送了他一些盘缠。

    1922年，这位堂伯从南京回到淮安，买地600亩，赋闲在家，做起了寓公。这一年，他的侄子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

    1927年以后，蒋介石公开反共，掌控了领导权的国民党开始大肆镇压共产党人，继而又一次次追剿江西等地的共产党的根据地，并宣称共产党是“共匪”。作为“共匪”的领导人，周恩来被悬赏了8万大洋。堂伯知道后很生气，认为侄子出洋没有学好，反而学成了“匪”。于是他要采取措施，首先他不再允许他的孙子们去洋学堂上学，只让他们留在家中老老实实念私塾。他对孙子们说：你们的七叔（周恩来大排行七）就是因为上了洋学堂，才出去造反，参加了乱党。其次他把周恩来的名字从他所编写的周氏家谱中删除出去了。因为按照封建家族的规矩，家中子弟中凡有偷盗行为和做了土匪的，都不能入家谱。既然周恩来是“共匪”，那就不能进家谱。

    在那个艰苦与危险的革命年代，周恩来也没有和亲属们取得联系，正如他在几十年后所说的“当时是怕连累了大家”。曾经有一位绍兴的本家妹妹去天津看望过周恩来的四伯母（周恩来在东北和天津上学时的实际抚养人周曼青的夫人），四伯母对这位姑娘说自己平时深居简出，从不主动和外人来往，并劝这位姑娘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八年抗战时期，堂伯已从淮安迁居扬州。由于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各地设置关卡，老百姓出行困难重重，堂伯在淮安的田地便日渐疏于管理。老人最终不得已将田产分几次卖掉，家境从此陷入困境。而他的侄子周恩来所参与领导的那个共产党却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了。

    1946年6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堂伯在报上看到消息，便从扬州赶到南京和周恩来见面。堂伯曾经对共产党对周恩来的偏见，周恩来通过其他亲属早已有所耳闻，但他依然热情地接待了堂伯，与他畅谈时局形势。临别时，他又特意为老人手录其诗：“廿载音书绝，连朝情话欣；老夫终伏枥，尚待纪奇勋。”以此鼓励老人振作起来，继续为社会服务。

    此时，堂伯对周恩来的看法自然有所转变。回到扬州后，他对孙辈说道：“咱们周家就出了这么一个。”

    三年后的1949年春，共产党的军队已进驻北平。这时便有在扬州的朋友向堂伯建议，说你的的侄儿已经进驻北平了，你还不快去北平投奔他。老人却说：嗯，我还要再看看。

    不久，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攻占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冬天，老人由一个孙子陪同从扬州来到北京，投奔侄儿周恩来。

    周恩来又很好地接待了堂伯，安排他住进饭店，吃住都有人照顾，周末则接他进西花厅共进午餐。老人有病，立刻派医生护士前去医治。

    1950年，中央文史馆成立，其馆员大都是由前清和北洋政府的旧官员以及一些文化名人，一来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二来为团结他们一起为新的社会服务。老人在朋友的介绍下也加入了中央文史馆。有时周恩来在西花厅陪老人聊天时，还会向他咨询一些有关当年北洋政府的建制情况，并拿出纸笔来认真记录。这些都使老人十分欣慰，感到自己还能够老有所用。1951年，老人唯一的儿子在扬州去世，老人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随他一起来北京的孙子已经参加了工作，搬到集体宿舍去住了。细心的周恩来担心老人过于悲伤和孤独，又将老人的另一个年纪尚小的曾孙也接到北京来，一边上学一边陪伴老人，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让这个小孩子为老太爷“暖脚”。

    不过，周恩来对老人的包容又是有原则的。他在第一次接待老人时说过一句话，他说：“既来之，则安之。”意思是，既然来了，就不要回南方了。聪明的周恩来预料的不错，老人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后，果然向周恩来提出他想回一趟绍兴老家。他为什么要回绍兴呢？因为他在绍兴还有一处房产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在他的侄子当了国家领导人，他认为这次再回绍兴，当地政府一定会帮助他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但是周恩来没有同意，他对老人说：还是不要回去了吧，绍兴县政府的同志工作都很忙，你老回去，人家又要抽出时间和人力来接待你，这样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周恩来一贯反对封建社会皇亲国戚“衣锦还乡”的旧习俗，他不愿意由于自己的亲属在家乡受到高规格的款待而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周恩来那里，共产党人既要继承中华民族敬老爱幼的优秀品德，又要废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旧习俗，这就是周恩来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包容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