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毛主席决定乘专列离京去南巡工作。根据团首长的指示，要求我从一中队抽选一百人，多数是干部，有一定的警卫工作经验，每人带两只枪，一只是手枪，另一只是冲锋枪或轻机枪，子弹带足两个基数。

    这次外出除毛主席外，有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警卫团长张耀祠、主席秘书高碧岑、管理员吴连登、理发员周明富、服务员张玉凤、医生李志遂和摄影师杜修贤等。

    我事先带部队到专列进行分工，专列由三列火车组成，前卫车安排三十人，主要负责观察前方及隧道两边的情况，保障主车通行无阻。主车是主席的餐车和卧车及工作人员使用。安排了四十人，他们各有分工，车上前后都有哨兵，只要一停车，四边都加双哨，保障主车的安全。后卫车安排了三十人，主要负责后方的安全，防止后车追尾。

    前卫车要停在主车左边，后卫车停在主车的右边，这样主车停在中间，确保安全。主车四周二十米外，都加设双哨，防止万一。如车站附近有油库和制高点，都加双哨，遇情况都准备了各种战斗方案，以确保毛主席南巡视察工作的绝对安全。

    八月十四日，毛主席乘专列离京南下于十六日到达了武昌，住在了东湖客舍。当日与刘丰进行了谈话，次日同刘建勋、王新谈话。两次谈话汪东兴都参加了，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的共产党经历了五十年，没有分裂过。我们的党，曾有多次分裂，谁都没有得逞。毛主席在讲述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后说：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的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你缔造的，但不能指挥。但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搞坏事。庐山会议后，我采取了三个办法：一个是挖墙角、一个是摔石头、一个是掺沙子，军委办事组的沙子掺得还不够，拟叫李先念同志参加。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能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是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没有什么反应。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同志那里是叶群同志当办公室主任，要自己动手，不要靠秘书，不要让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负责收收发发，文件拿来我自己选，都是自己看、自己写，免得误事。谈话结束后，毛主席让刘丰、刘建勋、王新、汪东兴四个人讨论一下。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毛主席听取汪东兴汇报两次谈话的讨论情况。毛主席说：论天才是他们的纲领，这是帮大倒忙，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如果不是他（指林彪）交代叫听她（指叶群——作者注）的，为什么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八月二十五日晚十时至次日凌晨一时。在东湖客舍，毛主席同华国锋谈话，汪东兴参加。毛主席看到华国锋戴着毛主席像章，便说：“你还戴着个它，我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华国锋汇报了农业生产情况。讲到了正在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反映全国化肥生产情况不好时，毛主席说：“要抓好化肥的生产建设，下放十几年了，条条框框就是改不了，我就主张靠省里办”。华国锋还汇报了农村多种经营、粮食征购等问题。毛主席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在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读了八年资本主义的书，直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都没再发。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说：“汪东兴、华国锋你们明天和刘丰再议一下，你们可以先到湖南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先吹吹风，我也要和他们见一下。”

    八月二十七日，毛主席离开武昌前同刘丰谈话。毛主席说：“全国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我管的不多，现在我要管军队了。我只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我就不相信。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办事组。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会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谈话结束后，刘丰陪毛主席上车。在专列上毛主席让工作人员拿来《国际歌》的歌词，让大家唱一段，他讲解一段。他说：“这首歌，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创造世界的。《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要团结。”大家唱完《国际歌》，又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主席对刘丰说：“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啊？”

    下午，专列到达长沙。我们警卫部队派出了七十人，对专列周围的警卫工作及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周密布置。

    晚上，毛主席在专列上同华国锋、卜占亚进行了谈话，汪东兴参加。主席向汪东兴询问了是否向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传达清楚了在武汉的谈话内容，在讲述了党的历史性路线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后，毛主席说：“你们不仅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步调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取得胜利呢？你们明天也把《国际歌》歌词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照目前最需要的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搞了十次分裂。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八月二十八日晚，在长沙毛主席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汪东兴参加。毛主席说：“你们应该了解党内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中国这么大，山头又那么多，五十年大的路线斗争算起来有十次了，可就是没有分裂。我的方针有三条：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吴法宪吹捧林立果的话——作者注），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害了他。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会犯错误。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一切行动听指挥。”

