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在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建立了中共青州支部。杜华梓任支部书记，隶属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2月，改属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驻地涝洼村。中共青州支部的建立，是青州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已经扎入了青州大地，揭开了中共青州地方党组织发展的新篇章，标志着青州的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来临时，新成立的青州支部相继领导建立了商学联合会、农民协会、益都儿童团组织；领导组织恢复平民学校、创办农民学校；开展了阻止奸商贩小麦给日本人、青州车夫罢工、声援青岛工人罢工、上海五卅（五卅惨案）运动，反抗土豪劣绅压榨农民、反基督教活动、郑母暴动等抗争等一系列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把愿意起来革命的东圣水村小学教员魏复中（魏眉之次子）发展入党，魏复中入党后，在东圣水村向热爱祖国、渴求进步的青年宣传反帝发封建的革命道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快就在东圣水村小学和东圣水村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使东圣水村很快就成为当时青州党组织、乃至山东党组织政治活动的中心，为青州党组织在农村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东圣水魏嵋一家是整个青州红色历史的一个起始点，它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山东和青州地区早期党的建设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东圣水是研究青州近代革命史的一个切入点。革命初期，我们党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缺经费，魏嵋家庭富裕，从1911年，他就支持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我党初建，他又支持中国共产党，提供会议场地，提供食宿，因此当时中共山东区执委、中共青州地执委的领导都常住东圣水。当时就有个说法，南陈北李中圣水，南陈是陈独秀，北李是李大钊，中圣水就是山东青州的东圣水，这里一度被称为红色‘红色耶路撒泠’。” 东圣水魏嵋家，继1925年魏复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魏家三子魏复民、四子魏复庄、六子魏复功、女儿魏复丽都先后加入共产党，就连魏家的孙辈，孙女魏玉生、魏玉新、孙子魏玉聪、魏玉成都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其中，魏玉生、魏玉新还分别与宋伯行（(1892年—1928年) 名孟宣。山东潍县人。时任中共益都地方执委会书记）、王伯阳（（1905～1932），原名王励刚，又名北洋、卓甫，河南新安县人。1927年春，王伯阳接替关向应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结为了革命夫妻。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魏家先后有八人为革命捐躯。可是，不论是为劝降土匪而被杀害的魏复功烈士、还是为掩护和保全革命武器而英勇牺牲的魏玉新烈士，还是因叛徒出卖在济南被害的宋伯行烈士、在开封被害的王伯阳烈士，大都尸骨无存，难觅英雄的最后归宿。只有1946年被还乡团杀害的魏复功烈士被埋在北城社区一个荒废的院落里——魏复功1946年任13个村的联防大队长，有一天，他不幸被敌人捕去，在狱中受尽了酷刑，但是，始终保守党的机密，最后，敌人拿他没办法，就把他杀害了。

    魏嵋 【(1852 － 1929)，字蜀峰，青州益都人。他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饱读诗书，学识渊博。清光绪元年 (1875 )，魏嵋曾组织十几个村的村民抗粮抗捐，被投入监狱，后经多次营救，方得获释。1903 年，他同次子魏复中、四子魏复庄、女儿魏复丽一起，参加了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 年，又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中国同盟会。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年逾六旬的魏嵋，响应孙中山先生“实行北伐，推翻满清政府”的号召，亲率魏复庄、魏复丽至上海、南京等地，参加了辛亥革命东路“淮泗讨虏军”的战斗。“淮 泗讨虏军”配合武昌起义部队，同广东、浙江的友军一起北伐，对清兵展开攻击。4 个多月的时间，魏嵋父子转战淮河南北，参加了固镇、宿州、萧县、徐州、夹沟等多次战斗。对这次辛亥革命北伐战事，魏嵋先生留有《实行革命事迹》一文，真实记录了战事的激烈和战争的 艰苦。文中记载：固镇之战，“将敌人火车打碎三辆，敌人死不胜计”；宿州之战，“敌人大炮隆隆，有空中开花弹、落地开花弹、机关枪、机关炮、步枪、马枪一齐开火，子弹之密不啻急雨”；夹沟之战，“清兵知我接应兵到，遂退出夹沟”，“清兵方至沟口，正遇我先锋接应队，我先锋队从旁击之，死者不计其数”。山东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不久，青州东圣水村成立了最早的革命组织。蒋介石制造的“四 • 一二”大屠杀发生后，中共山东省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负责人来到东圣水村，在魏家帮助筹建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和所辖 6 县的党团负责人培训班，以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魏嵋组织他的闺女、儿媳，支起四盘大鏊子摊煎饼，供给同志们吃。晚上就住在魏嵋家的房子里。连续几个月时间，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他一直没白没黑地为同志们的食宿和安全操劳，使会议和培训工作达到预期目的。此后不久，时任中共益都县委书记的杜华梓被捕。杜华梓参加革命动机不纯，在敌人的屠刀下动摇变节。魏嵋对此赋诗痛骂：“于今忠实党员稀，何机有利投何机。翻云覆雨寡廉耻，朝秦暮楚似姘妓。”杜华梓的叛变，使青州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魏嵋老人从此重病在身，于 1929 年 8 月 13 日逝世。新中国成立后，魏嵋的名字被收入《山东省著名革命烈士英名 录》。现在东圣水村保存有魏嵋故居。魏嵋一生虽然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的开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应被历史及后人所铭记的。】

