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见，对我祖父的影响很大。几天后，祖父抱病去见傅作义将军，在说明来意后，傅作义略微沉吟一下说:"您是旁观者清，今天抱病前来，我很感动，咱们好好谈谈！"并告诉祖父，他也和中共代表接过几次头，却均因不得要领而回，他正为此发愁，请祖父帮助想些办法。

　　祖父这才知道在他见傅作义将军之前，傅曾两次派人与中共谈判未果。祖父经过分析，又与王之相进一步深谈此事。再次找了傅作义将军。当时傅作义告诉祖父他已做了应变计划:一是把全部军队撤到江南；二是固守平津；三是放弃平津，退保察绥。傅作义说:"谈判不成，那就打吧，还能怎么办？"祖父给他分析了目前的局势后，傅作义将军思想上矛盾重重，来回在屋里踱着步，突然回转身:"大哥，叫你说我简直没有办法了！"祖父此刻知道傅作义没把他当外人，也是真心希望处理好此事，便说:"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还能再活几个60岁？蒋介石消灭异己，壮大嫡系，永远也不会改变。你傅宜生不能做一个历史罪人，我看你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接来，他和中共的关系好，又有威望，是个文人，主意多，比咱俩谁出面都好。"

　　傅作义茅塞顿开，以拳击掌道:"对，好主意！"当晚就派飞机赴榆林接来了邓宝珊将军。邓宝珊将军到北平的当天晚上，祖父以给邓接风洗尘为名，邀请傅作义将军、邓宝珊将军在家中商谈了具体的办法。

　　过了两天，我祖父请王之相和邓宝珊将军到家中，经过一番介绍后，祖父对王之相说:"邓将军已来北平两天了，和傅将军谈过两次，谈得很痛快，问题都谈到了，也说到你们的意见和希望，现在请邓将军谈谈。"随后邓宝珊将军说:"我和傅将军进行了两次深入交谈，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为了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古都文化古物，都必须和平解放北平，避免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空前的浩劫。傅将军表示，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国内战争又打了三年，元气大伤，再打下去怎么得了。只是当前的处境，面临的问题，不能不审慎考虑……"另外，邓宝珊将军也谈了傅将军的一些顾虑。王之相态度坚定地说:"请邓将军放心，也请转告傅将军，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贯的，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信守承诺的！"同时也就其它问题一一做了分析探讨，

　　大家谈得很融洽。

　　这时王之相似乎看出祖父有些疲劳，就对祖父说:"马将军抱病为此事而努力，实在让人感动。同时我也很抱歉，打扰已久，还请您多注意身体。"我祖父听后，很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也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们谈得好，事情就能解决得好，不必为我分心。"

　　据我大姑回忆，王之相还叮嘱大家:"这是非常时期，提醒大家提防特务，注意安全。"实际上当时的情况确实非常复杂，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傅作义将军的另一位老朋友、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先生因对打内战持消极态度，1948年被蒋介石免职。何思源先生多次规劝傅作义和谈并坚持在北平公开倡议和平，发起了和平运动，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拥护。国民党特务们便在何宅房顶埋藏了定时炸弹。随着两声巨响，夺去了何鲁丽胞妹的生命，其家人遭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但这并没有吓倒何思源先生，反而更加坚定了保卫古都的信念。两天后他作为北平的11位代表之一，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为这座王朝古都回到人民手中作出了贡献。

　　天津解放后，北平已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城内炮声清晰可闻，国民党官兵风声鹤唳，一日数惊。

　　1949年1月14日，邓宝珊将军受傅作义将军委托偕周北锋、刁可成前往通县与解放军会谈。谈判很快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由邓宝珊将军代表傅作义签字。

　　1月17日，邓宝珊将军一行返回北平。我祖父即嘱蔡运升转告王之相"已经决定和平解放北平，叫你放心。傅、邓二人明晚还要见你"。

　　次日，在邓宝珊将军家，我祖父将王之相和蔡运升介绍给傅作义将军。傅作义将军说:"王教授和蔡交涉员对办理外交事物都是有经验的，我们很钦佩。你们忧国忧民，关心时局，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现在已经决定和平解放北平，大家见面谈谈，请你们放心。"王之相说:"傅、马、邓三位将军早已看到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国内战争打了三年，再打下去是不行了。现在响应和平号召，停止内战。这是爱国爱民的重大贡献，我们和北平市民万分感激。"傅作义将军说:"大家都应当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座几个人一起会心地笑起来。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市民涌向街头欢庆北平和平解放。

　　祖父的欣慰与憾事

　　北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信守十四条，特别是对傅作义将军真诚相待，我祖父很受感动。当时他天天盼着来报纸，来了就让我大姑马玉文或大姐马志清给他读报，听到高兴的地方就感慨地说:"咱们国家现在行的才是正道，过去中国受外国欺负，这回租借地都收回来了，社会安定，欣欣向荣，真是好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不忘我祖父这位抗日时期的老朋友。1950年6月初的一天，毛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主席请祖父参加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此时，祖父已是癌症晚期病卧在床。

　　政协开会的前一天，家里又接到毛主席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询问了祖父的病情，并说:"如能参加会议便派专车来接。"祖父回答:"试试看，如果吃上药能挺两个钟头就去参加会。"结果因病痛的折磨，这次会议祖父没能参加。

　　在病床上祖父常常念叨:"抗战时我没能带领子弟兵打回东北老家去，这次又没能参加政协会议，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是我终生的两大憾事呀！"。

　　1950年11月底，祖父因病去世，终年65岁。