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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１年９月１７日，我父亲专程到上海虹桥公墓祭扫李白烈士墓。抗战爆发后，李白奉命转入上海等地建立秘密电台，获取了敌人许多重要军政情报，几次遭敌人逮捕，受尽酷刑，终不屈服。解放前夕，李白被蒋介石下令杀害，当时才３９岁。我父亲根据李白的生平事迹，组织黄钢同志创作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题材的一部经典作品。
那时，有些同志是很苦的，值得敬佩与同情。譬如董健吾，他在上海抚养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不幸，后来毛岸龙病故了。宋庆龄给中共中央的信件是他送的，斯诺访问延安，也是董健吾带着去的，他还联络斯诺采访了张学良。解放后，董健吾没有正式工作，生活困难，因受潘汉年案牵连，曾被关押过。斯诺在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６５年初、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先后几次来中国，都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１９７０年来我国访问时，斯诺提出来要见见他写的《西行漫记》中的王牧师（即董健吾）。毛主席就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上海。此时的董健吾就躺在一家普通的医院，病得很重。后来在统战部门的关心下转到一家医疗条件较好的医院，但没有等到斯诺去看他，董健吾就去世了，很可惜。
后来，父亲还想到上海再做一些工作，整理一些资料。不想，１９６２年２月９日，他就突然去世了。
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０日，新华社播发了李克农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的消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陈毅、李先念等向李克农同志遗体沉痛告别。李克农的一生，留给后人丰富的精神财富。
李伦：１９３９年底，我刚刚１２岁，因在国民党统治区无法上学，父亲就分配我当勤务兵，要求我和其他公务人员同吃同住。平时的任务是打水、扫地、倒痰盂，后来又到电台当报务员。那时我年龄小，值夜班时还打瞌睡呢，没少挨批评。
１９４１年，我们全家人，经过１０多年的分别，终于第一次在延安团聚。
我父亲和毛主席的关系也很密切。毛主席在江西苏区被排挤的时候，显得孤零，很少有人去看他。毛主席说：鬼都不找我。当时我父亲就给主席送些报纸、杂志去，有时还给主席送点药。主席跟我父亲说想要个秘书，我父亲就把叶子龙推荐给了主席。主席身边的好多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我父亲考察后送去的。叶子龙一直跟到主席去世，还写了一篇回忆录叫《我的老上司李克农》。
１９４１年回到延安后，毛主席亲自请我们全家吃饭。那一天，我和二姐李冰都去了。席间，主席问我姐姐：“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吗？”我们都说不知道，主席笑着说：“你父亲是个大特务，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我们兄弟姐妹几人都回到枣园看望父亲、母亲。当时我们为了一个政治上的问题进行争论。中央党校校长邓发正在我们家玩，听了我们的争论感到很有意思。由于争论不分上下，我们就请邓发评判是非。邓发说让我先发言。我姐姐说，他还不是党员呢！邓发说那就请“非党人士”先发言。就这么一件事情，不知怎么传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在一次舞会上，毛主席和我二姐李冰跳舞时就问，你们家那个“非党人士”在哪儿呢？后来又传到我父亲那里，他就想，家里怎么有一个“非党人士”？他还以为我以“非党人士”自居呢。其实，我感到很丢人。他们都是党员，我不是。我当时才１６岁，不到入党年龄。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身边，批评教育我说，你是什么“非党人士”？你是共产党的儿子，你走到哪里，哪里的组织就是你的父母。你有什么事情要找组织，要靠党，不要依靠父母，要老老实实做人，不要攀比，靠自己奋斗。不要做墙上的芦苇随风倒，不要做“客里空”式的人物。这些话对我教育非常大，我也牢牢记在心里。
李力：１９３７年，我父亲以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队军官的身份，回芜湖老家看看。那时我家欠的债很多。我大姐一开门，还以为是要债的呢，赶快把门关上了，回去给祖父说：“爷爷，爷爷，要债的来了，你快躲起来吧。”后来，祖父一看才知道是儿子回来了。我大姐十几岁了还不认识父亲，什么模样也不知道。那一时期，我们就知道父亲是共产党，是好人。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是赤匪，我们都不相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很好，许多单位都有苏联专家指导工作。中苏情报合作是件大事，双方都很重视，父亲亲自参加谈判。本来这是好事，可是有些苏联专家以老大自居，指手画脚，不但瞧不起中国的情报工作，而且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企图掌握我们党的关系。毛主席专门找我父亲谈话，希望从大局出发，无保留地向对方交底，哪怕脱了裤子，也要让人家看够。父亲理解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但仍然坚持情报工作的保密原则，向毛主席说：“裤子、背心都可以脱，可总还要留条裤衩吧不然太难看了。”他的观点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但也引起了苏方某些人士的不满。
