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影  左起：王东哈、佟仲贤（原副校长）、伍绍祖、赵启旺（原副校长）

    周末，胜利与和平跟着哥哥姐姐回到东城一个空旷的四合院，一个常年没有父母的家。他们偶尔也被父母的老战友老领导接去，如倪志亮同志、张南生同志，还在卓琳和邓小平同志家里住过。
    有一天午睡时，和平回到宿舍，他把那双破印尼球鞋一脱，一股浓烈的尼龙袜子混着臭胶鞋的气味儿向我扑来，呛得我难以忍受。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那片绿色的草坪，突然想起几天前的发现，我对和平说：“我曾在草坪那儿见到一双旧球鞋，比你脚上的那双要好。” 和平一听，“腾”地一声从床上坐起来，脸上露出一丝惊喜：“真的？”没过几天，他的一只脚上仍是那只浅蓝色外国球鞋，脚趾头已顶破鞋帮了，另一只脚换上了一只稍大一点的深蓝色京字牌旧球鞋。一深蓝一浅蓝，一大一小，但同学们并不见怪。他的蓝色海军装破得不能再穿了，他又在草坪上捡了一件没有扣子的破夹克穿上，管生活的阿姨帮他钉好扣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都实行布票供应，想换一件新衣服是不容易的。
    还有一件事至今不能忘记。胜利经常到我们宿舍来找和平，大家凑到一块儿就闲侃。有一次我说到，我不小心把一筒刚买的新牙膏掉进厕所的蹲坑里，太可惜了。没想到我这无心一说，立刻引起胜利的格外注意。他仔细追问，什么时候掉的、在哪个厕所、哪一个蹲坑、从厕所窗户数第几个。我说，好象是开学初掉的，起码有两个月了。我话音未落，胜利已兴奋起来，跑到操场找了一根一米多长的铁丝，用手拧成弧型带钩状，一头钻进了厕所。过了一会儿，他用手指尖小心翼翼地捏着一个浸满黑粪汤的牙膏回到宿舍。胜利把牙膏用热水一冲，牙膏原来的花纹露出来。他用剪刀熟练地剪开牙膏头上的铅封，发现没有一点儿污染，得意洋洋地说：“这个学期牙膏的问题解决了。”我们都目瞪口呆，佩服他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竟有那么高超的下水管道“钩掏”技术。在一旁观看的管生活的刘阿姨再也忍不住了，嘴里不停地发出“啧、啧”声，激动地竖起大拇指对我们说：“你们瞧瞧胜利，好好学学！”
    周藕花同学
    二年级时，班里突然来了一个叫周藕花的女同学。她到班里的第一天，羞涩地站在讲台前，老师刚介绍完她的名字，大家就“哄”地一声全笑了。男同学对她的名字特别好奇，常常大声喊“藕花儿”，故意加了一个“儿”音，以后干脆更省略了，直接叫她“花儿”。好像很亲切，其实这是小男孩犯坏时惯用的恶作剧。
    周藕花打扮得很特别，小鼻子略往上翘，梳着齐耳的短发，脸上起了一片片皴嘎巴，手上冻裂了很多口子，一身单薄的衣服打着补丁，一张嘴就是江苏农村口音。我们私下议论她是“猪鼻子”，有的男同学形象地比喻说，下雨刮风要用手捂住脸，不然会呛着。
    周藕花的性格可是一匹桀骜不驯的小烈马，比男孩子还淘气。她常常向我们男生挑战，打斗、爬树、上墙，决不输给男生。上课时她也坐不住，趁老师转身写黑板时，用纸团打前边的男同学，教室的玻璃被她连续打碎了好几块，她的学习成绩是全班最后一个。周藕花每天走读，中午从家里带饭，她家住在万寿路邮电局旁边，那是从上海迁京的公私合营的工厂，我记得叫“天明”五金工厂。周藕花常跟我们抱怨不喜欢北京，要回江苏农村外婆家。她母亲被班主任宋佩珍老师叫到学校，听说她母亲还哭了。
    后来，宋老师在课堂上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们，藕花是单亲子女，母亲是工厂女工，家庭经济很困难。她是从农村转学来的，学习自然跟不上，希望大家多关心她、帮助她。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好像都屏住了呼吸，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话。过去喜欢与周藕花开玩笑打闹的男同学，心里都充满了自责。打那以后，很多同学把自己的铅笔、橡皮、转笔刀送给她，并在课余时间主动辅导她学习。中午吃饭时，女同学李瑛瑛和曾立轮流从食堂带些馒头给她。班里最调皮的男生方方，是个小胖子，常常流着快到嘴边的大鼻涕，嘴里时不时叼着短铅笔头，黑色的铅沫挂在嘴边，他还总是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他在食堂吃包子时，会偷偷把流着汤的包子揣进上衣口袋，跑回教室送给周藕花。当时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食堂只有像水一样的棒子面稀粥可以随便喝，窝头、馒头、包子对每个同学可都是限量分配的。
