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青州组织读书会、“抗日救亡歌咏会”与“抗日移动宣传队”
省立十中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组织读书会,经常组织学生学习进步书刊《生活周刊》、《新生周刊》、《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宣传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打破了某些学生对国民党的幻想,进一步团结了爱国的青年学生,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基础。读书会的进步青年们满怀爱国激情,率先举起抗日救亡大旗,奔走呼号,成为了青州抗日运动的急先锋。他们按照进步书刊和救国会发表的宣言文章,立即成立了“抗日救亡歌咏会。”会员发展到100人以上(其中主要为学生、职员、教员),在青州城区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每天晚上,歌咏队就汇集在国民党县党部礼堂练唱救亡歌曲,前后学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近百首歌曲。大家热情饱满,情绪激昂,歌声震楼绕宇。练完后就整队过街穿巷演唱,大人小孩都从屋里涌出观看,拍手欢呼。每逢赶场,他们就进行街头讲演、歌咏。他们的宣传演出一般是先唱歌,吸引观众,再进行抗日救亡讲演。通过宣传,揭露日本鬼子的罪恶,痛斥汉奸走狗;通过演出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为了把抗日宣传由城区推向农村,四师 “抗日救国会”,则成立“抗日移动宣传队”,编写大量的宣传材料,广泛散发、张贴,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学校办有《教育动向》一个校刊,《黎明》、《街头巷尾》两个墙报,各个班也自办墙报,校刊和墙报的内容都有抗日消息报导、评论文章、诗歌、散文、漫画等,主要是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革命主张,声讨日寇侵华罪行,激励人民抗日斗志。学校的歌咏队和宣传队利用节假日和赶场天,到东关街上教唱《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并组织了几场抗日宣传晚会,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代用品》等抗日话剧,向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校内外扩大了政治影响。这些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被誉为“抗战的青州人”。
之后,在青州党组织指导下,青州各校进步师生还组成数支抗日移动宣传队,奔赴农村、城镇及中小学,开展宣传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工人、农民、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培养积极分子,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扩大党的影响,壮大了党的力量。通过宣传,更加激发了有志青年,许多学生受其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初中毕业就奔赴抗日前线保家卫国。
五、青州“抗日救国会”积极呼吁团结抗日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和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气焰。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8月1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随后,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救国。青州的“抗日救国会”积极响应,组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演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收复东三省”“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等口号,广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宣讲抗日救亡和抗战必胜的道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呼吁政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开展劝募爱国捐。同时,各地学生、工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纷纷举行罢课、罢工、罢市,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纷纷组织“抗日救国会”等团体,掀起开展募捐,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通过抗日救亡的宣传,激励了民众的爱国激情和对日本货物的疾恶如仇,城乡遂掀起一场自觉抵制日货的运动。绸布商行业发起查日货行动,一经查出日货,货物全部焚毁,店主还要受罚;药物、纸业、铁业等行业公会也主动提出严禁进口日货。通过抵制日货运动,全县民众群情激昂,团结抗日的氛围正在逐渐形成。
青州各地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蓬勃兴起,充分反映了青州大批进步学生的爱国激情,表达了各阶层民众团结抗日救国的共同愿望。不少进步青年正是通过这些抗日宣传活动的学习锻炼,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在抗日前线的英勇表现的认识了解,并对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使国家民族面临的危亡的现实感到忧虑和失望。因而向往延安,加入共产党成为了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学生的志向和追求。所以,我们说这个时期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与全国各地的抗日运动相互呼应、相互促进,为中共党组织在青州的恢复和重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也为以后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奠定了基础。
青州各地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蓬勃兴起,只是全国各地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一个缩影。正是这种民族觉醒的力量,逐步形成了排山倒海、勇往直前的抗战精神,揭开了中国近代抗击外敌并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新篇章。
参考文献:
(1)《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一卷1925-1949)(308千字)樊光湘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7月版。 (2)《中共青州历史大事记》(1949-1999)(500千字),樊光湘、杨朝晖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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