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向张学良表明了共产党的态度；从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最高利益来考虑问题，在蒋同意联共抗日的前提下释放他，对于推动全国抗日是有利的。因此要保证蒋的安全。当然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方面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样，利用蒋、何的矛盾逼蒋抗日，借助蒋的地位压服南京实现和平。
翌日上午，周恩来又拜会了杨虎城，交流了他与张学良商谈的情况和中共和平解决方针。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根本利益为重，不仅使张学良、杨虎城折服，也推动了西安群众接受和平方针。西安的和平方针又有力地支持了南京政府内主和派的斗争，迫使主战派头子何应钦派宋子文、宋美龄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到西安谈判。12月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龄飞到西安后，即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谈判。周恩来代表张、杨和中共"三位一体"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同意以此作为基础，谈判相当顺利。蒋介石虽不参加谈判，但以"领袖人格"担保实现诺言。
12月24日，周恩来将谈判结果电告中共中央。当晚，周恩来在张学良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据周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作了三点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但张学良至最后对这些都三缄其口，不愿说出详情，只说"周恩来见蒋介石是我领他去见的。"
谈判虽然有了结果，但西安方面和宋氏姐妹在何时放蒋及撤军问题上仍有分歧。张学良有意亲自送蒋。周恩来认为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亲送则大可不必。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在25日下午3时，既未同杨虎城商量，也没同周恩来通气，独自决定立即放蒋并亲自陪蒋飞回南京。等到周恩来接到报告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腾空而起。
对于张学良亲自陪蒋回宁，周恩来虽然扼腕叹惜，但已不可追回。事过13年，及至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时，周恩来曾深情对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姓张的朋友（当然是指张学良，笔者注），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幽囚岁月——心心相印，一往情深
张学良亲自陪蒋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未演过的好戏，不想蒋却食言而肥，反将张软禁终身。张学良从此失去自由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幽囚岁月里，张学良曾避开戒备森严的看守特务亲笔给周恩来写过两封密信。悠悠岁月中，周恩来也一直惦记着囚禁中的张学良。
1937年1月10日，周恩来曾有一信致张学良，信中写道："汉卿先生，自兄伴送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
同年2月17日，囚禁于奉化溪口的张学良背着戒备森严的看守给周恩来写了第一封密信，交东北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带给周恩来。信的全文如下："恩来兄：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如有密便，盼有教我。"1946年1月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说："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这时整个会议厅异常沉寂。这番话使在座的一帮国民党军政要员们一个个闭目阖眼，满脸羞愧。
同年4月19日，被囚禁于贵州桐梓的张学良又给周恩来写了第二封密信："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一。弟良四月十九日。" 他衷心祝愿周恩来在国共和谈中"再作红娘"、"早成佳果"。张学良后来说过，他的一生，他的祖国，几乎被日本给毁了。张学良所以要发动西安事变，根本目的就是要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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