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6日，宋彬彬与世长辞，享年77岁。

    宋彬彬生前，我和她只有一面之缘。那是十年前的2014年1月4日，我们夫妇应好友罗治之邀，去北京大学法学院参加师大女附中85事件讨论会。会议由原师大女附中的九位校友刘进、宋彬彬、叶维丽、冯敬兰、于羚、罗治、李红云、顾湲、郝新平和原四中的吴迪发起，参加者有陈小鲁、计三猛、印红标、米鹤都、卜伟华、郭小林、林衍、刘小磊、袁凌和戴为伟。与会者多数都是老三届。大家讨论了整整一天。我就是在这个会上认识了宋彬彬，并和她建立通讯联系。以后通过几次电子邮件和微信，但再未有机会谋面。

    会议的缘起是不久前陈小鲁公开向八中老师道歉，得到社会舆论好评。师大女附中的情况更为复杂。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之后，说了“要武嘛”，一时间闻名全国。就在此前的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几位同学经过多年调查，基本弄清了暴力事件的起因和过程。宋彬彬的确没有参与殴打卞仲耘，也不是指使者、策划者，这样的调查结果未被王晶垚先生接受。与会的师大女附中校友从2007年到2012年，发起500位校友为卞校长捐款塑像，也没有实现化干戈为玉帛的初衷。开这个会，实际上是请陈小鲁出主意。陈小鲁介绍了他公开道歉的由来，建议师大女附中校友趁当年的老师还有人在世，举行一次公开道歉。我当时在会上发言说，陈小鲁、刘进、宋彬彬作为当时学校临时机构负责人，为当年没有保护好校长、老师而道歉，我赞成这种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精神。但是，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实际上他们掌控局面的能力相当有限。不能超越历史，苛求他们完成当时不可能完成的事。我们应当从严律己，拷问自己的灵魂。但不能要求别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比他们地位高得多的领导人在文革初对干部、教师、学生和其他公民的伤害，尚未反思。现在更需要的是，澄清事实的真相。

    几天后在师大女附中举行了道歉活动。但宋彬彬并没有因此走出舆论的困境。

    卞仲耘文革前担任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上是学校的一把手。她在文革前一年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改变学生的阶级成份，招生时曾向一些出身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女生倾斜，使她们在1965年进入了这所北京考分最高的中学。但1966年8月5日下午，就是这样一些女生斗“黑帮”，使她致死。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决定向全国广播聂元梓七人大字报，点了宋硕、陆平、彭珮云的名，和他们职务相似的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纷纷陷入没顶之灾。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接管了各所学校的权力。卞仲耘在工作组进校不久就被当作四类干部。从1966年6月中旬起，遭到多次批斗。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下令撤销了工作组。学校进入失控状态。当时舆论强调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中央文革小组在讨论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刘志坚曾建议删掉这几句，免得人们用湖南农民运动的办法斗干部，未被接受。当时也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暴力倾向已经升温。面对人身安全的威胁，同为批斗对象的副校长胡志涛到西城区委求救，遭到冷遇。8月5日发生的群殴五位校领导的暴力惨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高三学生宋彬彬是师大女附中学生里仅有的数名中共党员之一。6月初和刘进等三名学生党员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校领导提意见，说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催促学校运动跟上形势。当天受到学校党支部的批评，很快得到进驻学校的工作组的支持。工作组撤走以后，宋彬彬不怀疑校领导是运动对象，但不赞成武斗，对同学打人的行为有所劝阻，没有收效。卞仲耘处于垂危状态，送到附近医院抢救，被院方拒绝，她参与了交涉，并随在场的李松文老师签名作证，让医院施救，但已经不能挽回卞仲耘的生命。

    宋彬彬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并非事前布置。北京师大女附中派40名代表上天安门，是临时决定。因为谢富治认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和张爱萍的女儿张小艾，便允许她们来到毛泽东身边。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张小艾给毛泽东戴了红领巾。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其实是报社记者而并非宋彬彬所写。

    宋彬彬成名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应湖北省委的邀请去保驾。从1966年秋到1967年的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党政领导机构先后受到冲击。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人趋利避害，设法利用红卫兵保自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也想利用宋彬彬的名声，保湖北省委。宋彬彬回忆：