    不久，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周藕花的学习成绩上来了。劳动是她的强项，她热爱班集体，经常受到表扬。1963年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有听到周藕花的消息。每次校庆回校聚会时，大家还常常念叨起她。
    育英的教育风格
    育英学校除了周藕花这样的工人子女外，还有附近四季青人民公社（原红星高级合作社）的农民子女，以及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专家的子女。有中央首长的子女，也有首长身边普通工作人员的子女，有革命烈士遗孤，还有外国兄弟党领导的后代，不论肤色、国籍、口音，大家相处得特别好。李瑛瑛是西苑机关子女，从小记不住父亲的模样。她父亲是1955年与周总理参加亚非会议后，乘坐“克什米尔”号飞机遇难牺牲的。曾立是回家后常在毛主席办公室玩耍的小女孩，其父亲是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很单纯、正直，他们的家庭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在育英小学，无论父母的地位有多高，每个学生都不能搞特殊化，都不允许轻视工人农民。其实，我党我军的很多高级干部、老干部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还有很多高年级同学，在战争年代是老乡把他们喂养大的，在炮火和敌人面前，老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育英学校的政治气氛浓厚，风气非常正派，学校注意培养、教育我们与工人农民的情感。除日常打扫教室宿舍卫生和食堂卫生外，每周还安排一至二次劳动课，到学校果园、菜地、附近生产队劳动，提倡学生在劳动实践中不怕苦不怕累，向工农看齐。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体育比赛，在田径、棒球、足球、乒乓球（高年级还有篮球）等项目展开班与班之间的激烈比赛，勇拼第一，磨炼意志，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与李默老师合影  左起：平康（彭康）、土瑞玲、李默（原副校长）、王东哈、杜援朝。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和语文课是李默老师，他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写日记，全班定期展览交流日记（与现在的观念不同，当时不把个人日记视为隐私，而是把写日记并交流评比等作为提高写作能力的一个好方法），每周由老师、家长联合写评语、检查，并形成了制度，一直坚持到毕业。这对我们的钢笔书法、写作能力提高很大。我现在还保存着当年的几本日记。李老师经常利用晚自习时间给我们开办讲座。他当年钻研好学，花了很多心血认真准备。我记得国际形势讲座有“加勒比海的危机”，历史讲座有“岳飞精忠报国”、“列宁与十月革命”，文学讲座有“写作方法和怎样研写读书笔记”等。我们很轻松，非常有兴趣地学到很多课外知识。当我们把这些知识讲给大人听时，他们都很吃惊。当然，在各门功课上也是高质量的教学，如音乐课，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学五线谱，汪树良老师组织大家用五线谱编练习曲，然后交老师评判。卢明作了一首曲子，汪老师为他配了词，后来这首歌发表在音乐杂志上，那年卢明才7岁。1963年毕业考中学时，如按现在市、区重点中学分类，全班三十几个同学，有80%以上考上重点中学，班里十几名女生，考上师大女附中（今实验中学，在北京排名数一数二）的就有四名。
    李默老师在各方面对学生的要求都很严格，他像军队指挥员一样说过的话必须执行。每天起床铃一响，要求我们三分钟穿好衣服鞋袜。动作最快的是卢明，他三分钟穿好衣服，再用两分钟时间完成他负责包干的卫生任务——用鸡毛掸子或大块抹布干擦一遍已打过蜡的地板。每天早晨全班集合，集体出操跑步两三千米。隆冬季节，天漆黑一团，冻得我们耳朵、脸、手生疼，但没有一个同学敢偷懒开小差。这和我后来当兵在野战军的“紧急集合”训练几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