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阳拥有好山好水，也拥有体育界的卓越先贤。第19届杭州亚运会日趋临近，此时此刻，不妨让我们追忆一下近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爱国志士、富阳籍体坛先贤张恒鲜为人知的故事，从中汲取他为祖国体育事业进步，为学校体育教学发展而拼搏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张恒先生旧影）

    在国立东南大学求学期间

    张恒（1897-1934），字子常，浙江富阳常安乡（今常安镇）人。幼年的时候，迫于家境贫寒，父亲常年在外做苦工，张恒与母亲在家相依为命。作为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他，备尝了几多人生照理可以不必受的无谓痛苦。张恒从小喜爱体育运动并具有很高的体育天赋，以擅跑闻名乡里。当母亲发现儿子原来是个跑步奇才后，于是下定决心节衣缩食，要把他培养成才。清光绪末年，张恒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不能继续升学。在这期间，他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竞技水平，常在常安与富阳之间每天奔跑几十公里，这也足可以证明张恒体育训练之刻苦了。后来，所幸得到邻里乡亲们的资助，于1921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

    国立东南大学的前身为创建于1902年的两江师范学堂，1905年学校把体操列入课程之一。1914年8月，江苏各省立学校校长联名要求在两江师范学堂“设立高等师范学校”，得到时任江苏省巡按使韩国钧批复：“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叠奉部文，准就两江师范学校校舍改设。”1915年9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开学。经北洋政府批准，原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谦被任命为校长。招收国文、理化两部预科各一级、国文专修科一级。此时江谦校长提倡德、智、体三育并重，他认为“学生用脑过多，非教育之幸”，“教育事业是精神事业，有赖完全强健的躯干作基础，否则学科程度纵有可观，而孱弱的肢体不足以发展其文明的思想，而于应尽之义务，亦不能收到良好之效果，这种看不见的损失，对教育事业及其前途影响甚巨。”在他的倡导下，不论何系（科）学生，体育列为必修课，学生晨起后，一律做米勒氏呼吸操，创全国之先河。1916年，建立体育师资科，是我国最早的体育专业之一。

    江谦校长是一位富有儒家风度的教育家，为了把学校办好，他求贤若渴，到处搜罗人才。当他获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有一位即将毕业的教育学博士，而且是江苏江浦人，就是郭秉文（1880—1969），字鸿声，强于是发函邀请他来南京高师工作。其时，正在做博士学位论文的郭秉文，内心期待实现自己早有的教育救国理想，欣然同意。就这样，1915年，郭秉文在完成学业之后收拾行李打道回府，来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被聘为教务主任。

    1918年3月19日，江谦校长因为身体疾病，难以管理校政，他便将郭秉文推到了大学管理前台，让他担任代理校长。1920年4月，在南高师基础上，由郭秉文牵头，经张謇、蔡元培、郭秉文等十位名人作为发起人致文国务院及教育部，建议创办东南大学。此议于1920年12月7日召开的国务会议上得以一致通过。1921年6月6日，“东南大学筹备处”邀请张謇、蔡元培、王正廷、袁希涛、蒋梦麟、沈恩孚、黄炎培、穆藕初、江谦、郭秉文、聂云台、陈光甫、余日章、严家炽、钱新之、荣宗敬、任鸿隽等全体校董到上海江苏省教育会召开成立大会。

    在继任校长郭秉文的改革下，新创立的国立东南大学，集师范、文、理、农、工、商等学科于一体，是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综合大学之先躯。故而有“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之誉。

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浙江同乡会纪念摄影。
后排（右3）系张恒先生(1921年 摄)

    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科（1923年7月，并入东南大学后，改为国立东南大学体育系），拥有中国最好的的师资力量和体育设施，学校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师担任体育教学。招收的学生既要有优秀的运动成绩，又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普通基础课均由学校文、理、法及教育学院的教授讲课，体育系与其他系同学一同上课，一同联考。体育系的教育宗旨就是在训练高水平运动员的同时，培养综合素质高、文术兼备、起到薪火相传作用的体育人才。张恒入校后，与后来成为著名一代体育教育家的王复旦、吴德懋、夏翔、吴徵、吴蕴瑞、徐镳等成了同学。在东南大学学习期间，他品学兼优，特别是田径成绩突出，如单杠、双杠、篮球、排球、足球等也颇有建树，颇得全校师生的喜爱和称赞。课余时间，他常和同学们比试力气，几个人合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同学们羡慕他的聪明才智，又敬佩他蛮健的体魄。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场）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田径优胜队。后排左3系张恒先生）

