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决定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欣然接受，我认为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在老家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我大概14岁开始织布。我记得那时我的个儿小，织布的坐机板高，脚够不着，家里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凳子。

    17岁时，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名叫王锡田，他说我很灵巧，让我学木匠。我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我当工人15年，包括做班组长、施工队长、突击队长，都是不脱产的。在基层企业做领导8年，包括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党委书记等等。在局级岗位干了8年，包括任副局长、局长、建委副主任、北京基建指挥部总指挥、市总工会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在部一级即天津直辖市干了8年，大概是100个月。在中央工作了13年。加起来，我总共从事各级领导工作37年。

    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普通的木匠，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么长时间，能被提拔到这么高的职位，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有人说这是空前的，即使不会绝后，起码也是少有的。我常想，过去在像我这样职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我是跨三届的政治局常委，两届政协主席。政协主席，我算第六任。

    大家知道，第一任是毛主席，第二任是周总理，第三任是小平同志，第四任是邓大姐，第五任是李先念同志。许多革命前辈出生入死、战功显赫，建国以后或默默无闻，或职位不高，当将军、当部长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每当想到这些，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唯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给党和国家的工作、给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

    我没读过几天书。大家看我的简历，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哪年中学，哪年大学，哪个国家留学。说我是上了6年小学，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要干很多农活，那6年学也是断断续续。

    我们老家过去吃粮分五等：一等是白面，二等是亚麦，三等是玉米，四等是高粱(高粱又以白高粱为好、红高粱次之)，五等是粮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加麸皮或糠。我们家经常吃的是第五等。

    我有个二大娘，老两口没有孩子，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强一点，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放在火盆上烤烤吃。我对她非常感激，参加工作后，每年都要给她一些钱，直到老太太去世。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能想方设法借来看。

    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楂子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卖一套书，书的名字叫《巧合奇缘》。我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楂子的钱买了这套书，很高兴地回家了。

    到家之后，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母亲非常生气，说过年没有油条，怎么包饺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脚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还是把我找回去了，她拉着我的手，掉着眼泪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5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没有赶上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在中央党校呆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与我比较熟，就经常让冯文彬同志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顾不过来。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让我上党校学习。

    我对耀邦同志说，你在中科院挨批时有一个“五子登科”，其中两个“子”(房子和炉子)与我有关。这次我什么都给你管，如果你再挨批，又得给你捎上。我当时是局级干部，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个特例，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测，我那时的领导赵鹏飞同志还以为我要高升了，其实他不知道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

    我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课程，我的文化知识、建筑专业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的。由于学习底子太差，我几十年来一直在补课，有时简直是“恶补”。我一生为学习所付出的艰辛，在学习中所碰到的困难，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

    我很早就当了劳模。劳模是什么概念？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吃苦多、吃亏多、奉献多。多干、吃亏几乎成了劳模的缩影。我至今还记得张百发同志当时作报告讲的一句话，叫“学吃亏，会吃亏，经常吃亏不皱眉”。

    我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突击队长，不脱产，还得多干活，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那时的工棚是通铺，你要在工棚里点灯看书，别人就没法睡觉。夏天比较好办，冬天只好穿上棉袄、大头鞋，戴上口罩，到路灯底下去学习。

    算计时间，节省时间，合理利用时间，成了我一生的习惯。对我来说，从来没有无用的时间，包括零碎时间。每次睡觉以前，我总是要想一个题目，总怕早睡着了。碰到大的难的问题，不是趴在桌上想，而是躺在床上想。

    我的若干篇讲话、文章的提纲，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的。我这一生为学习吃的苦实在太多，我确实很累，需要休息，需要轻轻松松地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

    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 ，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

    1989年后，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我对李鹏同志、杨尚昆同志说，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

    到中央后，前3年分工宣传思想工作，后10年分工统战政协工作。两段工作，我都是边干边学。干得如何？只能由中央、由社会各界去评论。我自己只能说尽了心，尽了力，没有懈怠，没有大意。

    对选平同志在这次会上的总结报告，大家反映很好，认为九届政协工作很有成绩，也有不足。要我说，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足不管大小都和我有关。

    13年工作当中，我发表了一些讲话、文章。像任何事物一样，对我的这些讲话、文章，看法也不会完全一致。

    文章是思想认识的载体。客观事物在不断变化，人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认识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文章自然也不例外。我的这些文章、讲话，不管好坏对错，都留在那里，都留给历史，表扬也好，批评也罢，都由不得我自己。

    但有一点我感到欣慰，我的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从工作出发的，都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都是本人亲自动手的。

    10年统战政协工作，我同各方面领导相处是好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与全国政协八、九两届各位副主席之间，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以及有关人民团体领导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关系融洽。我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近，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远；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亲，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疏。

    我是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同其他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是个直率人，讲话直来直去，不习惯当面说人的好话，也不喜欢背后说人的坏话，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可以说是个优点，也可以说是个毛病。直来直去，不分场合，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有时候让人家难以接受，下不了台。

    今天，我借这个机会郑重表示，向所有由于我的工作不周或言语不当而带来不快或者不便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歉意，请求你们给予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