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烽火恋情》一书，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本书18万字左右，共收录了三十多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红船编辑部于每周三、每周六连载《烽火恋情》。

    我的父亲吴岱与我的母亲何云相识、结合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携手走过了五十四年的漫漫人生路。在战争岁月中，他们是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在国家建设事业中，他们是互敬互助的良师益友；在平静祥和的家庭生活中，他们是相濡以沫的亲密爱人，是敬老爱家的严父慈母。他们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教育着子女，传承正直、朴实的家风。

    父母的婚房设在老乡装草的厢房里

    我的父亲叫吴岱，福建省长汀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跟随毛主席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1941年带领部队从山西打到山东，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四团（人称老四团，即后来的38军113师337团）政委。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父亲在处理恋爱婚姻的问题上，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实践的。他在频繁的战斗期间，关心着同志们的婚姻问题，唯独没有想到自己。有一次到军区开会，政委符竹庭说：“吴岱，你也26岁了，为什么不结婚？”后来又多次督促。我父亲因为经常跟地方打交道，在当地名气大，找对象的机会自然比别人多。县委书记王永福、县长白涛和部队领导都十分热心。一次到临沭县开会，被县委书记拉到家中吃饭，认识了书记爱人的妹妹。饭后书记问我父亲，这个干部你觉得怎么样？我父亲表示满意。书记说，女方的工作由他来做。

    我的母亲叫何云，1927年生于山东省临沂。从小受父亲和姐姐的影响，追求进步，向往革命。1942年入党，任郯城挂剑区妇救会副会长。她早就听说吴岱这个人，这次在姐夫家认识了八路军老四团政委吴岱。经过一段来往，双方愿意结婚，报到滨海军区刘兴元主任，经符竹庭政委批准，1943年9月结婚。

    结婚第三天，符竹庭政委来看新娘。吴岱的新房设在老乡原来装草的厢房里，好在还有铺土炕，炕上铺了草，草上铺了一条苇席是新的，其它物品全是旧的：一条盖了6年的绿被子，两个衣服包是作枕头用的，包袱皮也是绿的。符竹庭政委拿出两支金笔：一为“金星”，一为“新民”，说：“这是我们军区对你们的贺礼，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天天进步。”这两只金笔成为他们一生珍视的礼物，也是他们相守相爱一生的见证。

    在敌后抗战时期，能有一支金笔，也是一种荣耀。这次符政委一次送了两支，真是喜出望外。

    吴岱和何云，经过3个月的“恋爱”就结婚了。也就在结婚后一个星期，这位“新郎”调动了工作，从四团调到了六团。结婚后我母亲参军，在滨海军区六团（即后来的38军112师334团）卫生队当司药。跟着部队四处打仗。1945年2月，生下我大哥。

母亲何云带大哥鲁生翻山跃岭寻找部队

    独自带着孩子北上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打下胶县又打诸城，现在又去打泊里镇，部队突然接到进军东北的命令。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部队规定，有了孩子的女同志，要不把孩子留给老乡抚养，要不自己留下先不跟部队前往，等部队站住脚跟后再说。我母亲考虑到孩子太小，父亲工作忙、责任重，为了不拖累父亲，不给部队找麻烦，就带着孩子留在临沂工作。

    虽然工作很顺心，但部队离开山东半年多了，母亲心中总是牵挂着部队，留恋火热的战斗生活，思念着到东北去的丈夫。她决心到东北去找老部队。

    1946年，国民党准备重点进攻山东。组织上通知母亲，早些做打算。母亲看着孩子一岁了，为了不给组织上找麻烦，决定带着孩子北上。决心一下，母亲告别了她的父母，独自背着一周岁的大哥上路。

    4月16日准时出发了。从临沂到龙口，近千里路程，好在都是解放区，一路上都有部队和党组织照顾。要过胶济铁路的时候，当时胶济铁路被国民党军控制着，是敌人的封锁线。诸城离铁路还有40多里路，为了有充足的体力通过封锁线，母亲她们带孩子的每人雇了一辆独轮手推车。给母亲推车的老乡很好，对她们母子很关照，把她们送到铁路边，已是下半夜了。母亲给他五角钱(解放区的北海币)，他坚决不要，还千叮咛万嘱咐：“过铁路要小心。”推小车的老乡刚走，就听到轰隆、轰隆的响声，带队的同志命令“卧倒，谁也不准出声。”母亲怕孩子哭，赶忙把准备好的一块糖塞进他的小嘴里。大家很紧张，母亲反而很平静。两眼盯着火车，明晃晃的大灯，好像冲着她们来的，照的母亲睁不开眼，接着是黑呼呼的一溜“吉冬光，吉冬光”的过去了。母亲什么也没有看清楚，带队的说“快，过铁路!”在过铁路时，母亲还好奇地摸了摸铁轨。还特意让孩子趴在铁轨上听了听火车开动的声音。这是母亲头一次见到铁路和火车。

    过了铁路不久，天就亮了，遇到一支部队，有个带小手枪的，看母亲抱个孩子，提个包袱，走路很吃力，他问母亲：“你到哪里去?”