    富学识，精运动。张恒在国立东南大学求学期间，曾屡得八所大学联合运动会中400码（364米）880码（800.8米）等锦标赛第一名。1923年，全国预选赛大会举行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他曾创造2分7秒2刷新880码全国纪录，被选为国手。同年5月，代表国家赴日本大阪，出席第六届远东运动大会，其所参与的中国队获880码接力赛第三名。关于这一场比赛，回国后他在《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第十三期有如下记载：

    我今年侥幸做了中国出席远东运动会的运动代表。在未赴日本之先，我们早知道是要失败的。日人擅长跑，菲人擅短跑，谁都知道的。俗语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要有心人。’大会第一天的百码预赛，共取六人，日占其五。二百码亦如之。那时候我们无大惊失色！恐怕菲律宾人，也是预想不到的。结果，短跑日人完全占了优势。后来我又到他们的内地去参观，见其体育设备之完备，指导训练之认真，和国民强壮活泼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这种成绩，难道不是热心诚意提倡体育的功效吗？……我们从日本失败回国的时候，不是大家轰轰烈烈的在报纸上鼓吹体育吗？创巨痛深的发牢骚吗？何以好音终绝，怎样的善忘呀！我不相信我们中国人果真只有五分钟热度……诸位看看我们国内的体育事业，究竟有没有改进建设的地方？我记得当我回国的第六天，我就接到一位朋友由东京来的一封信，告诉我日本人如何如何的仍旧继续拼命练习，并且鼓励我，也要积极预备，为国争荣，为四万万同胞争一点民族上的面子。一方面，我当然感谢我朋友的好意；一方面，请大家想想日本人这种精神，多少雄壮！多少可敬可怕！我们中国人最可怕的就是只会唱高调，碰着事体失败了，躲在壁角里头叹叹冷气，从不肯卧薪尝胆，再接再厉的去图将来的补救……

    1924年5月，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举行于武昌，他代表江苏队参加，获得800米锦标赛第一名，400米第四名，并参加1600米替换赛跑（华东竟得第一名），4×200米接力赛第二名。

    诚运动家而兼爱国志士也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蔡元培说。

    “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1917年，24 岁的毛泽东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的文章如是说。

    对于以上说法，其前身为1902年由时任嘉兴知府刘毓森奉省令创办的嘉兴府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浙江省立第二中学（现嘉兴市第一中学）计宗型校长深以为然。他深深地认识到体育在中学教育中的重要性。浙江省立第二中学要办出特色，文化课以数学为根本，专业课以体育为强项。但要办好体育学科，首先要有体育教师，因此聘请名师成了计宗型校长学校工作的头等大事。终于有一个人进入了计宗型校长的视野，他就是刚刚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的张恒。

    1924年末，鉴于张恒在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取得的优异成绩，计宗型校长为了省立第二中学体育教育的创新，在他的诚恳邀请下，用重金（月薪高于一般语文、数学教员）聘请张恒来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张恒接收到聘书后，很果断地即任该校的体育主任。因为他知道，一所学校能够如此重视体育，能够把体育运动体现在各类人员的精神面貌上，体现在学生的学风上，这也是教育和管理最好的成果。学校自创办以来，仅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培养了范古农、褚辅成、钱玄同、朱希祖、张印通、沈雁冰(茅盾)、查良镛(金庸)、陆维钊以及他的同乡郁达夫等著名人士。这所具有精神力量和优良传统的学校，是值得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奉献自己力量的。时年，他在《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第十三期《体育与教育》一文中写道：

    体育究竟是什么？“体育”两个字，英文叫作Physical Education。我国译为体育，实很鞭辟近理。它的真正意义，是以生理学Physiology和组织学Histology为根据，讲究人身上一切器官的功能，并使其按进化的学说充分发达,成为形式美和精神美的一个人。

