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名卓越的图书馆学家。作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李大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建设和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李大钊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深厚渊源。“北大是黑暗中之灯塔。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从1917年底入职北大直至1927年4月被军阀杀害，李大钊生命的最后10年与北大紧密相连。入职北大的最初5年，从1918年1月至1922年12月，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受聘为教授）。

　　李大钊非常重视图书馆的作用，他认为图书馆是“教育的机关”，要想教育发展，就要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在任期间，李大钊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全方位整顿和改革。1920年8月，《申报》发文称：“北京大学自蔡孑民任校长以来，特任李大钊氏为图书馆长。李氏本为社会学专家，对于增进文化事业，昕夕筹思，不遗余力，接办之后，即从整理着手，凡编制目录、改良收藏及陈列诸事，无不积极进行。”

　　李大钊进入北大工作之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之际。入职北大，使李大钊与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前沿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朝夕相处，共同研讨，思想迅速发展，而对北大图书馆的改革，又使他得以充分利用图书资源和信息优势，快速了解和追踪世界先进思潮，为其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北大红楼那间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撰写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发起成立中国最早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专门收藏马列文献的藏书室“亢慕义斋”，建立北京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这间图书馆主任室成为其工作和从事革命事业的双重阵地。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完成了其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型，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播火者。

　　现代图书馆理念与改革实践。在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将现代图书馆理念运用于改革实践，使北大图书馆完成了从旧式藏书楼向新式现代化图书馆的转型。

　　李大钊认为，现代图书馆与古代藏书楼有本质区别。古代藏书楼是藏书的地方，“重藏轻用”，但现代图书馆应该是“研究室”，是“教育机关”。为实现图书馆传递知识的功能，应当充实馆藏，增加与教学科研相关的图书，为师生提供完备的文献资源保障。

　　李大钊将这一理论付诸北大图书馆的馆藏改革实践。在建设馆藏方面，李大钊采取“兼容互需”方针，引进大批国内外书刊。除图书馆自购图书外，还通过征求、捐献、交换等方式收集扩充书刊。他还以身作则，多次捐赠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资料。为扩展西文馆藏渠道，李大钊通过多种途径与美国多家机构和大学建立书刊交换机制。1923年，北大图书馆藏书达184008册；其中中文书140000余册，西文书26356册，日文书2480册，杂志15170册，订阅杂志近600种，中外报纸40种。藏书量居当时国内大学图书馆首位，全国图书馆第三位。

　　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时，国内鲜有图书馆方面的专业教育和培训，更缺少规范化的业务方法和技术。李大钊任职后，即着手国际化和规范化改革。上任不久，就亲率工作人员到具有一定西式图书馆管理水平的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观，学习其先进管理方法。经过两年多的管理实践并参照国内外的管理经验，1920年，李大钊亲自拟定了《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这是北大图书馆的第一个业务工作章程，对北大图书馆业务工作建设具有奠基性作用。在任期间，他倡导成立了准图书馆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完成了图书馆运行体系的基本架构：包括建立健全图书馆规章制度、建立目录体系、资源共享机制、人力资源体系经费、投入保障机制等，这些改革使北大图书馆顺利完成了向现代大学图书馆的过渡。

　　北大图书馆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摇篮。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与北大图书馆实现了“双向成就”，不仅个人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型，也把北大图书馆变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共早期组织的孵化地。

　　在担任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一系列论著，完成了思想转型。李大钊也把北大图书馆变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订购的国内外进步刊物有《新青年》《劳动者》《先驱》及Soviet Russia、TheNewRussia、Communist等10余种，有关马克思主义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40余种。他还通过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等课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大学讲堂。

　　在李大钊影响下，一批先进青年聚集在其周围，北大图书馆也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共早期组织的孵化地。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为德文“Kommunis-mus”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就是李大钊主持建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图书室，斋中的很多图书，都是由北大图书馆转来或者代购的。1922年，图书室的马列藏书已达到数百种，包括德、英、日、俄、汉等各种版本。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的时候提到：“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亢慕义斋所藏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北大图书馆现存的8本盖有“亢慕义斋图书”的德文共产主义文献，是今天红色文化教育的重要资源。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图书馆主任室，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称“共产党小组”，年底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这是北京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的19位成员中，有16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李大钊图书馆思想的当代传承与启示。作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作为北大图书馆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直至今日，李大钊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仍具现实启示意义。

　　李大钊是践行职业精神和使命担当的楷模。李大钊被捕后，在其《狱中自述》的最后一段写道：“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李大钊一生爱读书，爱藏书，热爱图书馆事业，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嘱托要保存藏书，“以利文化”，这是文化人的信仰、追求和担当，也是图书馆人的操守。

　　李大钊是关注教育平等的先驱。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明确主张教育平等：“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撰文指出：“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工人休息时间的阅览。”其后他又主张“多办市立的图书馆，通俗的尤其要紧。图书馆宜一律公开不收费。”1920年4月，《北京大学日刊》发布“募捐启事”，号召通过募捐“使人人均有读书之机会，领受一点新知识、新学说”。主张教育大众化，实现教育平等，在把“全面阅读”作为国家战略的今天，李大钊的这一思想对当代图书馆建设仍具现实影响。

　　李大钊是跨领域融合的典范。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将个人的革命理想、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赋予了北大图书馆鲜明的“红色”基因，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图书馆+”、“互联网+”成为新常态，提倡打造高品质文化空间的今天，他的思想和实践仍然为当代文化事业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