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延安各界代表齐聚在中央大礼堂。会场里沉静而肃穆，正中央位置高悬着一幅黑白画像，画像里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向白求恩开辟的道路，勇往直前……”此时会场传来悲壮激昂的旋律，这首《白求恩纪念歌》是延安著名作曲家郑律成和词作者朱子奇，在听闻白求恩逝世的消息后共同创作的悼念曲。一个月前，深入晋察冀前线救治伤员的白求恩因挽救一名战士的生命不幸牺牲。为了纪念他，党中央举行隆重悼念仪式，毛泽东在12月21日发表《学习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白求恩崇高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后来，在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文章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并改名为《纪念白求恩》，与《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并称“老三篇”。自此，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户晓、白求恩的精神代代相传。

    笃定信仰，就坚定走下去。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一个基督教家庭，他和祖父一样走上了医学道路，30多岁便已成为北美著名胸外科医生。他拥有医学界众多的头衔，完全可以过上体面而富足的生活。但是，当他看透资本主义制度丑恶本质的时候，他宁肯走出豪华的公寓，到工人的生活区里，接受“同志”的称号。在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探寻中，白求恩更加深入社会实践，寻找人生的目标和价值。他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共产党，感到是找到了生命的归属感。他对妻子弗朗西斯说：“我现在的人生轨迹看似有些离经叛道，但只要我认定它，就会坚定地走下去。”他从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红军在长征》等书籍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英勇事迹，加之他的苏联考察之行，让他坚定了“一定要到中国去，一定要到延安去”的信念。1937年白求恩在申请前往中国时专门向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白求恩对于信仰、对于信念的追求铸就了他不同寻常的一生。

    不愿做一个特殊的人。党中央、毛泽东对白求恩在前线的生活十分关心，在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一封电报中指示：“请每月付白求恩大夫一百元。”白求恩在接到转来的电报后，十分感动，却谢绝每月百元津贴。他还对动员他收下这笔钱的聂荣臻说：“普通战士每月一元钱，我不过是卫生顾问，也应该减到一般战士每月所得的一元钱。”“我从延安来，我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津贴都很少，八路军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的菜金，我愿过中国革命队伍普通一兵的生活。我是来支援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我不应该有任何特殊，我要穿好、吃好就在加拿大不来了。”在白求恩的坚持下，这笔钱最终成为伤员的特别费，这样的解决方案白求恩很是高兴。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和他们一起工作。对于他们，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一套或想一套。他们的共产主义是又简单，又深刻，像膝关节颤动一样的反射动作，像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像心脏跳动一样完全出于自动。

    热忱负责，精益求精。白求恩始终认为，一个医生的责任，就是抢救伤病员的生命，减少他们的痛苦，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对那些因伤残而不能重返前线的伤员，也要设法使他们残而不废，尽量有参加一定劳动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他要求医务人员把伤员当作自己的亲人，看作是自己的兄弟、父亲，倍加关怀爱护，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叫他们受痛苦。在救治一个10处穿孔、严重腹腔积液的伤员时，白求恩被深深震撼：多么英勇的同志呀！简直不可想象，他竟然坚持了那么激烈的战斗，而且取得了胜利。这就是我们的同志，他生命的力量，绝不是医学科学所能解释的。白求恩把自己当成一挺机关枪使用，只要有战斗，他决不停歇。在工作中，他严谨细致、极端负责。在他看来，工作中的混乱是不可原谅的，马虎大意是不能接受的，相互推诿是不能容忍的，对待伤病员的任何怠慢和不负责任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他的话让很多身边的同志铭记一辈子。

    永远的同志。白求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里，毛泽东亲自任命他为八路军的卫生顾问，他感到这个称号比什么都崇高。他感激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一个掌握了技术的人也不一定称得起八路军的军医，我们的军医还得具备一个重要条件，成为马克思说过的那种人民的公仆。”这是白求恩对红色军医的定位，他是这样认为的，也是真正这样践行的。弥留之际，他在给聂荣臻的信中写道：告诉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最幸福的时日。我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再做更多的贡献。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因抢救伤员时感染，经抢救无效病逝于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延安的报纸，用头号大字，登载了白求恩逝世的沉痛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唁电，写道：“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华参战，在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服务两年，其牺牲精神，其工作热忱，其责任心，均称模范。”诚如此，白求恩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在晋察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