    体育在教育上的功效怎样？体育教育，是要锻炼或养成吾人天然优美的姿势、高尚良好的习惯和坚忍耐劳的能力，且使吾人随时随地有敏捷赴事的反应和从容不迫的适应环境……

    张恒主持浙江省立第二中学体育教育，在教学上进行了大的改革：一是改革教学内容，由传统的兵式操、器械操、游戏、国技改为现代体育徒手操、田径和球类运动；二是组织晨操，开展课外体育活动；三是建立球队、田径队，组织训练和比赛活动。经过他两年的努力，国立浙江第二中学在体育教学上亦创造了很大的影响力。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的中国公学也为了培养体育师资，张恒经母校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推荐，任职中国公学体育主任半载。旋奔走于革命工作，为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先遣军官兵俱乐部主任。该先遣军由时任总司令李明扬（爱国民主人士）领导，但实际具体工作由时任连指导员文绍珍（中共党员）负责。张恒在俱乐部的主要工作是加强官兵的体能训练。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是年8月，张恒承友人介绍，赴厦门大学之聘，任体育主任指导。他在《一九二七年本校各科足球篮球锦标比赛给奖典礼致辞》中说到：

    来此以后，观察校内各方面的情形，及个人责任的关系，觉得有提倡体育的必要，但提倡一件事，必须有计划、方法和步骤，纔可进行。提倡厦门大学的体育，当然要从全校同学普及体育上着手。所以我不怕唱独角戏的困难，毅然发起本校各科足球篮球的比赛。比赛的目的，概括讲起来，可分作四种：（1）唤起全校同学对于体育上的注意。（2）提高运动的标准。（3）促进各科同学间的友谊。（4）培植同学共同奋斗的精神。……我们青年做事，当有很坚定的毅力，事事当抱乐观，不可持冷静的态度，尤其在现在革命旗帜下的青年，当思如何奋发，如何自强，更须知我们做事，在积极的方面看，当与他人比较，在消极的方面看，不妨与自己比较，只要今日的我与昨日的我比较有进步就好了……

    致力于中国体育的发展壮大

    1928年4月，浙江高等学校改称“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简称浙江大学)。同年7月1日，在校名前加“国立”两字，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著名教育家蒋梦麟时任校长。浙江大学公共体育历史悠久，自1897年求是书院创建时就开设有必修课体操，1928年体育学门就已是国立浙江大学本科所设十个学门之一。他始终重视近代中国体育教育的发展，他认为“把体育和美育结合起来，让它们齐头并进，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真谛。”从这个角度来看，把体育和美育当作一种“素质教育”是国立浙江大学的一次改革。

    为了提高浙大的学术质量，蒋梦麟采用各种方法，重视师资选用，当获悉厦门大学体育主任张恒是浙江富阳籍人氏，爱慕张恒其才，遂写信给他，指出：“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希望他同意受聘为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体育主任。

    由于蒋梦麟身兼“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副董事长，又得到蔡元培、胡适等人帮助，获得基金的经费支持，因此能够推行薪金较高的教授专任制，令教授们不需要校外兼课，可以安下心来做学问。

    张恒对浙江这块故土有深深的眷念之情，非常关心浙江体育发展，1928年夏，他赴任国立浙江大学。他曾在《就职演辞》中说到：“健全的体格”是大学教育的目标，是造就“公忠坚毅、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人才所不可缺少的四项条件之一，其体育主张对浙江大学校园体育的发展会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他在担任体育教学期间，其教态认真，重点突出，示范准确，言传身教，深受学生的爱戴和欢迎，他重视品德教育，培养学生公正诚实，奋斗进取，团队合作，比学赶帮。

（旧时国立浙江大学校门)

    1930年8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是年冬，国难当头，强邻压境，国势的阽危已岌，而国民的精神体魄，又复萎靡孱弱，不知振作，为提倡体育，以谋解决救国强种的根本问题，合理指示训练的方法，使我们同志者免得走入歧途，亦为延续民族生命之要素。在这样的背景下，1931年初，张恒赴任刚成立的江苏省立镇江公共体育场，聘为指导部主任一职，并兼任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科讲师。责重事繁，非请学博识宏及深精各项运动者，不克应斯重寄，爰商恳担任。张恒为人爽直，平日公余，常手执一卷，寒暑不缀，于中外运动书籍，浏览研究，不遗余力。对于田径赛一门，尤具心得。且当谓强国必先强身，故以此相劝勉于同辈。如君者，诚运动家而兼爱国志士也。

（张恒著作《田径赛训练法》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