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富春山居图》实景地，富阳之美，山水是表，人文是里。在这里，中国山水被赋予强大的文化力量。 在千年山水的持久滋养之下，富阳形成特定的文化基因，形成独有的文化风骨。

    面对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我们用“一条江、一幅画、一张纸、一批人、一座城”作为富阳的标签。 今起，根据区委宣传部的安排，富阳发布联合多家单位推出《富春山居文化解码》系列报道，解析富阳千年文化基因，重新认知审视这片山水之于这座城市的意义。

今天
我们先走进“一座城”
这座走过2200多年的城市
她的故事从秦始皇时代就开始了

    富阳　

    富阳，“一江十溪”，素称鱼米之乡。物产丰盈，居民殷实，男子力耕，女勤缫织，赋性刚毅。

    《说文解字注》：“富”，备也。一曰厚也。看字形，安居宫室，丰于饮馔之义。

    这就是富阳。

    东经120度、北纬30度，典型的中国江南之城。在丰沛的雨水中，拔节生长；在滋润的山水中，幸福自足。

    这一座城，因瓦窑里遗址的发掘，人类在此繁衍生息的历史被推到6000年前。这一座城，从秦时制郡县，唐时聚集市筑城池，至明朝桂軏奠定近现代城市格局，已走过2200多年。

    有人集聚，始有城。绵延千年，朝代更替，一座城积淀下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山水为媒，以人文为基，产城相融，成就一处富庶安居之乐土。

△富阳城全景（1993年 叶盛高 摄）

    富春建制 始于秦皇

    50岁的秦始皇，此时正站在钱塘江边。

    统一中国已有十年，这位颇有创意的君主开创了后世帝王巡视天下的先河。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地的统治，他不辞劳累地五次到各地巡视。秦王政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他最后一次出巡到了钱塘江一带。

    到了钱唐，秦始皇登上武林山，临江眺望，要择一处渡江去会稽山祭奠大禹。却见江面辽阔，波涛汹涌，无处可渡。

    这位不可一世的帝王，只得望洋兴叹。继而又大手一挥，西行！

    西行约一百二十里，到了富春江边。秦始皇登上一座石桥，眺望富春山水，发现有一处两山相对耸立，江面变窄，可不是过江的好渡口吗？

    于是，大队人马揽舟凌波，渡向江南。

    这个故事来自于司马迁《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

    就此，杭州留下“秦望山”之名，富阳有了“秦望桥”之名。

富阳，古称富春
秦统六国设置郡县
是富春建制的起始

△宋·《临安志》载富阳县境图

    尽管早在新石器时代，富阳就有先民活动的足迹，但离城市雏形或早期城垣的产生尚早。不过，正是人的活动、聚族成村落，才为形成城垣打下基础，并在此后不断发展。

    春秋时，诸侯割据，富阳属越国管辖，战国时属楚。富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秦代，公元前221年。秦统六国，分天下为36郡，其中会稽郡26县，富春为其中一县。

    当时的富春县比今天的富阳大得多，还包括如今的建德、桐庐。而会稽郡26县中在今日杭州市的还有余杭县、钱唐县，彼时钱唐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山中小县。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在1947年论述：自秦汉至六朝初期，富春地位，重于钱唐，孙吴创立东安郡于钱江下游，即以富春为治所。

    史学家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孙权对家乡的偏爱，一方面也是地理形势所决定，因为当时江海交汇南北津渡处，在今之富阳，而不在老杭州。

    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在乱世中，富阳区域、辖属、域名几经变迁：富春、诛岁、桐州。直到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年），为避简文帝生母宣太后郑阿春名讳，更名为富阳。阳字，来自于富春江以北，为阳。

    建堤治水 百姓安居

富春县前江势奔，危楼如画俯山根。
林林人影向沙市，叶叶风帆下海门。

    这是描写富阳县城的几句古诗。前两句写富阳城紧傍水势汹涌的富春江，描绘一个“险”字；后两句则勾画出安乐和平的图景，人群挤挤涌向市场，众多船只扬帆驶向钱江。乍看两相矛盾，熟悉富阳城的人知道，富阳能化险为夷得益于江边的春江堤。

    西起苋浦，东至鹳山，“计三百余丈，以御水患”，初建至今逾1300年，是富阳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两处水利工程之一，另一处是阳陂湖。

    唐登封元年（696年），武则天当政，国泰民安，大兴水利。时任富阳县令李浚采纳百姓的意见，决定在城南修筑防洪石堤。堤长300多丈（约1000米），全用条石垒成。从此，城关不致坍塌，还为皇天贩几万亩农田减轻水患。百姓感恩戴德，把李浚的牌位列入名宦祠，四时祭祀。春江堤曾多次整修、加固，并数易堤名，如吴公堤、富春堤，至今仍在起着保护富阳城安全的作用。

    赘述春江堤，是因为这堤坝是富阳城市发展中不可忽略的一环。

    富阳虽然早已置邑筑城，但古城的位置久湮无考。有关富阳建城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大清一统志》：“富阳古城，在今县西北隅，汉置。”相传，汉时的富阳城，建在今天高桥观前、黄泥山一带。

