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一曲悠扬的歌谣，把铁道游击队的生活刻画得如此美丽。但当年的铁道游击队第四任政委赵明伟告诉记者：“土琵琶根本就没有。”不过，威慑伪军和伪政权人员的“生死簿”，真的有。

　　尽管没弹过土琵琶，也远离了激扬青春的微山湖，但当年“飞虎队”的传奇故事，依然在赵明伟的心中，时时激荡。这位今年90岁的老战士，并不安于闲适，而是经常到各中小学去，给孩子们讲讲当年扒火车的故事。

　　护送首长通过敌占区

　　1942年6月，鲁南军区政治部指派赵明伟到鲁南独立支队政治处任特派员（即保卫股长）。“组织上要求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铁道游击队护送干部、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方面。”赵明伟回忆。

　　“铁道游击队护送干部的任务很重。”赵明伟回忆，“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肖华、陈光等高级领导干部，我都护送过。”

　　赵明伟说，他们护送的路段有50多公里，要穿越日伪军占领的津浦铁路、临枣铁路等。“这些干部先到江苏，再从江苏到山东军区，山东军区主力部队送到鲁南，我们铁道游击队接着护送通过敌占区。”

　　赵明伟回忆：“陈毅路过时，王志胜副大队长提了酒、烟送给伪军。那种烟很高级，我们都舍不得抽。可惜，牌子记不住了。”

　　“高粱酒和高级香烟送去后，王副大队长跟伪军讲：‘我们有客人要路过，希望你们帮忙。”赵明伟回忆:因为我们送了礼，再加上平时注意做伪军的工作，他们很配合，把碉堡的吊桥放下来，陈毅就过去了。

    “生死薄”威慑伪保长

　　1943年秋，赵明伟成功审查出一名打进铁道游击队的日本特务，并将他锄掉。

　　从1943年11月至1944年10月，赵明伟担任铁道游击队政委。“我是第四任政委，干了一年左右。”赵明伟说。

　　对伪军既斗争又拉拢，是铁道游击队的一个鲜明特点。赵明伟在伪军、伪政权人员中开展“黑红点”活动——谁帮共产党、八路军做好事，就在谁的名字下记上一个红点，谁干坏事就记上黑点，到一定时候算总账，群众称之为“生死簿”。

　　“有一次，铁道游击队抓了几个伪乡保长，副大队长王志胜拿起几张纸片在空中一扬：‘你们的罪行都记在上面啦！’那几个伪乡保长顿时像泥一样瘫了下去，个个捶胸顿足地表示，只要放他们一条生路，愿意将功赎罪。”

　　“生死簿”使得不少伪军“身在曹营心在汉”，同铁道游击队建立了秘密关系。“没有伪军的暗中相助，中央首长过铁路就不会那么顺利。”

　　“为了与伪军搞好关系，我们还做伪军的家属工作、特务的家属工作以及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家属工作。”赵明伟说，这些人也同样点“黑红点”。

    敌人眼皮下周旋巧脱险

　　赵明伟有过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1944年春，政委赵明伟和警卫员的活动被敌人盯上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跑的，一跑，敌人肯定认为你是铁道队，肯定追，肯定没命。”危急关头，赵明伟把枪放在衣袖里，不慌不忙地直接向鬼子走去。当时，迎面敌军有四个，三个日军和一名翻译。鬼子骑马过来，问赵明伟：“你的什么地干活？”

　　赵明伟说：“我的买卖地干活。”他又随机应变地回答：“太君你们的辛苦是大大的，回头到我的小店‘米西米西的’。”敌人看见赵明伟十足一副生意人的

　　样子，就转而向他打听：“你们那个村，铁道队的有没有？”赵明伟说没有。鬼子相信了他，喊了一声：“开路！”

　　同年秋，赵明伟带着警卫员去找伪保长，并从伪保长口里得知敌人已经对他们形成了包围圈。

　　“当时我们所处的位置，东面被日本兵堵住，西面和北面又有汉奸集结，如果从东面突围势必和日军硬碰硬。”经过慎重思虑，赵明伟决定选择敌方兵力不足的西北方向突围。为迷惑敌人，赵明伟和铁道游击队队员们脱下军服，换上便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