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创造了基本条件。

    同时，毛泽东也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水平，还可以发展一些私有制经济。1956年12月7日，他同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谈话时，曾说过，地下工厂“可以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订条约，10年、20年不没收。”“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可以看出，毛泽东设想的是在现阶段，可以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必要的补充，但不能挤公有制经济，不能同公有制经济争原料，争销路。

    改革开放之初，对私营经济开始时也只提“必要补充”，但不久就改成了“重要部分”，接着又改为“社会主义建设者”，最近，主流媒体竟然宣扬“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生因素、内在力量。”它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劳资利益共同体。”（《人民日报》2011年5月10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通过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经营者收购等一系列办法进行私有化，终于使私有制经济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前几年，主流媒体还掩耳盗铃，回避这种所有制结构的重大变化。现在，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无法完全回避了。2010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民营经济是富民经济》的文章中承认：“我国城镇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已经占GDP的65%—70%；城镇劳动者的70%—80%在私有制企业中工作。”另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2009年规模以上（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只占12.5%，远低于建国初期1949年国营工业占工业总产值26.2%的比重，而且现在的国有企业与从前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在性质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是由占主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根据上述的情况，中国的社会性质应当怎样认定呢？

    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生活资料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私营经济成为主体的条件下，收入的分配必然主要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而不可能主要受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规律的支配。从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看，1980年占50.8%，到2000年降低到41.8%，到2010年再降低到33.5%（《中国统计摘要——2011》第1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这就是说，GDP这块大蛋糕，居民消费的部分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了。同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平均占GDP的58.9%相比，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居民消费比重最低的国家了。这个“中国特色”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据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该书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3页）这就是说，贫富收入的比例约为32：1。近几年贫富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贫富分化的现象明显地表现为基尼系数的变化上。国际上通常以0.4为警戒线。我国1984年基尼系数为0.24（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报导），在警戒线之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90年代初以来，基尼系数迅速增大。1994年为0.434，2000年为0.458，2004年已达0.469，2006年进一步达到0.49。同世界各国相比，我国2000年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法、德、意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从上述数字看，现在我国离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我国的贫富差距为什么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大？这样的现状究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说：“中国至今虽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在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分人要作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的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的工具。”

    我国国内经济的私有化，必然导致对外经济关系走向附庸化。我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2006年已达66.9%，超过了美、英、日等西方的贸易大国。外国资本大量并购和控制我国原有的优秀的国有企业。凡是对外开放的行业，产业的前五名都已为外资所占控；全国最重要的28个产业，外企在21个产业占有控股地位；在39个工业行业中，外企在23个行业中占优势地位。大批的中国劳动者沦为外国资本的雇佣奴隶。富士康公司在广东的工厂里竟有13个青年工人接连被逼跳楼自杀！

    我们一定要回归社会主义道路，严格遵守宪法的庄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有益于壮大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方针。如果有关方面继续维护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甚至进一步向仅存的国有企业“攻坚”，进一步复辟资本主义；如果继续维护居民收入贫富悬殊的现状，甚至让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如果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继续走向附庸化：那不明明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道路和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愿完全背道而驰吗？

    第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理论。

    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104页）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的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胜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察觉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50-351页）毛泽东总结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经验，发展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新的阶段，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从毛泽东逝世之后，上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已经被有关方面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按照主流媒体的说法，在当代中国，只有这种“特色理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旗帜。

    “特色理论”的内容是什么呢？据主流媒体说，这个理论包括“创新”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样三大部分，它们分别回答了过去人们（包括马、列、毛）“没有弄清”或“没有完全弄清”的三大问题，即社会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下面我们通过30年来的实践，来检验一下这些理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一）主流媒体说：创新的“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种“理论’实践的结果是：以私有制经济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复辟了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要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来“建设”。

    （二）主流媒体说：创新的“思想”，回答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和怎样建设这样的党的问题。

    这种“思想“实践的结果是：以资本家可以合法加入的“全民党”，取代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这样的党，要由掌握了党的领导权的走资派来“建设”。

    （三）主流媒体说：创新的“发展观”，回答了什么是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

    这种“发展观”实践的结果是：在某些改良措施中，群众得到一些小恩小惠，但又被通货膨胀特别是房价高涨大部或全部抵消了；私有制经济比重进一步提高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使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许多地方政府要按照“高度戒备”、“外松内紧”的原则，采取诸如 “菜刀下架”（或“菜刀实名制”）、禁止集体上访之类的办法来维持“和谐”和“稳定”。

    把上述三种创新理论实践的结果综合起来看，“特色理论”究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大家就不难判断了。

    辛子陵是一个反毛、非毛的极右分子，他的反动言论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但有些话对修正主义也具有揭露作用。例如，辛子陵说：“党的英明领导，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而是放弃了社会主义，放弃了人民公社制度，放弃了计划经济，放弃了一大二公，放弃了消灭私有制的国策。邓小平的英明就英明在这‘放弃’二字上。……但是从策略上考虑，也不要刺激毛派，一开始还举毛的旗帜，……逐渐淡化，提出新的理论来，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在社会性质的认定上，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辛子陵又说：“改革开放以来，每推出一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世界通用的（资本主义）政策，必进行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打左灯，向右拐’，……许多光明正大的事情被扭曲成偷偷摸摸的事情。私有制不叫私有制，叫非公有制；资本家不叫资本家，叫社会主义建设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叫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叫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如前所述，“特色理论“的要害是阉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学说。其中首先是阶级斗争。不承认阶级斗争，则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就无从谈起。“特色理论”对这个问题，从开始时期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到“阶级消失论”，再到“社会（阶级）和谐论”，三个步骤，一脉相承。这种理论不是什么“创新“而是重拾了从伯恩施坦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垃圾。它的危害性极大。苏联亡党亡国的前车之鉴，令人触目惊心。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原住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到当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抛弃阶级斗争学说时，指出：“需要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抛弃这个观点，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别样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我们一定要坚决捍卫和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绝不容许阉割它的革命学说和磨灭它的革命锋芒。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必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包括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领导这个政权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还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意识形态。这三者是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密不可分的。有些人搞改良措施，我们是支持的；但对于否定和磨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学说的内容和革命锋芒的改良主义，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概括，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争取解放的战无不胜的强大理论武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条件下，真正高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通过长期的反复的斗争，我们对此应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就指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440页）。一切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员和群众团结起来，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党员和群众团结起来，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进行长期的、更伟大、更艰巨的新的长征，为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注】本发言稿也曾在2011年6月25日毛泽东旗帜网站召开的纪念党的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使用。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此文原载2011年6月30日毛泽东旗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