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谋主  同舟共济

      张学良于1936年１２月１２日实行"兵谏"，扣押了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及部分官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日，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求计问策。同日，周恩来与毛泽东连续三次致电张学良，帮助出谋划策，并告知"恩来拟到兄处协商大计。"12月17日,周恩来由张学良专机接到西安，安排在张公馆东楼上。晚宴后，两人立即进行了彻夜会谈。张学良首先介绍了事变后的主要情况和国内外的反应。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蒋介石被扣后，起先拒绝商谈一切问题，现在已允许谈抗日问题了。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在会谈中赞扬张、杨发动事变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学良对蒋的方针，并且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及西安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提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但是这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而是采取武装要求的形式。"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且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他的广大官兵的抗日思想，日渐增长，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接着，周恩来又分析了西安事变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周恩来还从谋略上提醒张学良：要保证蒋的安全，但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既要利用蒋、何的矛盾逼蒋抗日，又要利用蒋的力量压服南京主战派，以实现和平。同时，周恩来指出西安的"三位一体"将是逼蒋抗日和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害得失，紧紧抓住张学良的心。张学良虽然也想和平解决，但仅仅是个笼统的想法，远没有周恩来考虑的那样深刻周详、完满可行。通过交谈，张学良对事变的前途看得更清楚了，对逼蒋抗日更坚定，这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就这样他们一直谈到深夜。直至20多年后，被幽禁在台湾张学良还深情回忆道："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依然肯定周恩来是他的主心骨。

　　含泪抱憾  仰天长叹

      自从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持续几天，周又分别会见杨虎城、两军高级将领、中下士军官、中共地下党员、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同志、新闻媒体的朋友、在西安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贝特兰，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并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对持不同意见的朋友，耐心开导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23日以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进行了三轮四方谈判，周恩来首先谈了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张、杨表示同意，并主张以此作为和平解决事变的谈判基础，24日经张学良安排引见，周恩来分别与宋美龄、蒋介石进行谈话，迫使蒋当即作了三点口头承诺：一、今后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从而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接着出现了放蒋与扣蒋的严重分歧。宋子文坚决要求西安方面信任他，表示他愿意负责去进行谈判商定的各项内容，要求让蒋介石、宋美龄在25日离开西安回南京。宋美龄也要求在圣诞节离开，"取个吉利"。张学良表示同意，并愿亲自送蒋走。周恩来同意这些条件，只是认为走以前还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并不赞成蒋在25日就走，更不赞成张学良亲自送宁。周对张学良说："政治是钢铁般无情。蒋介石历来不允许文人反对他，也决不允许武人反对他，邓演达被暗杀就是一个证明。"而张学良认为："这次事变对蒋介石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走他，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和他共事，所以现在不能再为难他，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张学良还担心设计委员会的高崇民等人生出事端，闹出乱子，不好收拾。于25日下午3时多，突然秘密地陪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当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得知后迅速报告正在开会的周恩来，周大为惊愕，立即和孙乘车赶往机场，想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去南京，可是为时已晚，飞机已腾空而起。周恩来眼望苍天，噙着热泪，反复地说："张副司令，张副司令……"久久伫立，仰天长叹道："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