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赞同周恩来的看法，他说："周先生讲的极是，但对于蒋介石我本人和你们有不同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请周先生亲自谈一谈。"周恩来点了点头："这很好嘛，多接触多谈，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很愿意听听张先生的意见。"张学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现在实际上还统治着中国，如果搞'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实际困难。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可以提'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
周恩来笑了笑，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十分希望的。可是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一谈。"张学良说："蒋介石是有抗日思想和打算的。据我这两年观察，蒋介石确实有抗日的可能。蒋介石目前处在岐路上，他错在
'攘外必先安内'，把这错误国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到这点不容易，要做艰苦的工作。你们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延安会谈，虽然张学良与周恩来接触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夜，但对张学良来说，却一生难忘。直到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者采访了时，他仍直言不讳"我和周恩来一见如故"。1991年对"美国之音"记者也说："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俩见面感情极好。"
西安事变——肝胆相照，情定一生
如果说延安会谈使张学良与周恩来一见如故，那么西安事变则使张、周二人情定一生。
事变发生后，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一行十余人从保安出发，骑马风雪兼程170多华里，赶到延安机场，坐上张学良派来的专机，于17日晚行色匆匆赶到西安。
一到西安，周恩来席不暇暖，立即同张学良彻夜长谈。张学良详细向周恩来介绍了事变六天来局势的变化及各方面的反应。首先是西安告急，何应钦下令讨伐。由于十七路军师长冯钦哉叛杨投蒋，潼关不攻自破，中央军直下华阴、渭南，并大肆轰炸。同时，各地反应亦不尽如人意：各实力派因真相不明或局势不稳而多不表态，只有远在广西的桂系表示支持，山西阎锡山竟一反常态来电诘问，使西安失去一方屏障。其次是南京的动向。南京政府对西安提出的抗日救国八大主张并不关切，而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救蒋的问题，经过端纳的斡旋，救蒋出险；而何庆钦等则在日本支持下，主张武力解决，打着救蒋的旗号，企图炸死蒋介石取蒋而代之。另外，蒋介石的态度，先是拒绝商谈一切问题，经过端纳的斡旋，蒋的态度已由强硬变得和缓，有答应抗日的意向。17日上午写了停战手令，要何应钦在20日前停止轰炸，企图以何的讨伐迫使张、杨早日放他。张学良对周恩来说，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
周恩来意识到，西安的局势比原来在保安所估计的情况更为复杂，其中应付来自南京方面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和明确对蒋介石的处置方案，是刻不容缓的。在军事方面，为了稳定局势，周恩来与张学良当即商定：东北军、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主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必要时侧击甘肃的胡宗南以及支援关中。红军加入西北抗日联军。这样，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形成了东北军、十七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巩固了西安的地位。
周恩来指出，事变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形成举国一致的抗日局面；一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但这样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制造有利条件。我们应该争取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也就是要采取说服蒋介石的方针，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同意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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