    母亲说：“到东北找老部队。”

    他又问：“你原来是那个部队的?”

    母亲说是“山东一师一团的。”

    “孩子的爸爸是谁?”

    母亲说：“孩子的爸爸叫吴岱。”

    带手枪的干部“噢”了一声，说：“模范团政委”。

    母亲问：“你们认识吗?”

    “太熟悉了。”他说完，便叫警卫员扶母亲骑上他的马，把母亲一直送到龙口。后来才知道这个带小手枪的同志是山东军区宣传部长。

    在龙口等船。休息了三天，大家没有事就去逛大街。龙口没有临沂大，可是海滨集镇很繁华。母亲给儿子买了二两糖果和一个小泥人。

    要上船过海了，船上有6条规定：不准吸烟，不准打手电，保证安全；没有事不准出船仓，大小便要报告；特别是不准说不吉利的话，绝对不能说“翻”字；遇到国民党和美国兵舰，要听从指挥，宁死不当俘虏。一、二、三条不用规定，母亲就能办到，至于宁死不当俘虏，早已有思想准备。就是大小便要报告，是个难题，船上没有厕所，母亲下决心不喝水，保证不在船上大小便就是了。为了不让孩子的啼哭暴露了目标，母亲特意在上船前买了几块糖，关键的时候让孩子含在嘴里。这样就不会发出声音来。

    母亲也是头一次坐船，觉得很新鲜。开始大家有说有笑，有人还大声唱歌。但不久母亲就晕起船来，觉得天旋地转，胃里难受，后来就呕吐、再后来什么也不知道了。天亮到了辽东庄河码头，下船以后，同船的同志告诉母亲：“你晕船什么都顾不上了，孩子在船舱里乱爬。”她们还告诉母亲，在海里遇上了国民党的军舰，船老大把船上所有的灯都灭了，摸黑开进一个海湾隐蔽起来。

    她们总算闯过了第二关，在庄河下船了。在庄河“北海币”不能用了，当地用的是苏联军用纸币、老百姓叫它“老毛子票”，也叫“红票”。母亲拿一个银元换了10元“红票”，买了两碗苞米碴子，在船上呕吐了一夜，肚子早已空空的，加上过去没有吃过苞米碴子，觉得很是新鲜。母亲遇到了从山东来的八路军。一打听，才知道部队并没有在辽宁立住脚，已经撤向吉林。正好有人去通化，就搭伴前行。

    母亲一伙坐着马拉的大板车先到安东(今丹东），打听到一师在北满，第一步要先到通化，从安东到通化，没有火车，还要在老秃顶以南的宽甸、桓仁走七八百里路。

    “老秃顶”这个名字，一听就挺吓人的，很多人不敢走了。母亲想：不管它“老秃岭”、“小秃岭”，反正我要找到“老六团”。所以就带着孩子上路了。终于到了通化。又是近千里路程，又是行走了一个月。

作者与父母相聚在抗美援朝前线

    为与父亲团聚，咬牙过“鬼门关”

    通化曾是伪满通化省省会，司令部就设在伪满通化省政府的飞机大楼，招待所据说是日本海军的疗养院，很阔气，三层楼，都是瓷砖贴面。接待母亲的是原“老六团”的警卫排长，他很热情，对母亲说：“何云大姐，你先住下，有什么困难找我。”到了通化，听说原老六团的政委刘西元是通化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也是通化保安司令部的司令，母亲想找到他就好办了。正合计着怎么去找他，他却来找母亲了。见到他，和见到亲人一样，不禁掉下了眼泪。他忙说：“别哭，吴岱虽然不在通化，你也算到家了，先到招待所住下吧。”

