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娅萍女士展示收藏的红军印章。邹善水摄
红军印章与拓印。邹善水摄
红军印章正面。 邹善水摄
2021年12月14日,在福建省连城县北大东路275号,看到收藏爱好者江娅萍女士展示一枚木刻圆型红军印章。圆形印面直径5.5厘米、厚3.5厘米。取来印泥,“中囯工农红军第一军二师司令部”字样跃然纸上。江女士介绍,是前些年在本县庙前镇芷渓村村民黄琳林先生(化名)手中获得的。
江娅萍回忆说,当时,黄先生很激动地讲起这枚红军印章的来历:爷爷健在时同莒溪璧洲村一林姓道士(爷爷未说其真名)交往甚密。林道士经常活跃在连城县连南区,长汀县南山区,上杭县古田、才渓一带的道观,从事道家法事。1934年农历八月中秋节前,林道士去连城朋口相邻的长汀钟复村为一户钟姓村民的家父仙逝作了7天7夜的道事。返回途经松毛岭白叶洋山路时,听到一阵又一阵的激烈枪炮声。林道士吓得浑身发抖,两腿发软,跌坐在路旁的茅草丛中。看见一批又一批身穿灰色服装,打着绑腿的士兵,有的两人抬一副担架,有的一个人背一个伤员,被抬的或被背的,都满身是血。从他身旁往钟复村方向赶。这时,一位拐着树枝,左腿严重受伤、胸前露出伤口,身上衣服被鲜血染红的士兵跌倒在他身旁。见到浑身发抖的林道士,说,别怕,我是工农红军,你拿着这个文件包,送给钟复村里的红军首长。说完,全是鲜血的棕色牛皮文件包掉在地上,闭上了眼晴。过了个把时辰,又有两位满身是血的红军经过。林道士大着胆子递上全是鲜血的棕色牛皮文件包。这两位不知缘由的红军没有收下棕色牛皮文件包。林道士在茅草丛中挨到天黑不敢离开,在茅草丛中熬了一夜,迷迷糊糊醒来时天已放亮。听不到枪炮声后才坐起身,发现茅草丛中的棕色牛皮文件包內掉出一枚圆木印章。“红军的印章和文件包,怎么送给红军首长呢?”林道士只好把棕色文件包和红军印章裹在道士服内,沿着血滴的山路赶往钟复村。见不到一个红军,找到一处无人小庙躲了三天三夜后,乘月夜战战兢兢地经过温坊、张家营、朋口,走回莒溪璧洲村,不敢径直回家,只身藏在村口庙里,暗暗地将沾着鲜血的棕色文件包和红军印章藏在庙內隐敞处,这一“秘密”一直不敢告诉任何人。直到1978年秋的一天,林道士把基本腐烂棕色牛皮包和红军印章从古庙里取回,悄悄地交给交往甚密来到家里叙旧的庙前镇芷渓村黄姓朋友代为保管。黄琳林先生的爷爷1999年临终前,把珍藏着的棕色文件包和红军印章取出,讲叙这枚红军印章来由的故事。叮嘱孙子一定要找到林道士的后人,物归原主。因此,芷渓村黄琳林先生一直俏俏独自珍藏着这一“红色文物”。
前些年,江娅萍与林元煌到芷渓村找老朋友,黄琳林先生也在场。闲聊中讲到中央红军1934年中秋节后坚持7天7夜的松毛岭阻击战的一段历史,黄琳林先生激动地从家中取出基本腐烂的棕色牛皮文件包和红军印章,交给江娅萍,要求代找莒溪镇璧洲村林道士的后人。受黄先生委托的江娅萍与林元煌,多次到璧洲村寻访,根本无法寻找到没有留下大名的林道士后人。也就珍藏至今。
经省文物专家刘老师鉴赏后认为,这的确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用樟木刻制的一枚红军印章。
查史料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第一次正式称为“红军”,始于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大纲颁发之后,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陆续改称为红军。以后,又逐渐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的最初源头和骨干力量,是1927年8月至1929年12月间,中国共产党相继在中国中部、南部、东部、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领导的近百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和暴动中保留下来的武装,其中著名的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张太雷、叶挺、恽代英、聂荣臻等领导的广州起义部队;彭德怀等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邓小平等领导的百色起义部队,等等。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通称红一军,是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苏区主力部队之一,前身是1927年11月3日黄麻起义后建立的农民武装。到1928年,黄麻起义的部队整编为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1929年5月商南起义部队整编为第三十二师,11月独山起义部队整编为第三十三师。1930年春,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成红一军,首任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熊受喧。红一军下辖三个师、一个预备队、一个独立旅,全军共2100余人。第一师师长徐向前(兼)、政治委员李荣桂;第二师师长漆德伟、政治委员王培吾;第三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姜镜堂;总预备队的指挥是王树声、政治委员曹学楷;独立旅旅长廖业祺。1930年10月,红一军整编为三个师。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参谋长李昂茨;第一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李荣桂;第二师师长孙永康、政治委员王培吾;第三师师长肖方、政治委员姜镜堂。1930年冬,红一军和红十五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合编为红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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