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来，老红军的女儿邓玉平与朋友行程10.2万公里，14次重走长征路，寻访300余位老红军。如今30多位老红军依然健在，春节前夕邓玉平为本版撰文——

    就要过年了。我欣喜地盼着新春到来。因为，我这个老红军的女儿，又可以跟那些拜访过的老红军们再说一次“过年好”。

    记得在那些繁星点点的夜晚，父亲邓志云曾对我说，他看到天上一闪一闪的星星，就想起长征路上的那些战友。父亲动情的讲述，对我有一种深邃的吸引力，促使我后来去追寻父辈的红色征程，探望他那些“星星”般的战友。长大后，我成为一名历史老师。2004年暑假，我背上行囊，从上海出发走上长征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从迈开双脚的那一刻起，追寻会成为我接下来的人生常态。我与朋友行程10.2万公里，14次重走各条长征路，祭扫无数座红军烈士墓，在茫茫人海中寻访健在的老红军。

    直到看到他们，我才明白，辗转万里，一直指引着我的究竟是什么。

    张力雄，参加红军时19岁。湘江战役中，红34师将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5000多名闽西子弟壮烈牺牲。其中不少闽西子弟是由时任红34师100团政委张力雄组织训练的。听闻他们牺牲的消息后，张力雄痛哭不已。高台血战中，张力雄任红五军45团政委，战斗中他的左腿被弹片击中，在老乡掩护下出城才找到部队。“可惜呀，那些战友牺牲得太惨烈，我非常怀念他们。”我送给他一条从四川阿坝松潘县原草原乡带回的哈达，他利索地把哈达往脖子上一围，和我们拍照留念。

    肖延，参加红军时12岁。他说：“我们参加红军，跟对了队伍，跟对了党，就是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这是在脑子里扎下根的。”他摩挲着胸前的党员徽章，用自豪的口吻说：“一个军队有自己的信仰，这支军队才有力量一往无前。”

    张文，参加红军时14岁。我送她一顶红军帽，她说：“我刚参加红军时的任务就是缝制军帽和军服。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供给部被服厂有6个班100多名女战士，长征中走到八里铺时，只剩下了两个班……翻越雪山时，我两眼昏花、四肢无力，实在走不动了，是战友们用胳膊架着我一步一步往上爬。”

    向轩，参加红军时7岁。我问他：“您当时年纪那么小，是怎么跟着队伍走过万水千山的？”他坚定地说：“我9岁参加长征，是通信班副班长，红小鬼轮流站岗时，我主动要求多站一会儿。我有一个信念，再苦再难也要走下去，就是靠这个信念支撑，才一路走到陕北。”

    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一个个细腻动人的细节，如同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珍珠，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愈发耀眼。长征，已经穿透了岁月，成为他们人生的烙印与注解。

    我多想留住他们，留下他们的音容笑貌，珍藏那段红色的记忆。我请他们在一面红旗上签名。他们颤颤巍巍、一笔一画签上自己的名字，用手指一个个滑过红旗上的其他签名，难掩激动地说：“这位，这位，还有那位……都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啊！没想到，阔别80多年，我们从天南海北，以这样的方式集结归队！”

    在这面红旗上亲笔签名、“集结归队”的老红军有302位，其中女红军46位，开国将军28位。

    这些老红军的身上几乎都留有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疤，那是英勇作战、九死一生的“纪念”。他们胸前的勋章、奖章熠熠生辉，那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立下不朽功勋的见证。他们信仰坚定、矢志不渝，离休后仍发光发热，热心公益，关心下一代，一生一世都在“长征”。

    分别时，我们彼此依依不舍。他们总要把我送到门口、楼下或者院子外，叮嘱我“要来信呀”。我走远了回头望，那些穿着红军服、挥手送别的身影还站立在那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他们，但我知道那些身影已经走进了我的心里。

    我一直在思索，我们应该怎样传递薪火？我带领学生走近老红军，与他们书信、电话往来18年，有些来往信件收录到出版的老红军回忆录中，有位老红军给学生的回信长达14页。我和学生曾分别与7位老红军一起过元旦。学生抚摸他们身上的伤痕，含泪说道：“长征，是一种可以触摸的精神力量。”

    我把老红军的故事纳入学校《走进长征》历史选修课，融入为各地各界所做的300多场讲座中。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头戴红星的父辈，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有时我在报刊和电视上看到关于他们的报道，欣喜有更多的人了解老红军的故事。惊闻他们中的某位逝世，我的内心悲恸不已。

    老红军也惦记着我和学生。有位老红军，每年秋天自家种的桔子成熟时，会让子女把带着绿叶的桔子送到学校的教室。有位老红军听说我生病了，不顾暑热拄着拐杖来家中看我。那一年，我们重走长征路，女红军苏力打来电话，问我们到了哪里。我告诉她走到了四川阿坝刷经寺。她嘱咐我代她祭扫当地的红军烈士墓。今年新年前夕，我与百岁红军王全英视频通话。这位女兵，过雪山时曾冻掉一根脚趾。她乐呵呵地说收到了我和学生写给她的信，要寄给我她亲自缝制的布坐垫。收到坐垫后我数了数，坐垫上一针一线缝了18圈766个莲花瓣……我把这个凝结着老红军深情厚谊的手工艺品转送给一所学校，学生们给王全英寄去了临摹的她的画像。

    今年是长征胜利86周年。我拜访过的老红军中，有30多位依然健在：参加过宁都起义的赵世新108岁了，能一口气说出翻越过的10多座雪山名字的曹守成107岁了，长征途中抬担架、运送伤病员的赵桂英106岁了，父子三人参加红军、只有他活下来的马志选104岁了，双腿肿胀、拄着木棍走出草地的开国将军杨永松103岁了，从“小毛头”成长为共和国将军的万海峰102岁了，一生最喜欢穿绿军装的贾少山102岁了，7岁随哥哥参加红军、9岁走上长征路的万曼琳96岁了……

    2020年，我得知当时102岁的老红军胡正先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也赶了过去。胡正先告诉我长征时期红军军旗的式样，告诉我用粳米稻草和糯米稻草编织出草鞋穿在脚上行军的区别。军旗，一种精神的象征；草鞋，一个历史的符号。这是我第三次听他讲革命传统，从天亮听到天黑，又一次收获满满，难舍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