    母亲在通化住了十来天。8月的一天，刘西元同志对母亲说：“一师编为第一纵队，属北满的部队，现在住在吉林以北的蛟河，吴岱现在是一师政治部副主任。四平撤退以后，敌人没有向我们南满进攻，估计夏天一过，敌人的进攻就要开始，你们要在敌人进攻前去北满。从南满到北满要通过长白山，长白山所以叫长白山，就是夏天的雪都不化，东北没有秋天，过了九月就下雪，十月就封山，封了山就难走了。我们决定在封山以前送你们走。我今天来先征求你的意见，看行不行？”

    母亲一听很高兴，便问：“什么时候走?”他说：“过长白山，要穿过原始森林，气候变化无常，夏天晚上也要盖被。长白山不仅有野兽出没，还可能有土匪，过长白山，等于过一次‘鬼门关’，你要有思想准备。”

    母亲说：“革命征程就是坎坷的，漂洋过海我都挺过来了，不就是个长白山吗，鬼门关我也要闯。”刘西元见母亲的决心很大，就说：“我们给你发条棉被，由警卫排长送你到抚松(今靖宇县)，还给你挑了精干的小鬼，在路上好帮你一把，护送你到北满。”

    给母亲找的“小鬼”人倒很机灵，可到了抚松就不见了。原来他是抚松人，到家就开小差了。他把母亲的介绍信，连同送她们的大车也带走了。在抚松等着上北满的人很多，因为没有介绍信，车又很挤，谁也不肯带她们抱着孩子的。没有办法母亲就抱着孩子去找抚松县政府，好说歹说，县政府答应单给母亲她们派一辆大车。但想不到当天夜里，却遇上了一师三团后勤处处长，他是专门来南满接母亲的。所以，母亲把大车还了县政府，跟王处长穿越长白山。

    八月的长白山，冬天的雪没化，远远看去，山顶上还是白茫茫的一片。母亲走了一个多小时，进入了原始森林，又是别有一种滋味。参天的大树，遮天蔽日；地下全是腐烂的树枝树叶，一棵棵腐烂大树干，都是一米多粗；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下雪，一会晴天，就是不下雨，风一吹，水珠从树叶上落下，和下一场雨差不多；一条大车道，全是用碗口粗的园木垫起来的，园木底下是很深的腐质层，大车压在上面，园木下的又黑又臭的泥浆“噗唧、噗唧”从园木两头向外直喷。开始母亲还抱着孩子坐在车上，颠簸的全身都要散了架子。母亲只得下车，挽起裤腿抱着孩子吃力地跟着车走。就是空车也经常陷在烂泥里，还要推车。为了推车，母亲就用棉衣把孩子包起来背在背上，一步一步地推着车往前走。

    从露水河到二道白河60里，没有一户人家。母亲她们的车走的又慢，从上午8点，到下午6点，才走了40里路，天已经黑了。黄昏是野兽出没的时间，不知是什么鸟，不时发出“哇咕，哇吐”的声音，像哭一样，怪吓人的。有时远处还传来“噢一噢一”的吼声，使人毛骨悚然。车老板说这是“虎啸”，并安慰她们说：“离这里远着哪。”

    快到二道白河时，实在走不动了。正在为难，遇上了部队的两个侦察员，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烤火休息休息，我们先到二道白河给你们准备做饭，再来接你们。”

    第二天上午8点多，两个侦察员回来了，还带来了担架，把走不动的人抬到了二道白河。

    二道白河，在地图上标的是个镇子，实际就是十来户人家，不少人家的门口都有个大木笼子，养着大“狗熊”。母亲她们吃过晚饭，天已半夜了，车老板说母亲很幸运，一路上没有遇到老虎和狗熊。好好睡个觉，明天就到明月沟了。

    总算过了“鬼门关”，这时母亲才发现每人的脖子上都起了很多疙瘩，后来才知道是叫“瞎蠓”和小咬咬的。瞎蠓和山东的牛虻一样大，被咬上一口就流血，小咬比蚊子还小，专门吸人的血，还会传染疾病。这些害人虫，连孩子也不放过，我大哥露在外面的皮肉，没有一处是好的。

    去明月沟也很危险，就在母亲到明月沟的头一天，敌人还打死了我们部队由南满到北满去的两个同志。好在母亲这一天，什么情况也没有，算闯过了鬼门关。

    明月沟是延吉到敦化间的火车站，母亲她们又坐上火车，经敦化到了蛟河。二师住在蛟河，一师住在奶子山。二师副师长贺东生，政治部主任王树君，都是在六团、四团一起工作的老战友，准备派车送到奶子山。正好一师师长梁兴初到二师开会，母亲她们一起挤在他的吉普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