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传身教，令行禁止，在良好的家庭熏陶下，他的子女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自己父亲的身份来炫耀自己，从不主动亮明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而是勤奋工作，默默奉献。他的大女儿张招娣，是他的前妻赖月华所生。赖月华为革命牺牲后，张招娣由革命群众抚养长大，解放后才回到他身边。他送她上了小学后，鼓励她到北大荒支边。后来她为照顾养母回到福建，在省机械科学研究院机关食堂当炊事员，一直干到退休，她的同事、上级、街坊邻居都不知道她是张鼎丞的女儿。他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远洋运输公司工作，长年累月航行在浩瀚的大海上，难得回家团聚。张鼎丞逝世前两年，已经不能走路了，在家养病，却从不让儿女们请假陪伴他。他病重时，有个儿子从外地赶回来看望他。他清醒过来后，非常生气，板起脸孔叫儿子马上回去。他说：“你不是医生，有病医生会替我看，组织上会照顾我，你回去好好工作就行了！”

    宽人严己一心为公

    新中国成立后，张鼎丞仍像抗战、解放战争时期那样，用平民百姓的生活标准来衡量自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过着低于组织规定享受的生活标准。他很少自己的财产，办公桌、椅子都是组织分配的。身上的衣服总是打满补丁，有一件衬衣补得实在不像样子了，警卫员偷偷找到一个老朋友，跟他商量把张鼎丞的破衬衣与他的好衬衣调换。张鼎丞发现不对劲，自己的衬衣怎么一夜间变掉了？补丁也消失了？找来工作人员查问。得悉事情原委后，张鼎丞严肃地对警卫员下命令：务必要把旧衬衣换回来。

    据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通信班班长朱镇中回忆，抗战时期，将士们还像红军时代分“伙食尾子”一样，士兵每月能领到2元5角零用钱。张鼎丞的标准高些，每个月5元。可是，他的开销也很大，常常用这笔钱购买香烟、茶叶招待来请示工作的下属，或是招待社会上来拜访的友好人士。朱镇中当时担任张鼎丞的警卫员，他对警卫员约法三章，不让他们去司务长或副官那里领招待客人的香烟等用品，并且每隔半个月就要警卫员汇报一次5元钱的开支账目，不准超领零用钱，不准乱花。张鼎丞的客人多，每月5元钱，开支显得很紧张。朱镇中向他提意见：“你招待客人是工作，不是私人行为，应当去副官处领招待烟。”张鼎丞严肃而又耐心地说：“小朱啊，你的眼光要放远一点，国民党只发给我们新四军14万元军饷，我们刚集中时都不够花，现在部队人数大大发展了，不节约开支行吗?”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吗，我们的朱总司令现在是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按说每个月他可以领到3万元的薪水。可是，朱总司令一分钱也不要，全部拿出来养军了。你想想，相比之下，我拿出点零用钱买几包香烟招待客人，还不应该吗？”

    他常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上追求高标准是高尚的，生活上追求高标准是庸俗的、低级的。”从建国初到他逝世，张鼎丞家里没有购置过什么像样的东西，没有穿过特别好的衣服，非常普通。唯一一件拿得出手的衣服是藏青色尼大衣，专门在接待外宾时穿，平时舍不得穿。家里的收音机、轮椅是他自己掏钱买的。６０年代，他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医生嘱咐要经常观察血压变化。按张鼎丞的情况，本来可以向公家领取一个血压计，但他却给组织上写报告，经批准从外贸部按原价自费购买了一个日本生产的血压计。按照医生的嘱咐，他必须常服西洋参等贵重药品，他坚持按财政部的规定，全部自费购买。他办公用的桌子、椅子、沙发，几十年未换过。沙发破得露出了棉花，他嘱咐家里人补补再用。他逝世后，因为有一些老同志要前来慰问家属，家里人只好临时买新毛巾将破沙发遮盖一下。七十年代末，张鼎丞瘫痪了，趁他还有语言表达能力，秘书向他夫人建议，是否买架录音机，张老有什么吩咐、叮嘱可以录起来，他要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也便于记录，保存第一手史料。这样一个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竟然找不出买收音机的钱。最后靠几个儿女凑钱，才买了一架收音机，可是这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有一年冬天，他从福建龙岩回到北京，把亲属和工作人员召集起来，感慨地对他们说：“我们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２８元，一年只分到食用油１斤左右。在我们国家，这样的贫困地方还有不少，想起来心痛啊！”他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党和国家给自己的太多了。

