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头竹纸手录示余，即此诗也。偶检旧箧得之记数语以示子孙。”“子余口占一绝”、“手录示余”足以证明周嵩尧在场，耳闻目睹是事实。
周嵩尧在北京近四年间，周恩来曾几次将周嵩尧请到西花厅来，向他请教一些历史问题，如清末民初政府各级机构建制、各级官吏工资之安排等，周嵩尧一一予以解答，他为自己能老有所为而感到无限欣慰。周恩来十二岁就离开了淮安，搞不清周家亲属的情况，他就让秘书何谦给周嵩尧写信，请他介绍一下周家的各方亲属。周嵩尧很快回信，并附了周家亲属情况。周嵩尧在写完这封信后还不放心，又特意详详细细写了一份附件，附件全文共3000多字，是周嵩尧用毛笔工整地书写而成。这是一份有关周恩来亲属最为全面和具体的"图谱"，也是研究周恩来家世的一份珍贵资料。
抗美援朝期间，周嵩尧曾想将自己收藏几十年、传世二百余年的清初王云的一本山水画册捐献给国家，期望变卖后买飞机、火炮以打击侵略者，后因当时尚无文物商店，此举未获成功，但却表现了周嵩尧的一腔爱国情怀。1953年临终前，他将自己收藏观赏一生的20多件老古董赠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留言将这批古文物全部赠给故宫博物院。后由故宫博物院移交给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八叔同八婶的苦处已算受尽”
周贻奎和周恩来父亲周劭纲为同胞弟兄，周恩来称贻奎为八叔。周恩来从一出世就和八叔周贻奎和八婶母生活在一个大宅院里，后来随嗣母陈氏到了宝应、清江浦等地。
1907年周恩来的两个母亲相继去世，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驸马巷同八叔、八婶一起生活。周贻奎与夫人杨氏带着儿子恩硕、侄儿恩来、恩溥、恩寿一家六口，生活十分艰难。有时四兄长周贻赓从外地寄点钱回来，有时杨氏和周恩来一起跑当铺典当衣物，将房子押给人家，以维持那半饥半饱的生活。
1918年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的日记中写道：
“这几年来八叔同八婶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别的地方去要。”
疾病和饥饿逼得八叔年仅41岁就离开了人世，八婶顽强地度过了将近一生的灾难生活，古稀之年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勤之一字岂可忽而视之”
1908年秋冬之交，周恩来领着两个弟弟重新回到淮安那个破败的老家。在老家里，大多数男人都外出谋生，只剩下残疾的八叔贻奎和八婶杨氏以及幼子恩硕三人。此时突然变成了六口之家，只能由八婶杨氏领头支撑着，十岁的恩来成了家里唯一一个“要紧的男子”了。
生活极其艰难，周家没有土地，只有住房，有时还要抵押部分出去，有时四伯父（周贻赓）寄些钱回来，但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借贷无门时，就只能把母亲的遗物拿到当铺去典当。生活的担子，沉重得几乎不是童年周恩来所能承受得了的。但他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并承担。从小经历的艰难生活磨炼了同他的年龄似乎很不相称的那种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对封建家庭和习俗的强烈憎恨。
周恩来正是在家庭衰败，备受人情冷漠的困境中，得到了龚荫荪新思潮的传播，而使他萌生了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新思想。1909年秋天，龚家被抄家封门，少年周恩来在故乡失去最后一个“乐园”。
回顾周恩来的童年，思想是痛苦的，生活是艰苦的，学习是刻苦的。
1910年春天，周恩来的三伯父周贻谦受四弟周贻赓的委托，将大鸾引领到东北。东北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民族存亡匹夫有责，他一边读书，一边关心时事。从高老师处借到邹容的《革命军》看。邹容在《革命军》中疾呼：“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革命者，除奴隶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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