    古代城市作为封建政权控制中枢而存在，只有成为一县政治中心的县治所在地后，其城垣建设相对一般村落、集镇来说，迅速发展才有可能。明正德《富春志》和清康熙《富春县志》都有记载：这里“形势雄伟、内气充厚，春江萦带乎其南，群山旋绕乎其北，山川具有自然险因”，正是理想中“高深城隍”的好地方。唐武德四年（621年），这里成为县治所在地。唐武德七年（624年），城内建成了文庙，为古代儒学教官衙署所在。然而由于濒临江滨，县城经常遭到洪水的侵袭，城南江滨砂砾遍地。

    春江堤的建成，保护城内安居。稳定的生活状态下，才诞生集市。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唐朝经济（下）》称：“浙江富阳县市在城西北隅，周围二里五十步。贞元十二年（796年），移市于大桥西。”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城是政治、军事统治中心，最初城和市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市的出现一般都要晚于城。富阳县市的出现，表明了城与市由分离走向统一，同时也表明尽管规模很小，但城市产生了。

    到唐咸通十年（869年），富阳县令赵讷筑城，城内有城隍庙、吉祥寺、真觉寺等公共建筑。

    自唐成为县治所在地后，富阳县城所在位置相对固定，尽管城垣时毁时建，地点屡有交更，但总体范围一直离不开今天富阳城域的老城区一带。

    桂軏筑城 城郭定型

    随着历史的演变，生产力的发展，到了明代，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和完善，商品生产和交换更加频繁，交通运输手段增多，交通条件更加方便，富阳城的发展有了一大飞跃。

    标志之一是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在西门内开设惠民药局，后为医药署，并在明代首位知县杨敬的主持下，于恩波桥西侧办起了孤老院；

    标志之二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按察佥事焦煜、知县王惟孝创建富春书院；

    标志之三是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知县桂軏筑城，城居固定，世代相依；

    标志之四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知县何吾浚重修学宫，即文庙、孔庙，学宫成为规模空前的建筑群。

    这一时期，城内还修建了大批寺、庙、殿、祠，特别是知县桂軏筑成了县城四周城墙、城门后，奠定了近现代富阳城的格局。

    城垣东连鹳山，西濒苋浦，南临富春江，北带后河，东西长1000余丈（3000余米），厚2寻（约5米），高1丈4尺（近5米），雉蝶即城垣上女墙1200堵。自明代、清代、民国，历时400余年，县城境域沿明无变。即使到了今天，除了南边临江的一面，富阳城市架构的其余三面，都是以桂軏所筑城垣为中心而扩展、延伸的。

    历明至清鼎盛时期，城垣建筑及城内的街巷建设发展迅速，形成以东西向大街（今富春街，俗称老街）为干道，连接横街（即南门街）、三思街和纵贯南北的市心、大寺、小寺、周家堂子、司弄、城隍庙、赖湖桥等8弄，及慈善、余家、金波、丁婆、竹竿、小水门等7巷。街巷分布总体格局一直沿至民国时期的抗日战争爆发前。

    水路发达 商业繁荣

    富春江，与富阳城市发展壮大唇齿相依。

    在古代，与陆路相比，水路运输量大、费用低廉，是长途运输的首选。富阳县城地处县境中部、富春江中下游北岸，富春江自西向东流经全境。这条浙江省内最大的内河航道，江上船只可上溯桐庐、兰溪；下行临浦、杭州，经古运河直达苏州、上海及运河沿岸各大主要城市，并与外海相通。

    地理因素决定了富阳在商贸运输中的独特地位。在历朝历代，富春江两岸建起众多码头，为长短途运输提供便利。纵贯其间的支流苋浦，又是江上船只避风或停泊栖息的地方，水上运输极为方便。

    明至清咸丰的数百年间，富阳没有遭遇大的兵事和匪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迎来发展机遇。富春江水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加显现，富阳城内的商业日渐兴盛。

    那时候，集市开市日由每月6天增加至每月18天，到清代形成为每日集市，居民和四乡农民上集市出售和购买物品，与外县、外省经商往来也日益频繁。

    菜市集于恩波桥东、西两隅；土纸、茶叶、蚕茧和竹木炭等土特产品在桥东善长弄一带集散，商行、货栈都集中在这里，市面极为热闹。与轮船码头相连接的南门街一带，铁、木等作坊较多。

    据清光绪《富阳县志》记载：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前后至光绪八年（1882年）间，来自绍兴、安徽、宁波、萧山、福建的商人，先后在城内设立两浙公所、新安会馆、四明公所和闽商会馆等经管同乡商务的机构，各地商人所经营行业，各有侧重和特色。富阳本地人所经营的一般为代客存放、转运或作媒介的土纸行以及茶行、茶馆、客栈等服务行业。

△富春江竹排（上世纪90年代初期）

    随着商业生产和商品交易的扩大，交易场所的固定，县治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行政职能仍较突出的前提下，富阳城逐渐形成了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体结构，生产与消费兼有的功能。为了生产和交换的方便，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定居到县城。出于方便生活、子女教育、宗教信仰等需求，他们热心修筑城池，兴建桥梁、学校、寺观等公共设施和场所，城内结构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