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自凭

    风云变幻城头旗，1945年1月，日军再度入侵广东海丰县城。在东江纵队六支队独立四大队的领导下，提出“抗日救乡，人人有责”的口号，陈宇等人在海城成立海丰人民抗日救乡队第一大队，队长陈宇曾经驻扎在鹿境庭兰书院，指挥抗击日军的侵略。吕自凭在公平筹建抗日武装工作，成立海丰人民抗日救乡队第二大队，担任队长……一呼俱应，海丰县其他各区的人民积极参加，全县成立六支抗日救乡大队，成为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这些抗日救乡大队的队员们，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协同作战，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决不能让日军在海丰大地上横行霸道，鱼肉百姓。

    吕自凭于1921年出生在海丰县鹿境新南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锻造出爱国爱乡的情怀。他青少年时期曾经到惠来县葵潭三民中学读书。该学校由陕北延安派遣过来的周大洲创办并担任校长，主要是培养共产党员的骨干分子。在革命的熏陶下，1939年，吕自凭踊跃投身于抗日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嗅觉灵敏，察觉之后，不久就把葵潭三民中学查封了。1940年，吕自凭转往陆丰龙山中学当教导员，兼任民主乡长，从事地下党工作。

    1941年5月4日（农历四月初九），日军在海丰鹿境乡屠杀百姓，制造骇人听闻的“四·九惨案”。吕自凭身在陆丰，闻悉鹿境惨案发生后，一颗心怦怦直跳，忐忑不安起来：家乡鹿境的父母兄弟姐妹们，能否安然无恙呢？马不停蹄，吕自凭匆忙赶回鹿境乡，庆幸家人安全，遂把弟弟吕自谋接到陆丰龙山中学读书（吕自谋后来历任粤赣湘边纵队第一支队五团民运队长、汕尾市政协副主席）。然而，好景不长。吕自凭在从事地下工作的过程中不慎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得不离开陆丰龙山中学，调往海丰县公平墟一所小学当教员，继续将党的秘密工作进行到底。

    1942年初春，日军攻陷香港。爱国文化人士柳亚子父女从香港逃亡到海丰县公平九龙峒坑口村。当时，钟娘永是公平国民党乡长，实际上是共产党员，是“红心白皮”的风云人物。钟娘永的爱人吕惠珍，是鹿境乡的大家闺秀。故此，吕自凭总是叫吕惠珍为“大姐”，他们俩既是同乡，又互为姐弟称呼，互敬互爱。国民党乡长钟娘永早已接到上级的指示，需要保护和照顾好柳亚子父女。钟娘永乡长蹙眉思索：自己公职在身，不便于抛头露面，怎么办呢？当下之急，自己必须找寻一位熟悉海丰北部山区的乡土人情，又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的人物，很快，吕自凭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从此，吕自凭成为公平乡党组织和红色堡垒户重要的联络人之一。一天，吕自凭风尘仆仆，戴着竹笠，徒步来到公平九龙洞坑口村，在虎山脚下找到正在采摘茶叶的村民蔡蒜娘，交代她要保护好柳亚子父女的生命安全，照顾好柳亚子父女的日常生活。事后，柳亚子父女离开海丰，抵达兴宁，又辗转奔波，于1942年6月17日安全到达桂林。于是，蔡蒜娘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堡垒户。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从1941年至1944年期间，吕自凭以教员、商人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时序更迭，转眼间到了1945年春天，日军大举进攻公平墟，吕自凭毅然辞掉小学教员，积极抗日，在公平成立海丰县人民抗日救乡第二大队，亲自担任队长，在东江纵队六支队的领导下，在其他抗日救乡大队的配合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同仇敌忾，奋起反抗日军的侵略。

    常在河边走，岂有不湿鞋？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岂能没有生命危险呢？吕自凭队长率先垂范，带领抗日救乡的队员们披星戴月，活跃于公平乡各地，奔波于各个村落，英勇袭击敌人。有一次，吕自凭在公平墟活动时，被国民党发现跟踪了。趁着月色朦胧，吕自凭惊惶地敲开了钟娘永的家门。钟娘永爱人吕惠珍手忙脚乱，用绳索拦腰捆住吕自凭，藏身在庭院旮旯的水井里。旋即，国民党军扑了过来，搜查了钟娘永之家。待到国民党军撤走之后，吕惠珍偕同家人，一起将吕自凭从水井里吊了起来，那种惊心动魄的经历，值得一生的回忆。不过，那些暗探们不甘失败，仍然隔三差五地蹲守在街头巷尾，盯梢着吕自凭的影踪……根据吕自凭的胞弟吕自谋（今年94岁）回忆，哥哥吕自凭在钟娘永家里避难一个多月，随后潜身到陆丰甲子，在其堂兄吕自劲打工的盐场里藏匿。盐场经常有运输业务往来于广州、香港等地，1945年5月，吕自凭瞅准时机，悄然搭上运盐的货船，潜逃到香港谋生。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俗话的这种说法，并没有在吕自凭身上应验，纯粹是安慰罢了。为了揾得一日三餐来填饱肚子，吕自凭在命运的安排下，在街边摆起大排档，在油烟弥漫之中自炒自卖，既是大厨，又是老板，多么冠冕堂皇啊！吕自凭的额宽脸胖，高大的身材里蕴藏着一颗善心，经常有逃难到香港的地下党员和战友光临其大排档。一壶酒、两三盘菜、四五个人，他们一边谈天说地，一边敞开胃口，饱吃一顿。一般是吕自凭做东居多，为大家接风洗尘，回报大家的心意。1945年底的一天，香港的街头夜色阑珊，灯火闪烁，吕自凭炒完一碟菜，捧到一张桌上，出奇地叫了一声：“怎么会是你——钟娘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