    在物质生活方面，张鼎丞对自己、对家人严格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对其他同志却非常大方，从不吝惜钱财。张鼎丞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士、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待得像亲人，同志们有了困难，他总是热情伸出援手。1935年，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张鼎丞率领红军游击队在闽西一带艰苦战斗，他处处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常常帮助炊事员做饭、洗衣服；粮食运到山下了，他和普通战士一样下山背粮食；他经常起来巡夜，看到哪个战士被子没盖好，他总是轻轻地为他捂好被子。当时，张鼎丞的身子相当瘦弱，严重营养不良。有一次，陈茂辉等干部在河里抓了两条鱼，放到火堆上烘烤。陈茂辉把鱼端到张鼎丞桌边，他说：“我一个人独食吗？这怎么行呢？其他战士怎么办？”他端着鱼来到战士人群，数了数人数，把鱼一块块掰碎，亲自分发到战士们手里，战士们非常感动。有一名战士叫赖洪宝，当时正生病，张鼎丞把鱼放进他碗里时，他感动得掉下了泪水。最后只剩下一截鱼尾巴，张鼎丞说：“鱼尾巴考得好香啊，我最爱吃尾巴了。”另一次，张鼎丞经过湖雷镇增水坑，听说村里有一位老太太病了很久，没钱医治，张鼎丞来到老太太家里，掏出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的一块银元，放到老太太手里，吩咐她好好治病。老太太后来逢人就说：“鼎丞哥比我们的亲兄弟还亲，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据警卫员朱镇中回忆，抗战时期，白天，张鼎丞脚踩草鞋东奔西走，警卫员累得晚上一躺下就呼呼入睡，而他却还在油灯下写调查报告或经验材料，每天忙到深夜。冬天的江南河水结成薄冰，警卫员夜里装订文件冻得手脚疼痛发麻，张鼎丞怕他们受冻，把自己的大衣和棉袄送来，让朱镇中和警卫员熊斌穿上，嘱咐他们，别受凉了，小心感冒。警卫员们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1937年某日，张鼎丞从龙岩来到南靖县科岭下斜村。村民们一涌而上，帮着拿背包，提网兜。“张主席，您的网兜好沉啊!里头装的是什么?”当地干部王鼎荣一接过沉甸甸的网兜，看着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大包东西便忍不住探问。张鼎丞诙谐地说道：“你打开看看，我是给你们送‘东风’来丁。”大家七手八脚打开纸包一看，竟是一堆长短不一的铁钉。原来，张鼎丞担心科岭人民盖房缺铁钉，便从龙岩带来一大包。“好细心的张主席呀!”人们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

    张鼎丞离开下斜重返龙岩准备北上抗日那天，一大早，一群乡亲站在村口送别张鼎丞，他从送别人群里拉出王鼎荣，从贴身衣袋内掏出一个层层包裹的纸包，把它郑重地放在王鼎荣的手心里，语重心长地嘱咐；“鼎荣，这20元钱就留给你们买小鸡养吧!你们党支部要带领乡亲们好好干，渡过难关，革命胜利的日子不会太远啦!”王鼎荣双手捧着这散发着张鼎丞体温的纸包，两眼噙着泪花，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紧了紧腰，小心翼翼地将这不同寻常的纸包揣进了怀里……

    在福建工作期间，有一次张鼎丞下乡，看见成熟的水稻倒伏在路上，如果硬踩过去，必踩碎许多稻穗、拌掉很多谷子。张鼎丞跟警卫员一起，小心翼翼扶起水稻。他对警卫员说：“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田，如果看见谷子被踩会多心痛。”建国后，张鼎丞在北京工作。闽西经常有老乡去找他，他总是热情帮助，招待吃饭，买好回程车票，甚至给些路费。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叫福建省民政厅解决乡亲们的差旅费，张鼎丞回答说，怎么能叫公家报销呢？他们来找我，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情，当然要我出。这样一来，他的工资就所剩不多了。晚年，他近一半的工资花在药费上。除了日常生活的开销以外，他还要资助在福建的大女儿、侄儿和家乡亲戚。他家里曾请过一个保姆，文革爆发后该保姆回上海了。他从各种渠道了解到该保姆生活困难，身边无儿无女又没有工作，决定每个月给她寄去30元钱，当作基本生活费。保姆患肿瘤要开刀，交不出住院费，他资助了几百元钱。对保姆的基本生活费资助一直持续到1981年，张鼎丞逝世为止。

    张鼎丞对身边工作人员充满感情，曾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尽管他们人已经离开了，回老家或者调任其他地方了，一旦他知道他们生病或家庭产生困难，总要写信去问候，鼓励他们同疾病作斗争，寄钱去帮助生活困难的工作人员。60年代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家里遭了灾，生活十分困难，他听说后，立刻寄200元给这位同志。他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张鼎丞家乡的房子于1928年永定农民武装暴动时被国民党军队烧为废墟。建国后，乡亲们多次要求他重建，他都没有同意。1964年８月，永定暴动纪念馆的负责同志写信给在厦门工作的张鼎丞的侄儿张定安，告知准备重建张鼎丞的房子作为纪念室。张定安将原信转给张鼎丞。９月27日，张鼎丞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定安，信中说：“我过去在金砂住的房子，根本不应该考虑重建。过去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我一直表示不同意。在旧社会里，做了官，就要在家乡买田置产，大兴土木，筑楼建房，修祠堂立碑石，所谓荣宗耀祖。我们搞革命的，绝不能这样做。一个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服务，绝不可为少数人服务，更不可为自己服务。任何时候都应当以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现在农村的情况虽然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大多数地方还没有摆脱贫穷，大多数人的住房还是拥挤的、简陋的，如果现在把我过去住的房子重建起来，会有什么影响呢？”，“需要作为纪念的话，现在这个样子，立一个说明牌，说明原来的样子，和怎样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就很能起到纪念的作用。你可以按我的意见答复他们。”信中还说：“我希望你写信回家乡时，多宣传党的政策，遵照毛主席指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金砂人民艰苦奋斗，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起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才真正当得起老革命地区的称号。”家乡人民遵从张鼎丞的意见，至今没有重建他的故居。张鼎丞生前两袖清风，身后没有留下一片瓦。

    1981年12月16日，张鼎丞逝世。根据他生前的交代，女儿张延忠、张路宁给中央写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邓小平、胡耀邦、王震、谭震林等支持这个建议。最终按照他生前的交代执行，没有开追悼会，没有搞遗体告别仪式，不成立治丧委员会，只在报上发表逝世公告与生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