    8月底，王任重把我和刘进叫到钓鱼台，动员我们去武汉保湖北省委。刘进不去，她说不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吗?为什么湖北的事让我们去?我答应去了，因为抗战时期王任重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发生大灾荒时，他俩还同拉一个犁杖一起耕过地，我信任他，对他有感情，同时也觉得反省委不对。9月初，我和高一2班的4位同学一起去了武汉，我们都是女附中的红卫兵。到武汉后，湖北省委安排我们住在省委招待所，在我们之后来的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也住在这里。当时，有好多保省委的大学生来找我们，让我们支持他们。我说我们得先了解情况，然后再做结论。于是我们去了武钢和好几所大学看大字报，开座谈会。跑了几天后，大家一起讨论，看该不该炮打省委。最后的结论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应该三七开。当时我们是边讨论边写草稿，都是分析说理的，没有带一个脏字。文章写好后就交到了省委。

    记不清楚是第二天早上还是第三天的早上，我们看到当地报纸中夹带着署名宋要武等人支持湖北省委的公开信，一看，我们5个人全都傻了。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原稿，对湖北省委，公开信说的不是三七开或者二八开，都成了一百一十开了，不但措辞激烈，还夹带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我非常气愤、不解，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负责同志询问。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吃了多少苦，牺牲了多少同志，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呢?”说老实话，我很同情他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我说，我们可以声明支持省委，但你们也要实事求是，那个公开信不是我写的，你们不能以我的名义发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们同意我写一份声明，交给省委印发。当晚我就写好了一份简单的声明，说原来发出去的公开信不是我们5个人写的，我也不叫宋要武，但我们觉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省委，也不愿意看到两派群众的对立。这时有人突然通知我，说我父亲病重，火车票已经给我们5人买好了，我心里着急就把写好的声明交给他们了，请他们一定帮助尽快印发。

    回到家里，见到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爸得了什么病，我妈说你爸没病啊，我这才明白，实际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妈妈讲了经过，她劝我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妈妈说他们那样做的确不对，但他们是在危难关头，已经被斗、被打、被逼无奈了，处于那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想利用“宋要武”的名声保自己。听了妈妈的话，我理解老干部们真的很无奈，以后也没提过武汉之行，但那种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的感觉我无法忘记。

    不久，宋彬彬便淡出运动。文革中，她成为工农兵学员，改革开放以后，考上研究生，又在1980年代到美国留学，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她退休后，本想回避舆论的关注，但2007年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90年校庆活动，又把她推上风口浪尖。当时校方有两个举措，引起舆论大哗：一是把宋彬彬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女儿一起列入90位知名校友名单，二是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照片制成一米多高的展版放到人民大会堂炫耀，并和卞仲耘的遗像印在纪念画册相邻的位置上。这就牵动了如何评价文革的大是大非。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当即公开提出抗议。其实，宋彬彬没有参加校庆活动的筹划，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却陷入尴尬的境地。

    宋彬彬本是一个顾虑重重的人，犹豫再三，最后决定面对媒体发声，回到学校公开道歉，一是反省自己参与写大字报冲击学校秩序，二是检讨自己对校领导的人身安全保护不力。有人怀疑，宋彬彬的道歉活动，背后有官方操纵。这与真相南辕北辙。据我所知，官方没有介入这次道歉活动。首先报道道歉活动的《新京报》反而承受了压力。民间为了恢复真相，保持记忆，穿越遮蔽，点滴努力都非常艰辛，从未得到任何部门的鼓励。

    我和宋彬彬的接触和交流十分有限。但我的朋友罗治对宋彬彬了解更深。她对我说：“同为女附中的老三届，我深知她的为人，她朴实、善良、正直、单纯，她为弱势人群大声呼吁，乐善好施，为基层学校捐款、筹款。我和周围的同学爱她，同情她，想努力以正视听，虽然给了她一点安慰，但是最终还是混沌一片。”

    我相信罗治的判断。然而，在当下的言论环境里，想为一个处在漩涡中的焦点人物澄清真相，谈何容易？宋彬彬已经远行。我只能说出我所知道的点点滴滴，愿逝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