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父亲与几位同志取道苏联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对方不顾外交礼仪，只派机场旅馆的一个职员出面接待，而且不准打电话，不准越过旅馆５米远的栏杆，饭食也很低劣，故意让父亲难堪。随行工作人员都很愤慨。父亲心知肚明，不理会对方的小动作。若干年后，周总理得知此事，十分惊讶，同时对我父亲宁可忍受对他个人的无礼，而顾全大局的精神表示称赞。
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反倾向斗争和清洗政策的影响，我党在苏区以及在延安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有“肃反”扩大化的失误。对此，徐向前元帅说：“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李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发动了所谓“抢救”运动，使许多同志蒙受不白之冤，逼供信的情况相当严重。我父亲分析情况后，认识比较清醒，虽然不好公开顶撞康生的错误，但也没有把“被抢救者”当作犯人来看待，而是实行了“四边”政策：边工作、边学习、边劳动、边审查。
有一次，我父亲等被毛主席叫去谈“肃反”要注意纠偏问题，指出不实口供一害自己二害革命，要他们“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毛主席要他们立即展开甄别、平反工作。
我父亲等被毛主席会见的事，康生很快知道了。甄别工作没让康生负责。我父亲忠实地按毛主席的指示积极进行甄别工作，近千名被“抢救”的“失足者”，得到甄别，真正的特务只有三四个。这个结果，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康生的那套“审干”、“抢救失足者”的做法是错误的。
我父亲还出于工作的需要，将许多“重点抢救”的对象留在了社会部。后来他们成了情报战线的骨干。康生认为这是我父亲故意给他难堪。
在延安，我父亲兼任着西北公学校长。他把受审查的几十名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设立文娱科，由汪东兴同志负责。还成立了一个文工团，组成了秧歌队。１９４４年元旦，秧歌队扭着秧歌走进延安枣园的广场。毛主席当场高兴地为这支秧歌队起名，叫枣园秧歌队。同年夏秋之际，枣园文工团排演了苏联话剧《前线》，在延安演出多场，轰动一时。
李伦：我父亲和潘汉年一起共事十几年，他对潘汉年很了解。潘汉年先是被定性为内奸、叛徒之后，再搜集他的证据材料。我父亲按照中央指示找证据，当时很难办，但他在强大的压力下，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冒着很大风险，提出了五条反证的材料，写出了不能证明其为内奸的报告。１９７８年以后，陈云同志力主为潘汉年平反，当时我父亲写的这五条反证意见起到了重要作用。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毛主席亲自点将，李克农担任中朝联合代表团的第一线指挥，并担任中共方面的党委书记。李克农还御强扬威日内瓦，扩大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李力：我父亲从１９５１年７月到１９５４年３月在朝鲜，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以致哮喘病加重，心脏病复发。周总理派伍修权同志去替换他的工作，他却提出“临阵不换将”，坚持到谈判结束。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我父亲与代表团的中国和朝鲜同志一起，一次次粉碎敌人的阴谋，终于达成朝鲜停战协议。朝鲜最高人民委员会授予我父亲一级国旗勋章。
１９５４年４月到７月，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了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日内瓦会议。我父亲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在代表团的筹组、材料预案的准备和各方的协调等方面，并协助周总理在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这两个主要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不可动摇的大国地位。
建议我们党史研究部门应该把长期以来党在隐蔽战线、统一战线、外交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好好介绍、搜集整理，给后代留下清晰、公正、客观而真实的资料，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现在熟悉情况的老人越来越少，再不抓紧搜集整理，将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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