    1926年10月，宋伯行根据中共山东区执委指示，到益都县城东东圣水村，代表区执委领导益都、寿光、临淄、广饶、临朐、昌乐六县的党、团组织。经过努力工作，整顿健全了青州、寿光、临淄、广饶等地党、团组织，并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多种渠道，选派党、团员到临朐、昌乐等地开展工作，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同时，建立起益都城关、涝洼、东圣水三个村党支部。随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相当于县级党委，但不是中共益都县委），隶属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驻地涝洼村。宋伯行任书记，杜华梓任组织部长，商勤学任宣传部长。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辖益都城关、涝洼、东圣水三个村党支部：城关村党支部，商勤学兼任支部书记；涝洼村党支部，杜华梓兼任支部书记；东圣水村党支部，魏复中任支部书记。是月，中共山东地执委在青州东圣水村召开扩大会议，组织学习党的重要议决案，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党、团组织的发展等问题。

    1927年5月，原属潍县县委领导的中共尧沟支部，拨归益都领导。此时中共益都地执委下辖城关、涝洼、圣水、东朱鹿、尧沟等十六个村党支部，全县党员发展到170人。

    鉴于青州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的壮大，尤其是以益都为核心的昌乐、临淄、临朐、广饶、寿光等县党的活动更加活跃，已具备建立地执委的条件，因此，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决定在青州建立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代行区委职权，统一领导潍坊西部的益都、寿光、临朐、昌乐以及临淄和广饶六县的党组织。

    1927年4月，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在东圣水村正式建立，隶属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下辖益都、寿光、临朐、昌乐以及临淄和广饶六县的党组织。宋伯行任书记，杜华梓任组织部长，田裕炀任宣传部长，商勤学任总务兼交通员。交通点有：寿光县的张家庄、崔家庄和于家尧河；临朐县的吴家辛兴；昌乐县的尧沟；临淄县的呈羔和商王庄；广饶县的延家集、刘家集、耿家集、吕家王镇和封庙等地。中共青州地执委的成立，对于所属各县党组织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至此，中共青州党组织实现了由中共青州支部——中共益都地执委——中共青州地执委的三级跳。

    2.大革命失败后青州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山东区执委、青州地执委于5月下旬在东圣水村举办青州地方各县党、团组织负责人短训班，山东区执委书记吴芳亲自来讲课。之后，中共益都地执委对全县党、团员进行政治训练，使党、团员受到了一次形势教育，在思想上对国民党叛变革命作了精神准备。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斗争形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扶植国民党反动派充当新工具，妄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反革命独裁统治。

    大革命失败后，青州的革命形势曾一度转入低潮。1928年1月，中共青州地执委组织部长杜华梓等人自首叛变，给青州的党、团组织造成了严重破坏。书记宋伯行被捕牺牲；宣传部长田裕炀潜回原籍诸城不久，在发动农民暴动中牺牲；团地委书记李玉鼎被迫离开青州去青岛，领导层的力量受到削弱。在敌人重兵“围剿”下，青州苏区大片土地丧失。到年底，青州根据地几乎被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所断送。这是青州党组织发展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教训。但是，青州的党、团员和基层党、团组织没有屈服于反动派的屠杀政策。2月，在中共山东省委派员指导下，在东朱鹿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益北特支”（隶属中共山东省委），负责益都北部及寿光部分地区党的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共益北特支经常组织党员进行秘密宣传活动，领导农民开展抗粮抗捐、“烧坡”、“抢坡”、“短工罢市”等斗争，并指示以教学为掩护的共产党员刘子科争取了一支武装。在青州大地上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创建了第一块红色区域，建立了第一支红军部队，是山东最早进行土改分田的地区之一。8月，中共益北特支发动朱鹿、段村、阳河一带农民在益都县边沿地带臧台村举行武装暴动。虽因遭到国民党寿光保安团的镇压而失败，但它却是益都党组织武装争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

