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天津传播革命思想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表演讲。他“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的激情，对天津青年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917年6月，应天津青年组织爱国讲演会之邀，李大钊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作了题为《大亚细亚主义》的讲演。当时，听众拥挤异常，楼上楼下都无插足之余地。李大钊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英美各国企图分割亚洲各国领土，以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向亚洲落后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以压榨各国人民的利益。因此，亚洲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他斥责“日本不应该和袁世凯私订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约，压迫我们中国。这是对亚洲国家的自相残害，是分裂自己的力量，正中欧美各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毒计，对亚洲各国团结御侮是不利的”。听众听了这一番话，掌声雷动。

　　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接受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邀请，在维斯理堂对天津青年作了公开演讲，内容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同时，也谈到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告诫青年们“必须坚持到底，一要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和密约，二要实行民族独立自决，三要打倒卖国贼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人”。讲演结束后，李大钊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觉悟社，与觉悟社社员进行座谈。李大钊对觉悟社男女同学合作、打破封建隔阂组成团体非常赞许；对觉悟社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表示赞成，并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指导，建议大家认真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和社会问题，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李大钊还向社员们讲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社员们受到很大启发。据邓颖超后来回忆，李大钊非常朴实，演讲的时候很有鼓动性和号召力，大伙儿感觉特别亲切。谌小岑也说，“他身上没有半点骄矜之气，讲话时总是用勉励的词句”，我们“也就是通过他，同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了关系”。

　　1923年12月23日，李大钊在天津学术演讲会以《历史与人生观》为题作了演讲，用唯物史观引导党、团员和其他先进分子正确地观察历史，积极地看待人生，为争取光明的前途而努力奋进。12月30日，李大钊又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首次校庆会上发表演说，题为《十八年之回顾》，勉励全体师生“不要踌躇，一往直前”“为整顿我们的国家，恢复我们的国家而齐心努力”。

　　1926年3月14日，在天津群众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演说会上，李大钊又发表了演说，宣传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及其倡导的国民革命的主张。在会上讲演的还有谭平山、于树德、于方舟等人。

　　综上可以看出，李大钊对天津进步青年和知识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入的。在李大钊的周围，已经逐渐团结起一批进步的知识青年，他们都成为后来天津革命运动中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