    八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长沙听取汪东兴汇报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讨论主席二十人谈话的情况。

    八月三十日上午，毛主席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汪东兴参加。在个人简要汇报了两天中讨论的情况后，毛主席说：“你们谈了两天啦，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做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庐山这一次比前几次不同，前几次都做了结论。这次为了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我看他的那些人是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人就舒服了。我提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要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我的意见都是下面提供的。下面提供材料，经过我的脑子加工，逐一总结。说什么英明领导啦，了不起啦，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离开长沙前，让汪东兴乘飞机先到南昌向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传达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晚九时我们的列车到达南昌。晚十时毛主席在住处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毛主席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能缔造、领导人民解放军的人，就不能指挥吗？我们的这支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或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林彪一个人。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能领导军队的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了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军队了吗？”最后，毛主席说：“现在有口号叫：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九月二日上午，毛主席在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谈话，午饭后离开南昌，前往杭州。

    到达杭州后，毛主席在专列上同南萍、熊应党、陈励耘等谈话。毛主席说：“庐山会议那份简报，影响最坏，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说。大概他们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很恐惧。我看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不改了。他们可能改，优的不一定能改。林彪同志的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定，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毛主席还说：“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另一个天才问题。说反对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回到北京，我还是要找林彪他们谈的。”

    九月四、五日，根据毛主席指示，汪东兴向南萍等人传达了毛主席这次南下途中的前几次谈话内容，并进行了座谈、讨论。

    九月五日晚上，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将毛主席在南方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北京林立果“联合舰队”的成员于新野，作了十五页的记录，次日由周宇驰报告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

    九月六日，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将毛主席在南方的谈话内容告诉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京后，即向黄永胜讲了他听到的情况。当晚黄永胜打电话告诉了在北戴河的叶群。

    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

    九月八日，林彪亲笔写下手令：“盼照立国、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晚上，林立果从北戴河乘飞机回到北京。随即同周宇驰、江腾蛟、李伟信策划谋害毛主席的具体方案。宣称：现在首长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搞掉B-52（指毛主席——作者注）。当晚，于新野到达杭州。陈励耘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他们的谈话内容。于向陈传达了在杭州、上海、南京一带谋害毛主席的方案。

    同时，毛主席得知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有人指责专列停靠在杭州笕桥机场的支线上碍事等异常情况，随机提出转移地点。九日凌晨，专列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当时，因为天气太热了，给火车上搭了棚子用以降温。

    在杭州时，原来的工作人员都换成了陈励耘的人。有位老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请主席早离开杭州为好。我们曾多次到杭州，这次来感觉很不对劲。

    在杭州期间，有天上午我集合部队传达毛主席一路上讲的三要三不要的精神。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另外还要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时毛主席和汪东兴等人出来散步，听到我给部队传达主席讲话的精神，主席和汪东兴来到部队面前，汪东兴问：“长江，你在讲什么？”我回答他，在传达三要三不要的精神和组织部队唱歌，强调部队步调要一致。

    汪东兴叫我指挥部队唱歌，我说我指挥的不太好，有会指挥的。汪东兴说：“你是队长，不指挥不行。”在主席和汪东兴面前，我只好指挥，我指挥队员们先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唱了《国际歌》。虽然只有五十多人，同志们都很卖力气，唱得很响亮。主席听了很高兴，他说：“我们的警卫部队不简单啊。”我表示我们的部队是忠于党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我们会时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主席一行人走了，但这次谈话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九月十日，这天是星期天。上午杭州警卫营和我们部队打篮球。过去多次来杭州，打了几次球，我们总是赢人家。毛主席听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我们总是赢人家，毛主席便说：“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听了毛主席的批评，后来我们再到外地打球就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那天，球赛打得很活跃，衣服全都湿了。毛主席提出我们马上要走，队员问我，衣服都是湿的，怎么办？我说用雨衣包上带上火车很快就会干的。