    1929年8月，北京共产党员马适安应聘到四师任教，以教学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秘密活动。12月，他领导了四师、十中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基督教的斗争。1930年，马适安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开展了反对叛徒杜华梓的斗争，并于年底建立了中共四师党支部，有效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同年春，中共益北特支遭破坏，中断了与中共山东省委的联系。6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任国桢来青州东朱鹿村巡视工作。7月，中共益北特支恢复。中共青州党组织又出现了比较活跃的局面。中共四师党支部在进步学生中建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群众组织。1931年“五一”节后，四师学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驱逐了压制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训育主任燕有林。因此，国民党省党部密令逮捕党员师生马适安、张训荣（张北华）等人，马适安、张训荣二人闻讯后迅速转移，中共四师党支部暂时停止了活动。是年，党中央及时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在这个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青州党组织迅速发展，苏区也进入一个巩固发展的新阶段。

    是年，共产党员牛玉昌（牛瑞庭）重建中共四师党支部。

    同年夏，为使中共青州党组织全面恢复，中共山东省委派段亦民同志来益都整理党组织，重新建立了中共益都特支，段亦民同志任书记。在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怒潮不断高涨。中共益都特支组织四师、十中、甲种农业学校和东关高小学生罢课，参加南下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请愿活动。在遭到国民党县政府的压制后，东关高小教师、共产党员冯毅之带领十数名学生深入西南山区进行革命活动，为日后在山区建立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益都党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1932年5月，在中共益都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益都县委，段亦民任书记。益都的党组织再次蓬勃发展，先后建立了中共城区（一区）、郑母区（十区）两个区委，基层支部发展到21处。群众组织也迅速发展，并成立了抗盐队、赤卫队等群众武装，活动也日趋活跃。中共十区区委发动群众捣毁了坑害百姓的官办盐店；中共四师党支部发动乡镇长训练班中的党员，开展反对国民党县党部常委赵若谦的斗争，打乱了国民党乡镇长训练班的计划。益都革命斗争形势不断高涨，引起了中共山东省委的重视，多次派中共山东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来益都研究发动武装暴动。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因县委书记段亦民坚持暴动时机不成熟，遭到张鸿礼的严厉斥责，当即被撤销县委书记、暴动总指挥职务，指定县委宣传部长郑云岫（郑心亭）为暴动总指挥。8月18日拂晓，中共十区区委发动十几个村的党员群众举行郑母暴动。但最终因客观条件不具备，郑母暴动归于失败。暴动总指挥郑云岫、原县委书记段亦民及大批共产党员被捕牺牲，益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益都郑母暴动失败后，于8月底，中共山东省委派马兰屯来益都恢复党组织，与十中学生党员金明取得联系。9月，建立了共青团益都县委（亦称党团县委），金明任书记。根据上级指示，团县委代管党的工作。团县委建立后，恢复了一些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大官营村党支部；创办了刊物《赤峰》。正当益都党的活动重新活跃起来之时，1933年2月，马兰屯叛变，益都党组织再次遭劫。团县委书记金明等所有成员及中共益北特支陈树堂等3人被捕。7月，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后，敌人再次来益都逮捕了20多名党、团员和互济会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益都党组织3次遭到严重破坏，致使益都党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极其艰难的阶段。

    但是，益都的党、团员没有向敌人屈服，在失去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党的工作。1934年2月，潍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牟铭勋去东朱鹿村巡视，沟通了中共益北特支与省委的联系。春，十中建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秋，大陈庄共产党员陈锡德为了寻找党组织，考入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利用假期在家乡大陈庄一带发展党员，于1935年夏建立了中共大陈庄党小组。1936年夏，四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建立，进行抗日宣传。在此期间，中共山东省委派组织员景晓村到大陈庄检查指导工作，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发动，益都党的影响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为以后进行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定的思想基础。

    3.抗日战争时期青州地方党组织的演变及其活动

    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青州党和红军胜利地结束了三年游击战争，开始抗战时期的历史使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青州党组织领导下，青州各界人士迅速组织抗日救亡活动，进行抗日宣传，支援二十九军抗战。“八·一三”事变以后，由于我党的努力和全国抗战形势迅猛发展，国民党接受了我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积极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发动武装抗日。10月，胡维鲁、彭瑞林、李曦晨、李云鹤等共产党员先后从济南监狱和南京反省院来到益都，寻找地下党员，宣传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2月，在省委宣传部长林浩和鲁东工委宣传委员杨涤生主持下，建立了中共益都县整理工作委员会，书记胡维鲁。先后与益都北部战前的共产党员牛瑞庭、陈德义、王宗东、陈凤九、刘逢源及益都南部的战前党员冯毅之、陈锡德等取得联系，或为其恢复关系。从此，益都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38年1月9日，日军占领益都城。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在铁路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田庄惨案”，伤亡近百人；在城北连续“扫荡”朱鹿、良孟、段村一带，给人民造成严重损失。1月10日，中共益都县委重新恢复建立。面对日军的暴行，全县人民在党的号召和“黑铁山起义”、“牛头镇起义”的影响下，抗战热情十分高涨，县委抓住有利时机，组建抗日救亡团，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在杨家营村召开抗日动员大会，号召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共鲁东工委的具体领导帮助下，青州各地的党组织与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号召，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要求各级党组织与广大共产党员、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应迅速行动起来，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组织抗日救亡团体，集中力量筹集抗日经费和枪支弹药，积极发动组建并参加抗日武装的工作。从1937年底开始，青州党组织先后组建了（一）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十支队、（二）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十二、十七、十三中队、（三）益北大队、（四）四边县青年中队和工农大队、（五）益寿临广四边县地方武装——六大队、（六）益寿临广四边县独立营、（七）益寿临广四边县特务大队、（八）八路军第四支队新编第一营、（九）益都县大队、（十）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等一批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有效地同日伪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先后创建了青州胶济铁路北益寿临广四边区抗日根据地和青州胶济铁路南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率领下，先后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组建了十二中队、三十六中队、十七中队、十三中队。建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十支队。建立了益都县群众抗日救亡团。为了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在西南山区由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后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廖容标、政委姚仲明同中共益都县委委员冯毅之一起，与淄河流域的吴鼎章等国民党游击队建立了“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击毙了妄图投敌的翟汝鉴部副司令李思亮，拉出一部，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新编第一营。中共益都县委在中共山东省委、八路军山东军区的领导下，依靠益都县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创建、巩固、发展了益都县西南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拥有400余人的正规军和3万民兵的强大兵团，发动了1939年3月20日的青州市庙子镇（原益都县四区）土湾村抗日伏击战；1940年7月下旬, 阳明山北岭设伏兵击毙鬼子小队长小林；7月16日在卸石山下的一个小山村——东下册村击落敌机并活捉日军飞行员金井；1942年4月28日上午，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孙家岭保卫战；6月4日拂晓，吉吉顶战斗等较大规模的战斗达10多次，狠狠打击了日寇和反共顽固派吴化文部新四师的嚣张气焰，大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士气，有力地从战略上配合了八路军、新四军兄弟部队在敌后战场的抗战，支援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为赢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城北，县委派人到国民党徐振中部做统战工作，以徐部之一中队为基础，组成了“益都人民抗日游击大队”。

    1938年10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决定，将中共清河特委胶济铁路以南各县划出，成立中共淄博特委。从此，益都县以铁路为界分属两个战略区。自此，青州党组织设置出现以胶济铁路为界，南、北分置的格局。并且，南、北地区党组织设置进入了变动频繁的时期：铁路以北青州地区驻军有：杨国夫率领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八、十支队；各县县大队、武工队、游击队等武装组织。先后设置中共益都县委（1938年10月-1939年10月，驻地; 益都城北东朱鹿村，隶属中共清河特委）、中共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委员会（1939年10月-1940年4月，驻地; 益都城北赵家营村，隶属中共清河地委）、中共益寿县委（1940年4月-1942年2月，驻地; 益都城北曲家屯村，隶属中共清河地委）、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1942年2月-1945年9月，驻地;广饶县李家琚高村，隶属中共清河区清东地委）、中共益东工委（1942年8月-1945年5月，驻地; 益都城北东肖家庄村，隶属中共清河区党委）、中共胶济铁路工作委员会（1945年5月-1947年10月，驻地;张店，隶属中共渤海区党委）；铁路以南青州地区驻军有：廖荣标司令员率领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下辖七团、十团和几个独立营、县大队。）；八路军第四支队新一营；八路军鲁中军区二团；各县县大队、武工队、游击队等武装组织。先后设置中共益南工委（1938年12月-1939年10月，驻地：益都城东大陈村，隶属中共淄博特委）、中共益都县委（1939年10月-1941年7月，驻地：益都城西南长秋村，隶属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委员会二地委）、中共益临工委（1941年7月-1943年10月，驻地：益都城西南孙家岭村，隶属中共鲁中区党委）、中共淄河县委（1943年10月-1944年7月，驻地：益都城西南水峪村，隶属中共鲁中区五地委）、中共益都县委（1944年7月-1949年9月，驻地：益都城西南孟埠村，隶属中共鲁中区五地委）、中共青州工作委员会（1943年7月-1945年8月，驻地：益都城西南孙旺庄村，隶属中共鲁东区一地委）、中共青（州）张（店）铁路工委（1944年5月-1949年3月，驻地：不详，隶属鲁中军区和中共淄河县委）、中共青州市委（1945年8月-1946年5月，驻地：益都城南华林疃村，隶属中共鲁中区四地委）。区划调整后，分属两个战略区域的青州地区抗日根据地中共党组织在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抗战、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极其重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在艰苦激烈的战争环境里，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干部教育活动，为胶东、清河、鲁中抗日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抗战的中坚骨干和后备力量，充分发挥了青州在山东抗战的战略支点作用，为夺取抗日战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干部支撑；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文化宣传和教育建设和干部教育，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