    九月十日离开杭州时，毛主席嘱咐不要和地方首长和工作人员打招呼。

    这一次出行，我们对警卫工作非常重视。我们的一百名队员分布在专列上，前卫车、后卫车各三十人，负责专列的前后的安全和道路畅通。主席的餐车和卧车安排了四十人。他们分工明确，车上前后都有哨兵，不能随便串车厢，遇停车，专列周边都加双哨，保证专列的安全。尤其专列到达上海后，专列周边上了双哨，油库和附近的制高点也加了双哨。

    毛主席的这次外出活动，是严格保密的。在各地的停留时间：武汉住十天，长沙、南昌各住了三天，杭州住了五天。在上海在专列上住了一个晚上，南京、济南、天津都没有停留。

    毛主席南巡的谈话内容，主席交代过不许外传，可是林彪一伙人是怎么知道的呢？1971年9月5日，李作鹏因外事活动到达武汉，刘丰把主席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李作鹏。李回到北京后，马上报告给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林彪、叶群。

    1971年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了北戴河，把毛主席谈话内容的材料送给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他们。他们看了以后惊恐不已，深感大难临头。9月8日，林彪写了军事政变的手令。
后来的知，他们为了谋害毛主席，早就拟定了一个《571工程纪要》的政变纲领，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联合舰队”。

    在审讯林彪团伙的罪犯时得知：毛主席南巡时，叶群给黄永胜送去了一封密信“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他们决定在上海采取三条措施：一用火焰喷射器击毁毛主席的专列；二使用10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平射专列；三让南京军区空军某部政委王维国带上手枪，趁毛主席在专列上接见时动手。另外准备炸药在桥梁、涵洞处炸毁专列。他们估计毛主席要到二十几日才能回京，而毛主席于9月12日提前回到了北京，他们一伙人受骗了。

    九月十日，毛主席谈到南萍与许世友的矛盾问题时说：“你们和南京军区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和你们讲的我都可以公开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要搞好关系。”

    十日下午四点左右，毛主席乘专列离开杭州。临行前毛主席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上海的王洪文，并让王洪文通知许世友到上海，准备到上海找他们谈话。傍晚六时十分，专列抵达上海。晚上，毛主席在专列上见了王洪文。毛主席问：“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回答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现在没法和他联系。”毛主席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王洪文随即下车离开。

    九月十一日上午十时，毛主席在专列上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汪东兴参加。王维国来了，没有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我和张耀祠挡住没有让他上车。事后了解到他要带枪刺杀毛主席，是很危险的，事后想起来很害怕。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下乡调查，去那么远，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随便离开岗位怎么行？向谁请了假啊？要是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连南京军区都找不到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了。”许世友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打丰收，庄稼长得很好，丰收在望。”主席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许世友汇报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毛主席说：“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当谈到庐山会议的问题时，毛主席说：“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要认识问题，改正错误就好。”

    王洪文汇报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毛主席问了王洪文对庐山会议华北组六号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后，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搞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

    下午一时谈话完毕，主席讲不留许世友吃饭，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镇江饭店吃饭，可以喝两杯。

    九月十二日，主席乘专列回到北京，停在了丰台站。毛主席多年都没有在丰台站停过车，这次很特殊。毛主席找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汪东兴谈了话。主要了解北京和华北地区的情况。谈话结束后，毛主席单独同李德生讲，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

    下午三时左右，谈话结束。晚上毛主席回到中南海的游泳池驻地。

    林彪一伙人得知毛主席回京后，慌成一团。林彪说；“慌什么，快执行第二方案。”林的第二方案即：政变不成功，即逃往广州。

    当时，林彪的女儿找到了北戴河当地的警卫部队负责人，谈了林、叶准备逃跑的情况。警卫团张宏副团长在晚上22时20分给张耀祠打了电话做了汇报。张向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随即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打电话查问了吴法宪：“今天下午去秦皇岛的那架飞机谁批准的？”回答说是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